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AI影响下美国好莱坞影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挑战

以ChatGPT为代表，不仅在语言文本处理方面上更为强大，还可针对不同需求生成不同内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对将创意生产作为谋生手段的编剧、演员等影视从业人员带来了巨大威胁，于2023年间相继引发美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WGA）和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SAG-AFTRA）两大公会集体罢工，罢工时长分别达148天和118天。然而，罢工的结束，并不代表GenAI在好莱坞影视市场中所引发的骚乱业已平息。一方面，编剧工会、演员工会与电视电影制片人联盟（Alliance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Producers，AMPTP）所达成的协议在落实效果上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迪士尼、索尼公司等好莱坞巨擘正在积极招聘AI工作人员，并与AI科技公司展开合作。种种迹象都表明，好莱坞的自身发展和影视从业者的未来走向已来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拐点。

在游说罢工的演讲中，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的代表分别喊出了“编剧正处在一场存在危机中”和“演员正在被边缘化、不受尊重和失去荣耀”的口号。¹而究其根本，好莱坞罢工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制片商）对于雇佣工人（影视从业者）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占有。

在文化研究与社会学语境中，编剧、演员等影视工作者被视为是具有文本创造力，能够创造出具有审美、符号和信息性的作品，为大众提供教育或愉悦的“创意劳动者”（creative laborers），他们主要依靠自身的独特创意来赋予电影魅力，证明自我价值。然而，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创意劳动不仅模糊了“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间的界限，难以参照物质劳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科学计算劳动价值，分配管理工作；²也因为“将知识、思想或表达等无形原材料通过技术媒介转化为商品”³的劳动过程抽象化而无法提供有形的劳动证明，以至在管理和衡量上极其困难。

不过，通过统计和对比当下好莱坞各个工种的收入（见表1）后可发现，好莱坞的创意劳动价值评估体系具有明显的阶层性。这一结构的雏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影产业的壮大，好莱坞高层开始将客观分析工作流程、标准化生产方式和细化人员分工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介入创意劳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察觉到一条规律：在创意行业中，“创意”只是最基础的部分，重要的是如何实践创意，使其发挥最大功效。能够使创意落地，并可预测完成周期及实践效果的“经验之谈”（rule-of-thumb）和知晓创意实践所需条件，且能将之流畅表达出，便于合作者理解的“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⁴才是真正支撑好莱坞运转的基石。就像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所评价的那样：“好莱坞从来都不缺乏天才，但缺少能够将才华付诸实践且与团队相处融洽的人才。”⁵除此之外，创意劳动者与项目的连接性也至关重要。一方面，紧密的连接有助于令创意劳动者产生对工作方式、工作产品和生产手段的强烈认同感，从而在劳动中感受生活意义，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无酬实习、忍受工作不稳定等牺牲；⁶另一方面，只有与项目紧密相连，无法被简单替代的创意劳动者才可在好莱坞的工业化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综上所述，好莱坞的创意劳动价值评估可用以下公式来概括：

好莱坞创意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创意（自身的才华）+个体经验+传统知识]×与项目的连接性

