在月刊《自由主义论坛》里，罗斯巴德不断表达他对“老电影”或“真实电影”的怀念，这种电影的特点是情节紧凑，中心人物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情节从有目的的行动以及行动所引发的冲突中合乎逻辑地逐步展开。罗斯巴德对好电影的标准在于他称之为黄金时代的三四十年代。他写道，“正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飘》、《白雪公主》和《贵妇失踪记》（The Lady Vanishes）”。他曾一度声称，《瘦子》（The Thin Man）系列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愉快的电影。
罗斯巴德毫不掩饰他对“不按逻辑发展的”电影的反感，即“不管是在哲学、情节、连续性还是摄影方面，影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作品。新电影假定个人是没有目标的；相反，他们对同样随机发生的事件却做出机械而随意的反应。
但是，如果没有目标，那就不可能有情节发展。此外，正如罗斯巴德在1976年指出的，“观众不可能认同他们，也不可能关心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谁会在乎随机反应机制呢？”如罗斯巴德在1973年评论的：“电影阵线所面临的敌人不是加利福尼亚色情片之王；打个比方，我们要誓死搏斗的不是《深喉》（Deep Throat）的制作人，而是伯格曼、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真正淫秽的不是快乐有趣的《女学生》（School Girl），而是《朱丽叶与魔鬼》（Juliet of the Spirits）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这类畸形作品”。
难怪罗斯巴德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影片的矫揉造作。在谈到根据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狂澜》（Deliverance，1972 年）时，罗斯巴德指责导演约翰·布尔曼（John Boorman）选用“业内最古老的把戏：如果你想让一部电影看起来很深奥，而你又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把动作拉长，让摄影机无休止地停留在每个场景上，并把镜头对准每个演员的脸，让他痛苦地挣扎着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陈腔滥调。换句话说，如果你把电影拍得足够沉闷，它就会为我们这些容易受骗的电影观众——尤其是容易受骗的影评人——带来深邃的云雾”。影片中四位勇敢无畏的划独木舟者全都没有事先绘制过危险河流的地图，这让罗斯巴德不禁要问：“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白痴？”
《不结婚的女人》（An Unmarried Woman，1978 年）则是另一部糟糕的影片。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叫艾丽卡的女性在丈夫出轨离开后，她必须独自“应对”一切。罗斯巴德写道：“天哪，数百部旧文化时期的电影塑造的女性形象比吉尔·克莱伯格（Jill Clayburgh）饰演的艾丽卡要独立十倍、聪明百倍。想想那些由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等人出演的电影吧！”
其他新电影也遭到了同样的批判。罗斯巴德认为，《摩根》（Morgan，1966年）和《豪门怪杰》（The Ruling Class，1972年）就是这种无知的范例，前者讲述了一个被抛弃的丈夫及其所做的古怪的恶作剧，后者则是一部喜剧片，讲述了英国的一个继承人将自己与救世主混为一谈的故事。《力争上游》（The Paper Chase，1973年）这部影片讲述了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所承受的压力，但也存在“散漫、迂回、缺乏条理”的问题。《黛西·米勒》（Daisy Miler，1974年）简直就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那种“没完没了、喋喋不休、毫无情节的故事”的典型代表。《纳什维尔》（Nashville，1975年）便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无厘头抨击右翼意识形态和弥漫至美国腹地大部分地区的乡村音乐。
性革命对罗斯巴德的影响甚微。《洗发水》（Shampoo，1975年）非但没有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深刻”的阐述，甚至都没有莫里哀（Molière）讲述复辟时期戏剧中所体现出来的机智。这部电影讽刺了南加州，故事围绕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饰演的理发师和他那些吹毛求疵的女顾客而展开。罗斯巴德认为，电影中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漫不经心地吼出粗俗下流词，这类对白“一般介于平庸和不成熟之间”。罗斯巴德在评论《荣华富贵》（Rich, and Famous，1981年）时，认为影片讲述两个“性解放”思潮下的女性的故事很空洞，也不存在对白。他写道：“至少一场蕾丝边的戏可以缓解一下影片的单调。”
罗斯巴德通常不喜欢寓意类电影。《往日情怀》（The Way We Were，1973年）让人一下子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电影。在犹太裔政治活动家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和她坏脾气的大学生男友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这段恋情中，共产党被描述为“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点强硬”。
罗斯巴德也抨击了《出头人》（The Front，1976 年），理由基本相同。虽然该片的主角是他最为欣赏的喜剧演员伍迪·艾伦，但罗斯巴德认为影片“存有偏见、粗俗不堪、矫揉造作、过于简化、自命不凡、偏于说教，以至于对任何理智的评论家来说都会适得其反”。共产主义者被描绘得如此美好，以至于“上帝原谅共产主义者曾经被赶下台”。
《茱莉亚》（Julia，1977年）讲述了剧作家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欧洲参加抵抗活动，引来了罗斯巴德最严厉的批评。“剔除目前对赫尔曼的崇拜，剔除模糊的左翼主义，剔除赫尔曼在关键时刻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事实，那么《茱莉亚》永远不会走出制片厂”。
罗斯巴德并不是狭隘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如果他认为一部左翼影片从电影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他就会认可这部影片。他承认，《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年）是“一部左翼自由主义的寓意影片”，但“拍得很精彩，很有力量，人物高度亢奋，目的明确，冲突重重”。同样，《Z》（Z，1969年）和《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 年）也表明，左翼意识形态并不会使一部电影失去成为上乘之作的资格。
