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技术竞争背后的逻辑：政治是主人，技术是仆人 | 新书推荐《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深度修订版）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ChatGPT等技术不断涌现，新一轮产业与技术革命呼之欲出。2021年底，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发布了《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对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S.）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技术领域挑战美国优势地位。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又签署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应对外部世界竞争，强化美国芯片制造能力，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日益强调加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致力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大技术变迁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再度显现。

长矛、枪支、帆船以及书本等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十七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终结，推动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技术进步成为国际体系转变和新式政治组织出现的动力。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报纸的出现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也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十九世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离不开汽船、铁路、电报等新兴技术的支撑。随着技术进步，战争对技术的依赖也逐渐增强。战争成为技术的竞技场。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物理学家的战争。在冷战期间，核技术提供了足够的“惩戒”，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制约下，军事冲突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政治进入了“以防御占优势”的时代。核武器的出现有力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关系。冷战结束后，不少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兴技术领域。他们开始关注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扩展，以及切断网络连线等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

上述研究大多关注技术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事实上，随着大国竞争强度的周期性变化，重大技术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趋势在二战以后尤其明显。

技术进步充满不确定性。技术进步比较缓慢的时候，大多数技术进步呈现渐进创新的特征；而当技术进步呈现爆炸性突破时，诸多创新则更多是激进创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尼茨（Simon Kuznets）指出：“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那些人类知识的重大突破。划时代的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

每隔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就会呈现出一次技术革命。在国际关系史上，同样存在周期，其中最吸引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大国权力转移的周期。

资料来源：根据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7， p.40修订

如表所示，在21世纪之前，国际关系史上，新兴大国崛起，守成大国相对衰落，世界政治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推动了电子革命的出现，带来了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集群式的涌现。在军事技术上，美国也实现了阿波罗登月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跨越。在苏联，尽管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其技术成就也相当显著，在人类技术史上成绩斐然。苏联不仅自主研制出了核武器，还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送入太空。在日本，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日本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的意义日益显现。日本逐渐提高了各个高端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如机器人、半导体芯片、微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级材料以及超导、激光、光纤等。在1985年，英特尔公司从动态随机存储器业务中退出。1985年春天，面临日本的竞争，美国半导体公司裁员数千人。英特尔的总裁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发出警告：硅谷即将成为日本的技术殖民地（techno-colony）。而在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政府还致力于建设创新性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从2012年到2021年十年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2位。

如果有人问：在未来五十年的时间里，是否会出现技术革命？如果会，那么技术革命最可能出现在哪些国家？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琪轩的回答是：会出现技术革命这样的重大技术变迁，而且中国会是其中的重要引领者。

这一回答有何依据？

《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从国际关系史和科技史出发，探讨重大技术变迁背后的驱动力。

《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

黄琪轩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9月

ISBN：978-7-5426-8570-4

本书主要理论创见：重大技术在历史上的周期性变迁为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兴衰起伏所牵引。新兴大国会崛起，守成大国会衰落，世界政治领导权会更替。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此时世界政治中的守成国与崛起国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推动重大技术革新。基于安全考虑的大规模资助与采购使得突破技术瓶颈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致使权力转移时期成为孕育重大技术变迁的关键时刻。

本书经验证据部分：重点关注二战以后美国面临的三次崛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迅速崛起，在三个不同时段，无论是崛起国（从苏联、日本再到中国）还是守成国美国，尽管取得的技术绩效有异，但都出现了权力竞争造就的重大技术变迁。本书也关注国际关系史上的“无核时代”，即近现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展示出本书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有核时代”，同样也适用于“无核时代”。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国技术竞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主要著作有《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等。

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是一本研究国际政治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著作，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启示性的观点。国际政治与技术进步是相互影响的，了解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有助于读者判断当下国际技术竞争的走势。此书得以再版必将助推学界深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技术进步问题。

——阎学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技术变迁不仅是探讨国家兴衰的主题（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更是理解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国家安全的回归以及各种反体系运动的兴起，技术变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主题。《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从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国内制度基础、技术转移的国际合作、技术竞争的国家安全考量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关于技术变迁如何影响国家间权力关系方面非常难得的上乘之作。

——王正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校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博雅特聘教授

黄琪轩教授在本书中试图展示大国竞争与技术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国竞争是世界技术变迁的重要驱动力, 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往往是技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不仅领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显著推动了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而且大国政治也反过来刺激了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换句话说，不仅技术塑造世界政治, 世界政治也塑造重大技术变迁。对于任何希望系统了解人类近代史上大国竞争与技术中心转移的学者，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文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在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权力变迁的过程中，占据技术制高点已成为大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这本书通过分析和解读上述主题，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以及大国竞争的本质。

—— 朱天飚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社会学系教授

技术变迁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既包括技术变迁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又包括国际政治对技术变迁的作用。黄琪轩教授的《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在后一方向上做出了原创性的研究。这本书基于清晰的逻辑辨析和丰富的历史案例，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重大技术变迁背后的国际政治动力。 

