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分别源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继受于我国债法体系中。二者同作为预期不履行情形下的救济制度，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在适用情形上存在交叉关系，需进一步厘清适用范围。预期违约属于违约责任制度，其适用不以合同履行顺序为前提，重点考察主观上的履行意愿，可据此解除合同。不安抗辩权为抗辩权的一种，重点考察客观上的履行能力，仅有中止合同履行的效果。二者的衔接在交易效率及秩序稳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作为衔接条件。
一、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交易类型的多样化，合同以其完备的法律规范，以及对意思自治的保障，在商业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各国建立了相应制度来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便是其中两项重要制度。两者皆着眼于合同履行阶段，预期不履行情况下的救济制度。其中，预期违约主要关注合同一方在履行期到来前的违约行为；不安抗辩权侧重于合同一方在对方出现履行能力问题时的抗辩权利。两种制度在价值取向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适用情形方面存在交叉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适用范围。如何进一步完善两种制度的体系协调，对于合同法理论的完善，司法实践的指导，以及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概述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分别来源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种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均有体现，具有一致的目标价值。我国债法体系中，关于预期不履行的救济兼采两大法系的制度，共同构成我国独特的制度体系。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法律性质、适用范围、构成要件等方面均有差异，无法互相替代。
预期违约属于违约责任制度，在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578条中，分别对预期违约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违约责任进行了规定。通过上述条文，预期违约的概念可概括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从而构成的违约情形。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存在债务；债务未届履行期；拒绝履行，包括明示拒绝、默示拒绝两种类型，分别对应明确表示拒绝、以行为表明拒绝两种情形。
不安抗辩权为抗辩权的一种，在我国《民法典》第527条、第528条中，分别对不安抗辩权行使的情形、具体方式进行了规定。通过上述条文，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可概括为，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而享有的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其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合同应为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履行具有不同时性；先履行义务已届履行期；后履行一方存在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情形。
三、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联系
我国《民法典》中同时规定了预期违约及不安抗辩权两项制度，但关于两项制度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尚存争议。一方面，在制度渊源方面，该两项制度分别源于英美、大陆两大不同法系，且在两大法系中并不共存。另一方面，二者在适用情形及价值目标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都是在一方合同履行期未满前，从客观或主观上表明其拒绝履行或缺乏履行能力，另一方对于预期不履行情况的救济制度。但从制度体系来看，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又分属违约责任、抗辩权的制度范畴，具有根本区别。除此之外，二者的差异还表现在适用条件、适应范围等方面。谢冯飞认为，两项制度具有独立并存的必要性，其认为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各有其适用范围，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不安抗辩应当限定在防御的范畴，而预期违约制度则有积极主张权利的功能。笔者认可该观点，认为两项制度虽有相似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具重要价值，功能上无法相互替代，缺乏任意一项皆无法实现对预期不履行情形的全面救济。
四、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情形及体系协调
（一）合同履行顺序在两制度中的适用
相较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的适用需要以双务合同中履行具有不同时性为前提，且权利主体为先履行方。反之，预期违约不考察权利主体是否为先履行方，即任何一方在发现对方不履行债务时，均可以适用该规则要求解除合同、主张违约责任；即便是后履行方也不必等到先履行方实际违约再主张权利。在我国债法体系的三大抗辩权中，除不安抗辩权外，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皆未包含先履行方当事人未到履行期限拒绝履行情形，即代表如行使以上两种抗辩权，必须以先履行方履行期限届满实际未履行为条件。而预期违约不考察合同履行的先后顺序，给予后履行方主动解除合同的权利，避免了后履行方在等待先履行方履约期满过程中的损失扩大，体现了对合同主体平等的权利保护，也是对抗辩权制度的一大补充。
（二）主客观要素在两制度中的考察
在两项制度的制度设计中，客观上的履行能力及主观上的履行意愿贯穿其中，成为重要的考察要素。通过排列组合涉及到三种情形[对“履行能力”“履行意愿”进行排列组合共有四种情形，其中的“有意愿有能力”不在讨论范围。]，即“有意愿无能力”“无意愿有能力”“无意愿无能力”。在预期违约中，无论是明示拒绝还是默示拒绝，只要对方在主观上无履行意愿，包括“无意愿有能力”“无意愿无能力”情形，无需考察其是否具有履行能力，皆可以适用。在不安抗辩权中，只需考察对方的履行能力，包括“有意愿无能力”“无意愿无能力”情形，无需考察对方是否具有拒绝履行的主观意思。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在“无意愿无能力”情形下，为两项制度的交叉地带，先履行方当事人既可以选择适用预期违约制度解除合同；也可以选择适用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笔者认为，两项制度向先履行方提供了选择权，更有利于非违约方权利的保护及交易秩序的稳定，如其选择适用不安抗辩权，在合同中止履行期间且尚未解除前，如对方恢复履行能力并表达履行意愿，合同也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
（三）主客观要素在两制度中的考察
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享有期限利益。一时不具备履行能力并不能代表合同不能如期履行，更不能直接用作判断是否具备履行意愿的依据。否则，将导致逾期违约制度的滥用及合同履行的无序状态。此时，先履行方仅享有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产生合同中止履行的效力，其作为“过程性”的处理方式，并不对合同自身的效力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无法作为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同时，将使合同效力与秩序处于一种缺乏稳定的状态，因此一个“终局性”的结论至关重要。
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在适用中具有衔接关系，两项制度的衔接在交易效率及秩序稳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预期违约侧重于主观上履行意愿的考察，在明示违约情形下，非违约方可直接依据预期违约制度解除合同，不存在两项制度的衔接问题。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的衔接，存在于默示违约情形，即如何通过客观行为对主观意思进行推断，以达到证明对方拒绝履行的结论。先履行方可以要求对方通过进一步行为消除其“不安”，“在符合不安抗辩权的情形下，违约方可以通过提供担保、自动恢复履行能力等方式对抗非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请求”。[王利明：《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3页。]否则，可以判定为拒绝履行。相较原《合同法》而言，《民法典》第528条对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的衔接进行了回应，并对默示违约情形进行了拟制。将“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作为两项制度的衔接条件。在合理期限内，如对方既未恢复履行能力，又未提供适当担保的，构成预期违约的条件，非违约方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结语
“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为我国《民法典》中的重要制度，同作为预期不履行情形下的救济制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对两项制度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论发展、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两项制度虽继受于不同法系，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在法律适用上也具有衔接关系。因此，两者均具有独立存在的重要意义及不同的适用情景，两者结合能够实现对预期不履行情形的全面救济。预期违约属于违约责任制度，其适用不以合同履行顺序为前提，重点考察主观上的履行意愿。不安抗辩权为抗辩权的一种，重点考察客观上的履行能力。在不安抗辩权下，权利人仅有中止合同履行的权利，无法解除合同及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合同效力与秩序处于一种缺乏稳定的状态。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在适用中具有衔接关系，两项制度的衔接存在于默示违约情形，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作为两项制度的衔接条件。实现在法律适用方面，从不安抗辩权制度向预期违约制度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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