当然，罗斯巴德也为自由主义题材的电影喝彩。他称《永不让步》（Sometimes a Great Notion，1941年）是“一部粗犷、英勇、个人主义明确的影片”，电影的特色是主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对抗工会的暴徒。同样受到好评的还有《势不两立》（Walking Tall，1973年），该片讲述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布福德·普瑟（Buford Pusser）从农民变成警长后在田纳西州的乡村地区与私酒贩子和不法赌徒斗智斗勇。罗斯巴德认为《国王迷》（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1975年）是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多年来执导的最佳影片。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蕴含着自由主义的寓意：征服卡菲里斯坦的人最后被权力的傲慢所毁灭。
罗斯巴德也喜欢以公开反国家为主题的电影。他称赞揭露“水门事件”的影片《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认为该片指出“万恶之源在于政府”。《凶兆》（The Omen，1976年）也是如此，该片讲述了一个家庭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收养了一个反基督的婴儿。罗斯巴德喜欢证实神学预言，即反基督者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政府，当“恶魔之子”投入肯尼迪式美国总统的怀抱时，他看到了这一预言的应验。
八十年代出现了更多的自由主义电影。《并无恶意》（Absence of Malice，1981年）是一部“粗犷犀利的电影”，“直言不讳地支持公民自由论者、反对联邦调查局、反对揭发丑闻的媒体，还有点支持黑手党”。《大审判》（The Verdict，1982年）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该片讲述了一位律师与“当权者一贯用来背叛真理和正义的法律花招和技术性细则”勇作斗争。罗斯巴德在《天狐入侵》（Red Dawn，1984年）中发现了自由主义的主题，影片讲述了苏联共产党入侵美国中部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一部令人愉快的青少年传奇片”，它颂扬的不是国家间的纷争，而是“伟大的激进自由主义军事分析家查尔斯·李将军两个世纪前就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游击冲突”。
不过，在罗斯巴德看来，那些强硬的寓意影片难免存在缺陷。《真正的忏悔》（True Confessions，1981年）讲述了一对爱尔兰天主教兄弟卷入教会腐败的故事，该片的优点在于它没有展开公开的论战。在罗斯巴德眼中，《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1981年）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讲述了两名英国奥运选手的故事，但他也注意到，该片颂扬奉献精神和个人品格等传统价值观，反对偏执的当权派和英国政府。
就演技而言，罗斯巴德的赞誉就不多了。他钦佩的几位演员包括戴安娜·里格（“她总能将美貌与高超的演技完美融合”）、加里·库珀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后者在《洛奇》（Rocky，1976年）中扮演一位“具有感人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英雄”。
不过，罗斯巴德对演员的评价可能比较严厉。1972年，他表示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是“过去二十年来最被高估的演员之一”。罗斯巴德写道：“他演戏时总是抽动身体、摇头晃脑，演过头。......即使在《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这部优秀影片中，他的抽搐和颤抖也预示着前途不妙”。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一直以来都是最差劲的演员之一：他的表情总是在乖戾和古怪之间变换”。劳伦斯·奥利维尔（Sir Lawrence Olivier）“总是过度表演和演过头，尤其是在他明显觉得配不上他的作品中”。
某些女演员也是如此。1973年，罗斯巴德在谈到艾丽·麦古奥时写道：“麦古奥小姐从不会演戏。”1975年，谈到歌蒂·霍恩（Goldie Hawn）时写道：“霍恩小姐即使不努力演戏，也会让人觉得她是个笨蛋。”（罗斯巴德确实称赞了霍恩在《小迷糊的情泪》（Swing Shift，1984年）中的表演，该片讲述了二战大后方两名女工的故事。他称这部电影是“年度最佳影片——献给迷失世界的可爱情人节礼物”）。朱迪·嘉兰（Judy Garland）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歌手和演员之一”；她的女儿丽莎·明尼里（Liza Minnelli）则是“笨拙的令人难以置信”。
罗斯巴德的优势在于他无所顾忌。他不愿欣然忍受蠢蛋。他并不刻意地宣扬他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而是用美学标准来评价他观看过的大多数电影。很少有哪种形式的文章更能彰显罗斯巴德高超的幽默。事实上，就风格而言，人们可以在这些影评中找到他最好的文章。
令人遗憾的是，罗斯巴德并不频繁发表影评，人们渴望恢复每月发刊一次的《自由主义论坛》。他对冒险片的热爱会延伸到《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年）吗？他对左派电影的反感会延伸到《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1981年）、《爵士年代》（Ragtime，1981年）和《丹尼尔》（Daniel，1983年）吗？他会如何评价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81年）或《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1982年）中的表演？他的反战态度是否会让人对《加里波利》（Gallipoli，1981年）、《驯马手莫兰特》（Breaker Morant，1981年）和《甘地传》（Gandhi，1982年）产生共鸣？他对《星球大战》和《洛奇》续集的看法会和对原作的看法一样吗？詹姆斯·邦德系列的新电影呢？他是否会认为《富贵逼人来》（Being There，1979年）是彼得·塞勒斯主演的最出色的电影？
在所写的影评中，罗斯巴德显示出自己是美国最敏锐、最幽默的社会评论家之一。电影世界需要他更多的批评。
完结
本文出自Man, Economy, &Liberty：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Edited by Walter Block &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作者：贾斯特斯·D.德内克（Justus D. Doene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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