——田野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表序

图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技术对世界政治的塑造

第二节  周期性的技术与权力变迁

第二章  领导国、崛起国及其技术竞争

第一节  大国及其技术特征

（一）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

（二） 大国与小国的技术进步模式

第二节  霸权兴衰与权力转移

（一） 霸权稳定论与国际市场

（二） 权力转移理论与预防性战争

（三） 动态的现实主义

第三节  二战后的领导国与崛起国

（一） 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

（二） 世界政治中的崛起国

第四节  相对收益、相互依赖与技术

（一） 经济现实主义与相对收益

（二） 相对收益与大国技术

（三） 相互依赖与技术变迁

第三章  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动力

第一节  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来源

（一） 人口地理因素和技术进步

（二） 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

（三） 市场结构、供给需求与技术进步

第二节  技术进步的政治来源

（一） 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与技术变迁

（二）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技术变迁

（三） 预防性动机与技术变迁

第三节  国际竞争与技术变迁

（一） 大国政府介入技术的能力与意愿

（二） 政府作为技术的资助者与采购者

（三） 政府介入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四） 可能观察到的系列变化

第四章  权力转移与苏联技术变迁

第一节  苏联权力增长优势与美苏经济调整

（一） 苏联赢得权力增长优势

（二） 美苏对安全环境的评估

（三） 停滞的美苏贸易

（四）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分歧

第二节  美苏竞争与苏联技术调整

（一） 苏联自主研发意愿的增强

（二） 苏联政府介入技术发展及其成就

第三节  苏联相对衰落与美苏贸易政策

（一） 苏联丧失权力增长优势

（二） 变化的美苏安全与贸易

第四节  苏联技术路径的转向

（一） 苏联技术自主性诉求降低

（二） 苏联技术政策调整

第五节  苏联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五章  美日竞争与日本技术变迁

第一节  美日同盟下日本的技术发展

（一） “贸易国家”成长的地缘政治

（二） 日本出口推动技术成长

第二节  日本赢得权力增长优势

（一） 崛起的日本对美国的冲击

（二） 美日间的冲突与摩擦

第三节  改变的日本技术轨迹

（一） 日本加强了技术自主性的诉求

（二） 日本拓宽了研发范围

(三) 日本加强了军事技术研究

第六章  崛起的中国走向“自主创新”

第一节  建国后安全环境与中国技术政策

（一） 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自主

（二） 中美关系改善与中国技术政策调整

第二节  崛起的中国及扩大的世界影响

（一） 不断上升的中国影响力

（二） 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预期

第三节  崛起的中国与美国的技术限制

（一） 中美两国对彼此的认知

（二） 中美两国对安全形势的判断

（三） 美国加强对华技术限制

第四节  大国竞争与中国“自主创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安全与技术

（二）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

（三）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举措与成效

第七章  战后美国霸权战略与技术变迁

第一节  美苏竞争下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

（一） 美国对挑战国技术进步的敏感性

（二）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兴起

（三） 美国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兴建

（四） 美国高校和基础科学的发展

第二节  美国政府作为科研资助者

（一） 美苏竞争时期美国政府对半导体的资助

（二） 美苏竞争时期美国政府对计算机的资助

第三节  美国政府作为科技产品的采购者

（一） 政府采购半导体和晶体管

（二） 政府对计算机、软件的采购

（三） 政府采购机床与飞机

第四节  政府介入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第五节  日本、中国崛起与美国技术

第八章  欧洲与古代中国技术变迁的历史透视

第一节  工业革命前的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

（一） 葡西的霸权争夺与技术变迁

（二） 荷英霸权争夺与技术变革

第二节  大国竞争与两次技术革命

（一） 英法霸权竞争与第一次技术革命

（二） 德国对英国的挑战与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技术变迁

（一） “李约瑟”之谜的政治经济

（二） 国际竞争与技术变迁的历史比较

第九章  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权力转移如何容纳相关学说

（一） 地理与人口解释的漏洞

（二） 制度与其他解释的局限

第二节  大国的技术进步模式与技术观

（一） 大国技术进步模式不同于小国

（二） 权力转移影响下的技术观与发展模式

第三节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政府作为高新技术的资助者和采购者，对技术成本并不是那么敏感；相反，在安全驱动下，政府却对产品的性能相当敏感，这有利于提高技术产品的精度。同时，政府资助与采购也比较集中，这有利于技术瓶颈的突破。因此，政府的介入，尤其是政府资助与政府采购，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以往技术瓶颈的突破，推动了重大技术变迁。从美苏权力转移时期，美国政府推动重大技术变迁的诸多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的机制。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政府不断强调技术的精确性。当时的决策者执迷于高科技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确保产品绩效。此时国家安全的计算大于经济理性的计算，政治账重于经济账。在安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为满足军事任务需求，如战斗灵活性、战术优越性以及战略反应与控制，美国政府对当时高端技术性能相当重视，而对技术成本却不太在意。自美国国防部成为美国机床业最大买主以后，机床业对其他买主削减价格的要求就不那么敏感了。政府对精度的要求，促进了美国精加工的发展。