如此就解释了为什么“导演”在好莱坞的薪资体系中处于上层地位。在开始推行流水线生产的“古典好莱坞”时期，制片厂老板就发现了导演的决策、创意和指挥可在保障电影质量上发挥重要作用。故而从这时起，导演就成了“介于经理和工人之间的，自由艺术家与雇员的混合体”，所受的分工制约相对其他工种而言更加宽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制片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曾任20世纪福克斯的首席制片人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表示：“在片场，导演有90%的控制权。你只能在10%的范畴内尝试说服他做这或那。”⁸与之相比，作为制片人/导演创意的“打字员”或经典作品改写者/模仿者的编剧，以及如同“工蚁”那样平凡而繁多的普通演员往往较难维护与项目连接的纽带。这二者通常也是历代好莱坞罢工活动的始作俑者和积极参与者。据统计，好莱坞在1936年至2023年间共发生23起较大的罢工活动，其中由演员、编剧发起的分别为9起和7起。仅有1起为导演发起，且只持续了19小时41分钟，在所有罢工活动中时长最短。2023年的好莱坞大罢工也是如此。当美国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正热火朝天维权之际，导演工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DGA）就已于同年6月和电视电影制片人联盟和平达成“提高导演工资，确保其在流媒体项目中的收入和限制AI”⁹的新合同。面对GenAI，他们也摆出有别于其他创意劳动者的暧昧态度，甚至有新人导演将之视为掘金工具。如戴维·克拉克（Dave Clark）利用中途之旅（Midjourney）、11实验室（ElevenLabs）等GenAI工具所制作出的科幻短片《借来的时光》（Borrowing Time，2024）在推特（X）平台上播放量超过11万次后，收到了好莱坞制片厂“拟将该片改编为长片”的橄榄枝。对此克拉克表示，“如果没有AI，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¹⁰。

通过对比面对GenAI时导演的从容和演员、编剧的巨大恐慌，也揭露了隐藏在好莱坞创意劳动价值评估机制中的另一事实：尽管我们可从好莱坞的薪酬结构中归纳出量化公式，但公式的具体实践却要受到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制约，它们一旦发生变化，就会打破创意劳动者与制片方之间的微妙平衡，所以每次技术发展都会引发罢工活动：通过直面新技术所引发的工作机会减少，项目连接性削弱的残酷现实，编剧和演员被迫从“自己可掌控所创造之物，可依照自我想法来劳动”的“自由个体”¹¹状况中抽离出来，切身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产品与己无关，全权由资本支配”的异化劳动境况，不得不为生存而战。正如美国演员工会主席弗兰·德雷舍（Fran Drescher）在宣布罢工理由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现在不挺身而出，将会在未来随时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麻烦。”¹²

美国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的困境，还与成员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一方面，编剧/演员会因感受到创意劳动具备为大众创造情感体验，影响社会、地域、文化发展的力量而认为工作充满魅力。如一位编剧曾表示：“我把自己视为是一位作家，这并不单单只是一份工作。”¹³另一方面，正是创意劳动者对于工作的迷恋把自己推向超负荷运作，因情感满足而忽略或忍受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不稳定和工作时间延长，同时遭受来自外部（资本）和内部（自我）的“弹性剥削”（flexploitation），使得他们永远在指涉“自主性、兴趣、自尊、自我实现”的“好工作”和“无聊、孤立、挫败、过度工作”的“坏工作”¹⁴中徘徊，滋长情绪不稳定、工作质量难以保障等问题。这也加重了制片人和导演作为管理者的工作难度。大卫·芬奇、布鲁斯·威利斯等知名影人都曾在采访中表示过对某个工作态度不佳、在片场分心的合作演员的不满。妮娜·雅各布森（Nina Jacobson）等制片人亦一度抱怨，为了挽救编剧团队的糟糕工作，他们不得不寻求剧本医生（script doctor）的帮助，支出了额外花销。

GenAI的出现适时解决了这些难题。虽然在过去，AI已在好莱坞中发挥过帮助分析票房、观众表现和行业趋势、改进视觉效果等作用。但这些主要用于数据分类、推荐和管理的传统AI都只是人类的“辅助工具”，直至GenAI开始生产高质量的类人材料（human-like material），既打破了“人类的独特创造力不会被AI所取代”的大众认知，还兼具全天候工作、成本效益低、实时反馈和改进等诸多优势。以至GenAI甫一面世，好莱坞就积极展开了“军备竞赛”，现已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国际数据分析公司哈里斯X（HarrisX）于2024年5月期间针对美国娱乐行业的308位普通工作者和150位高层管理者的调查显示，有49%的企业已将GenAI运用到一至多个业务领域。¹⁵与之相对的是普通创意劳动者的岗位削减。根据CVL经济公司（CVL Economics）的统计和估算，美国电影、电视和动画行业在2023年时总工作岗位数约为55.5万个，而到2026年，将有近12万个岗位在GenAI影响下被调整、改变或消失。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好莱坞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届时将会有39500个工作岗位被取代，占总工作岗位的33.3%。最容易被合并、替换或淘汰的是“3D建模”这一GenAI发展得已较为成熟的领域，预估影响程度可达44%；其次是“角色设计和环境建构”“声音处理与影像合成”，预估影响程度分别为39%和37%。“编程”“剧本写作”“动画制作”“概念艺术/视觉开发”“灯光处理/纹理渲染”领域也会受到至少25%的影响。¹⁶

