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骑图》，元 赵孟𫖯绘
宋代，是中国文人阶层的巅峰时代，耕读传家的文人群体真正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主力，出现了“士大夫”的概念。这一文人士绅阶层的鼎盛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然而1276年元军兵围南宋都城临安后的“临安之降”，使得由苏轼、黄庭坚开创的那个“文人共治”时代瞬间崩塌，南宋士人在这一历史变局中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们的命运抉择，与宋元战争的宏大史诗交相辉映，由此展开了一幅宋元之际的历史画卷。
近日，宋史学者、文史作家孙晓飞新著《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
全景式描绘13世纪中叶中华大地
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革
焦点式勾勒宋亡元兴时代下赵孟𫖯、
文天祥等南宋士人的命运抉择
宋史学者、CCTV“中国好书”得主吴钩做序力荐：
“这本《临安之降》视野之大，聚焦之细，
可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临安之降
——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
孙晓飞 著
2024年8月
上海三联书店
定价：78.00元
ISBN:978-7-5426-8595-7
本书描绘了13世纪中华大地宋亡元兴、“临安之降”的历史变局中，以赵孟𫖯、钱选、文天祥、牟应龙等为代表的南宋士人忠死、孝忍与隐逸的抉择与命运。南宋士人的人生脉络与宋元战争的宏大史诗交相辉映，场景反复切换，人物不断涌现，一部宋元之际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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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𫖯是孙晓飞在书中浓墨重彩的士人代表。身为宋朝皇室宗亲和“元人冠冕”，赵孟𫖯是这一历史变革中最为关键的人物。赵孟𫖯博才多学，品貌逸群，且懂音律，治经学，能诗善文，书画冠绝古今，是一位真正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文化巨擘；赵孟𫖯仕元后，得元朝五任君主的推崇，成为唯一在元朝封公的宋朝普通宗室成员。书中详细介绍了赵孟𫖯的仕宦、交游经历，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辨析，既澄清了历史上对赵孟𫖯政治品性的一些误解，也保留了异议与看法。此外，作者以赵孟𫖯为主线，钱选、文天祥、牟应龙等南宋士人为支线，与忽必烈、伯颜、贾似道等历史人物同频共振，焦点式勾勒出人物真实、鲜活的血肉，共同激荡起时代的火花。
▲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元 刘贯道绘
书中，作者不仅仅局限于王朝衰亡史或士人小传的传统视角按部就班地呈现历史细节，而是以民族融合、文明互鉴的文化视域和大历史观，正视元王朝对于构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加速推进民族融合的进步意义以及元王朝国家体制建设的深远影响，并发掘出新的历史文献、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观点。《临安之降》中的这种文化递进观和民族融合观，可以说是对西方和日韩史学界长期炒作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质疑中华文明持续性、否定中华文明无间断论、质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回应，具有突出的文化史价值。
当我们惊叹宋代的繁华，醉心于南宋临安“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痛心于“临安之降”后如梦繁华的终结时，本书或许会通过南宋士人的抉择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苏轼、黄庭坚的那个“黄金时代”在临安之降后究竟是彻底落幕了，还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产生着影响、焕发着生机。
目录
序 如梦繁华，如梦易醒（吴钩）
第一章 宋室宗亲——赵孟𫖯的高贵谱系
第二章 少年到青年——赵孟𫖯的前蒙古时代
第三章 强邻环伺——最坏时代的最好宋朝
第四章 从“恐怖蒙古”到“宽厚蒙古”
第五章 隐——赵孟𫖯的遗民生活
第六章 吴兴：经学成就的八俊之名
第七章 文天祥和弟弟：杀身出仕皆成仁
第八章 走向大都的最后之路
第九章 管道昇：羁旅之中的知音陪伴
第十章 忽必烈身边的天纵之才
第十一章 荣际五朝——赵孟𫖯的政坛风云
第十二章 皈依佛教的晚年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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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书摘
节选自第七章
面对劝降，怒目而视的文天祥，在对除己以外之人的仕元态度上，表现出难得的宽容。
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历史学家姚大力先生说：“文天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是要保护汉民族么?其实他只是一种‘遗民’立场。遗民立场主要有以下的要求和特点：1.不在新的朝廷做官；2.不要求从事敌对活动；3.此身份仅限于在旧朝廷做官的人；4.身份不遗传。”
姚大力先生的意思是说，认可别人的政治态度及生活方式，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方式和态度，并非是文天祥的宽容，而是当时的一种常识。
文天祥只是遵从常识而已。
美国学者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谈及遗民问题时，同样明确指出，遗民“及身而止”，即只局限于自己，不要求别人，其身份更不传续于后代。
许多今人缺乏这样的常识，所以在谈及文天祥兄弟时，才会有许多误区。
所以有必要再来说说上面提及的“三仁”。
“三仁”典出《论语·微子》，孔子有感于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至诚恻怛之行，赞叹说：“殷有三仁焉。”商末，比干谏纣王不成，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远走他乡，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微子，也是商末贵族，多次劝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于是同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怎么办。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
微子觉得箕子说得对，就远离纣王逃到他自己的封国“微”。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祭器，来到武王军门前，左牵羊，右把矛，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周武王很感动，“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
后来，周公以成王命封微子国于宋，即今商丘一带，微子成为宋国国君、始祖。
孔子“三仁”之意，指的是比干杀身以成仁，谓“仁”也；箕子远遁为遗民，亦为“仁”也；微子忍辱居于微，待时机成熟，再重出江湖，终成宋之君主，更是“仁”也。
三条不同的道路，都是仁者所为。
杀身者，以身成仁；远遁及立国者，均以传续殷商一脉成仁。
三人若都似比干，虽得一时痛快矣，却会亡种灭族，无后嗣留传，虽有仁义之名，又有什么用呢?
最重要的还是一脉香火能够存续下来。
元朝的刘将孙在《养吾斋集》中记述，文天祥曾经给弟弟写信，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算是对自己的“三仁”之喻做了详细的解释。
三个兄弟，各得其仁，人生之至善也！
具体说来，南宋及元之交，人们对忠、义和仁的理解，与今人有很大不同。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待文天祥以及宋遗民，还有选择其他政治态度的人，可能会更客观，也更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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