在国家安全考虑下，美国政府对精确性的要求达到相当严格的地步。1962年，美国飞往金星的“水手一号”火箭爆炸，这是由于助推器的控制程序“漏掉了一个字符”。核弹和载人航天的导航代码只要出现一次错误，就会导致整个任务失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来应对挑战，来提升软件的可靠性。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导弹的雷达系统平均5—10小时就会出现一次故障。美国在越南战场发射的导弹，有66%出现了故障，只有9.2%能击中目标。美国军方加强了晶体管制造的技术水平并将两个晶体管和激光传感器配置到了高精度的炸弹中，制成了精准打击武器。

美国空军在研究高性能战斗机的过程中，对飞机部件的加工提出极其精密的要求。新型飞机的各种复杂部件只允许有极小的尺寸误差，而传统加工手段却难以满足如此严格的要求。因此美国军方耗费巨资鼓励技术人员研发远程控制技术，以彻底消除“人工误差”与不确定性。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数字控制系统的研发得到大笔资助。当事者回忆说，“当时人们对精确性的狂热达到了极点；人们要求技术必须达到极尽所能的精度，要求部件达到的精细程度比现在高十倍乃至二十倍。任何设备，只要在精确性方面出一点点差错，人们就会认为它不值得尝试。”政府对飞机生产进行更为严密的控制，以满足军事要求。当时飞机飞行前的生产设计所耗费的时间是以前的二十七倍；技术人员比重从1945年的9%提高到了1954年的15%；管理人员的数量则增加了近一倍。正是在美苏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精确性的要求，促进了美国技术往高端、精加工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少数高校和企业能够承担如此精密和严苛的科研和生产。在国家安全的驱动下，美国政府集中资源进行资助与采购，这样的集中投入为突破以往的技术瓶颈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政府对高校、企业的资助和产品采购相当集中。如在1950年，超过90%的联邦研发由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Agency）控制。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仍控制了美国研发经费的一半以上，超过50亿美元。这种对研发资源的集中控制为政府进行集中资助提供了便利。例如，有研究者强调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防政策强有力地集中在一些地区，例如硅谷，推动了美国新兴创新中心的崛起。同时，政府集中掌控的资源也密集投向一些资质较高的大学与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支出翻了两番以上。到1960年，联邦政府在学术研究和大学附属研究中心花费了近10亿元。如此巨额的投入集中到了美国的主要大学，其中79%的资金投给了20所大学，这些大学包括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等。如果再把上述大学的范围缩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对大学研发资助有一半以上被美国六所大学瓜分。反过来，这些大学办学经费有一半以上是由联邦政府资助。诺布尔的研究也发现：在美苏竞争时期，最大的科研合同承包者都是那些最优秀的大学。19%的大学获得了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二。而美国政府对企业研发资助也是类似状况。据统计，当时，政府科研合同的总额高达10亿美元，而获得这些合同的有200家企业，其中10%的企业则获得了40%的经费。集中的资源控制有利于把资源集中到有限的机构，集中力量克服技术瓶颈，使美国企业和大学的科研有了长足的、标识性的进步。

    晶体管、计算机的研发都是很显著的例子。晶体管在面世初期非常昂贵而且性能不稳定。由于军方需要将晶体管用于飞机、导弹控制、制导、通讯系统和计算机，因此需要改良晶体管性能。美国军方选定了重点企业和院校进行资助。军方通过持续资助，使得晶体管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计算机研发历程也是如此。1950年，美国政府对计算机研发的资助达到了1500万美金到2000万美金，而且资助相当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的旋风计算机项目每年耗资150万到200万。而ERA计算机计划的花费则是旋风计算机的三倍。据保守估计，这两个项目就占到了军方对计算机资助经费的一半，大约耗资1400万到2100万美金。正是资助集中以及集中采购，为以往技术瓶颈的解决和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提供了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美苏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竞争，致使美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研发项目，还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人才队伍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投入。

就人才队伍而言，美国SAGE系统也成为培养软件人才的沃土，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大型数据处理业务的人员中，大概率会找到当年参与SAGE系统开发的人员。如我们所熟知的华人计算机企业家王安，就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国防研发项目培养的产物。当时，哈佛大学的艾肯（Aiken）计划接受美国官方巨额资助，这个项目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王安就是该项目的研究人员之一，他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51年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而王安建立的公司成为美国计算机行业发展史上的主要力量之一。王安只是当时军事研发人员中的一员，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军事科技项目还为美国新兴产业培养了大量的高端人才。美国政府对电子技术产品的采购和生产也带动了电子元件和设备的发展，同时增进了人们对电子技术的认识，培养了一支热爱电子学的队伍。这支人才队伍为新兴产业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私营部门的研发投入而言，由于20世纪50年代军队对电子产品需求过多，使得美国企业对军队的需求过于乐观。这种乐观的估计也促进了各大公司增加了研发金额。有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引导了私人企业研发的支出。大量的美国企业试图通过研发向政府展示自己具有承担军事合同的能力，为了获得政府的订单，这些私人企业乃至会花自己的钱去进行研发。

因此，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美国政府对科研的大规模资助与采购不仅有助于克服以往的技术瓶颈，还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引导了私人企业对技术的投资。

（选自《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第七章“战后美国霸权战略与技术变迁”第四节“政府介入与技术瓶颈的突破”，310-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