就各个GenAI研发公司/部门的开发重心来看，他们也对进军影视创意领域干劲十足：截止至2024年7月，已出现了Gen-2&Gen-1、Pika 1.0、Emu Video、Stable Video Diffusion、Sora、Haiper、Veo这7个被认为会对好莱坞造成威胁的视频生成模型，且还在不断增长之中。不过，固然当前的视频生成模型在图像分辨率、视频扩展和缺失帧填充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依然普遍存在着无法在复杂场景中维系物理真实性，因误解或丢失指令而导致叙事或视觉布局偏离，难以捕捉微妙语义，输出长度有限等缺陷，远未达到好莱坞标准。但好莱坞的高管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GenAI的投入。相反，视频生成模型所暴露出的缺点，恰好凸显了人类劳动于AI工作的重要性。此类劳动被美国人机交互研究学者莎拉·福克斯（Sarah E. Fox）命名为“拼缝工作”（patchwork），通常发生在AI宣称能够完成任务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空间中，主要以人类劳动的形式克服AI运作时发生的技术漏洞、流程疏忽等问题。¹⁷福克斯认为，拼缝工作能够在宏大的组织过程中维系系统中各个元素的联系，让报错的AI重新走上正轨。然而，在基于符号逻辑推理与专家系统的传统AI时代，为了维系公众对AI全自动化运行的机器神话想象，拼缝工作者往往处于技术劳动的“隐藏层”中，他们的劳动是难以得到认同的“隐形劳动”（invisible labor）。¹⁸在玛丽·格雷（Mary Gray）等学者的口中，拼缝工作又被称为是“幽灵工作”（ghost work）。¹⁹

但对于如今的好莱坞而言，想要尽可能加快GenAI在影视领域的实践与推广，就必须针对其缺陷做出相应补救。拼缝工作也因此而大放异彩，从之前的“隐形”转变为“可见”，一举成为好莱坞“新宠”。不仅迪士尼、索尼公司等电影巨头积极发布招聘“负责为GenAI项目制定项目时间表，规范优先级、成本和性能风险，确保项目顺利开展”的“GenAI项目主管经理”，“为AI团队筛选和引导数据，并提出见解需求，确保其能为相应业务线产生实质价值”的“数据解决方案执行总监”²⁰等以人力来进行技术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调和与补充，确保项目顺利运作的拼缝工作人才招聘广告，还催生出不需要任何编程知识，专门负责创建或调整便于GenAI理解的文本/指令的AI提示工程师（AI prompt engineer）和AI提示动画师（AI Prompt Animator）这两个当下最热门的、专为GenAI而设立的“拼缝工作”岗位。

