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山东、贵州等地多家城投的债券、票据、非标产品违约，遵义道桥融资产品展期二十年，一系列债务违约事件表明，长期支撑城投融资的“城投信仰”正在崩塌，给城投带来影响深远的生存危机。
何谓“城投信仰”？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对城投的信用背书。
九十年代末期，因“分税制”影响，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城投作为土地金融的载体应运而生，政府通过注资、担保等方式为城投融资提供信用背书，因此，在对城投的外部信用评级中，评级机构更加关注城投所在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对城投的支持力度。
支撑城投近三十年发展的“城投信仰”为何悄然崩塌？主要是政策、市场和基本面三方面原因。
首先，对城投的支持政策逐步收紧。2014年，要求城投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实施市场化转型；2017年明确地方政府不得为城投提供担保；2018年，要求城投不得新增政府隐债；2021年，要求金融机构不得给城投提供流贷；2022年，不准城投空转土地。一系列政策，给市场传达的信息就是政府要拉开与城投的距离，隔离城投风险外溢地方政府。
其次，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风云突变。尽管长久以来，资本市场对城投的融资时松时紧，但总体是收紧的，目前，含隐债的城投公司发行债券只能借新还旧，严禁新增额度；银行间协会基本关闭了对城投的融资；信托和融资租赁也在大幅度缩减额度。资本市场融资受限，让城投的流动性危机与日俱增。
同时，近两年土地市场下滑严重，曾经浑身是宝的土地资产，在三四线城市基本上无人问津，城投名下大量的土地资产无法变现，难以通过处置盘活土地资产以解燃眉之急。
再者，城投基本面难以支撑市场信心。长期以来，城投专注于政府的委托代建业务，未能开拓具有核心竞争力，并能带来稳定收益的业务；从事政府指定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投资，无法取得支撑财务报表的经营利润；长期的类行政化管理，机制不活，效率不高，无法给予投资者足够的信心。
“城投信仰”仍是城投现阶段安身立命之本，一旦崩塌，承担高额债务的城投当凭自身之力，毫无生还之可能，当前，政府日渐紧张的财政状况，也缺少救助之力，因此，只有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快重建“城投信仰”，才不至于，真等到信仰全部崩塌那一刻，束手无措、望洋兴叹。
一是变“显性背书”为“隐性背书”。当明确政府不得直接为城投提供担保后，政府为城投提供显性信用背书的标志是政府隐债，但是，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隐债在2028年前必须化解，因此，该背书手段终究会消失。城投需要承接大量的特许经营权业务，与政府建立深度的业务联系，从而通过“隐性背书”，让投资者感受到政府对城投的支持，增添投资信心。
二是变“传统业务”为“综合业务”。委托代建公益性项目是城投的传统业务，“用土地换项目”“短债长投”等特征，部分城投在向产业集团转型中完全抛弃，给市场传递的信号就是城投完全与政府脱钩。因此，城投在市场化转型中，要立足历史和现实状况，做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一方面围绕委托代建业务的上下游拓展业务，另一方面，立足当地优势产业，做好产业投资和城市资源经营，从单纯的“城市建筑商”变成“城市综合运营商”。
三是做好城投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城投缺少自主生存能力，主要是内部资产、债务、业务、组织、人才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要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为导向，大力开展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优化内部结构，增强资产变现能力、债务抗风险能力、业务盈利能力、人才专业能力。
近三十年的发展，让城投与城市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城投过去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现如今逐渐又演变成财政的问题，只有早准备、早行动，尽快重建“城投信用”，提升城投的抗风险能力，才能让城投慢慢走出困境，继续成为推进城市发展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