与之同时，各大影视公司亦没有减少对于音频深度生成实习生、视觉基础模型生成开发实习生、AI伦理研究科学家等主要涉及技术研发和推广的AI技术/研究岗位需求。早在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的罢工方兴未艾之际，奈飞、华纳兄弟探索、亚马逊优选视频（Prime Video）等就已在职业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上大肆发布AI相关岗位的招聘信息，多时一天可达数十个。此外，制片厂还纷纷以“加速器项目”（accelerator program）的方式与初创公司展开合作，从而提前洞察市场趋势，加快获取新兴技术。如通过与控股公司“顶级创新”（Acme Innovation）合作推出加速器项目“聚变计划”（Collider on the Lot），华纳兄弟探索于2024年2月筛选出了一批AI开发经验丰富的初创公司，含有世界上首个基于合法数据训练，且承诺切实保障艺术家权益的GenAI后期制作公司Flawless；简化剧本数据管理，提高剧本处理效率的创新自动化开发工具Koobrik等。与之相似的还有NBC环球，该公司自2023年3月于旗下所运营的加速器项目“康卡斯特-NBC环球生命实验室”（Comcast NBCUniversal LIFT Labs）中设立GenAI专题后，相继于同年6月和10月发布两期入选名单，已招揽到可自动发现并修复图像/表格/文本数据集中问题的AI软件Cleanlab；用AI技术推动交互性叙事开发，增强观众沉浸感的Charisma；AI自动化检测音视频中可能存在的深度伪造、智能合成相关危险的Reality Defender等项目。可见，好莱坞公司对于加快AI应用落地和探索新型娱乐形式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各大制片公司所发布的AI岗位虽在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各有区别，但总体而言都十分优渥（见表2）。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薪酬丰厚，且可选择居家或远程工作的AI工作者比编剧、演员更进一步地享受到无需担忧生计，自由安排工作的理想创意劳动环境。这一好莱坞影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也引发了有关创意劳动的激烈讨论。如美国科技行业联盟进步商会（Chamber of Progress）于2024年6月发起了展示“AI如何降低艺术创作障碍”的“生成与创造”活动，试图捍卫AI合理创作艺术的权利。前谷歌高管、现进步商会首席执行官亚当·科瓦切维奇（Adam Kovacevich）表示，“人类艺术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艺术，这正是AI在做的事”²¹。美国数字文化研究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更是直接声称AI提示工程师所做的工作与导演无异。²²他们的观点，与美国作家奥斯丁·克里昂（Austin Kleon）的“艺术就是盗窃”（Steal Like an Artist）和文学评论家玛利亚·波波娃（Maria Popova）的“组合创造力”（combinational creativity）论不谋而合。前者将艺术家定义为“收藏家”（collector），宣称：“优秀的艺术家应具备在创作中‘盗窃’他人可取元素的能力。创意想法从来都不是原创的，每一个新想法都是由原先的一个或多个想法混合/重构而成。你收集的好点子越多，就越能受其影响。”²³为此，克里昂建议应充分利用搜索引擎、数据库和算法驱动来收集一切可用元素；后者则认为：“为了实现真正的创造，为世界做出贡献。我们必须要具备连接无数点的力量。对原创性的过于强调不仅容易让人忽略信息内容本身的重要性，还消解了内容与其他信息之间的关联价值、信息架构的价值和内容策展的价值。”²⁴而这些恰恰根植于AI运作系统。当下，AI的学习方式主要分为监督学习（利用带标签/注释的训练数据集）和无监督学习（数据无须标注）两种，都需要人类在其中发挥数据准备与预处理、模型选择与评估、结果解释与应用的重要功能。于是，在AI及其工作者的协作过程中，他们成功实践了对于他人之想法和元素的借用、盗取和积累==，成为数字时代中“并非出于人文冲动，而是基于个体竞争和利益驱动来创作”的“准工业”（paraindustry）艺术家。²⁵

如果说，两次发生时间最近且同样规模宏大的罢工活动，即旨在增加DVD销售剩余费率、要求在新媒体上拥有管辖权和相应剩余费用的“2007—2008年间编剧工会罢工”和“针对广播、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广告的付费问题”而开展的“2000年商业演员罢工”，主要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那么GenAI影响下的创意劳动内涵变化则敲响了一记警钟：倘若AI提示工程师、学习科学家的工作也可被视为是能够创造艺术的创意劳动，那么传统的好莱坞创意劳动者该何去何从？对于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而言，2023年的大罢工既是一场生存之战，也是尊严之战。

通过汇聚集体力量的工会和执行在以往罢工中所总结出的“充分发挥名人影响力；利用媒体增加能见度；及时与会员、好莱坞社区和公众有效沟通，确保信息传达和动员支持”²⁷的经典策略后，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分别于2023年9月27日、11月9日与电视电影制片人联盟签署协议，宣告罢工结束。就协议内容来看，他们的确在与GenAI的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编剧工会的协议不仅规定要保障编剧在AI使用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禁止AI编写或重写文学材料，且AI生成材料不可被视为是“文学/原始材料”（literary / source material）。演员工会的协议规定如果制片厂想在片中使用数字复制品（digital replica）²⁸，必须提前征得参考原型演员的同意，并提供明确规范的合同。另外，当制片厂计划由“合成演员”（synthetic performer）²⁹来扮演人类演员时，他们必须先通知演员工会，并给予工会与制片厂商讨的机会。

但是，这并不代表编剧工会与演员工会的大获全胜。相反，这两份协议都存在着诸多漏洞：首先，纵然编剧工会的协议强调编剧享有保留、决定自己的文学材料是否用于AI开发、训练和使用方面的权利，但依照好莱坞惯例，制片公司或电影工作室在与编剧签订合同时，将默认遵循“雇佣关系工作”（employment relationship）原则。根据美国版权法和国家劳工关系法的规定，假如作品是于雇佣关系下创作，其法定作者将认为是雇佣者（制片公司/工作室）而非创作者（编剧）。³⁰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编剧工会的努力下，编剧可选择以“有权决定是否转让剧本权利”的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身份而非“雇员”（employee）身份来签署合同，但在好莱坞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大部分编剧会为争取工作机会而将剧本所有权低价转让或主动放弃版权。拥有众多知识产权的制片厂完全可在利用AI技术制作整部电影的同时，仅聘请协议规定最低限额的编剧人数来微调和修正生成内容。其次，朱丝婷·贝特曼（Justine Bateman）等影视从业者都坚决反对演员工会的新协议，认为协议至少存在以下问题：1.由于有关“合成演员”的AI使用规定比“数字复制品”更为宽松，致使制片公司将更倾向选择前者以规避对参考演员支付报酬；2.协议中对于“合成演员”的条款限制并不适用于“非人类角色”，这给了制片公司在角色拓展上的可乘之机；3.虽然协议规定片方在违约情况下需给予演员一定补偿。但仅限于经济上的赔偿，并不能要求制片公司删除数据或停止使用数字肖像。³¹最后，无论是编剧工会的协议还是演员工会的协议都没有明确规定，假如编剧/演员想要撤销自己之前的同意授权，制片公司将如何处理？演员肖像/编剧文学素材的数据将会以何种方式储存在服务器上？不管是以OpenAI为代表的科技公司还是编剧工会、演员工会的执行委员会都对这些问题含糊以对，极有可能让协议化作“空头支票”。

结合当前美国的法律体系建构来看，贝特曼等人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固然法律是除了劳资协议之外，可捍卫创意劳动者权益的另一有效手段。但一方面，美国的法律条例对创意劳动者素来不甚友好。其版权法并不保护单纯的想法或过程，某一抽象概念只有被固定到有形的表达媒介中（如书面文字、电影剧本）时才受到法律保护。³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版权法强调集体创作性，通常将电影版权归属于电影公司而非创意贡献者个体。在2015年短片《抬头》（Head Up，2013）的诉讼中，第二巡回法院就做出了导演亚历克斯·梅尔金（Alex Merkin）不能成为作者的裁决，认为“如果每个创作者都宣称拥有电影的独立版权，整体版权就会被个人的版权主张所削弱”³³。以至长期以来，好莱坞高管都对盗窃创意的指控轻蔑以对，甚至揶揄道：“每当一部电影票房大卖时，就会出现一个好诉讼的投机主义者。”³⁴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科技产物，有关AI的案件裁决乃至于相关立法都尚在探索。由美国艺术家安德森（Sarah Andersen）、麦克柯南（Kelly McKernan）和奥提兹（Karla Ortiz）针对稳定（Stability）、越轨艺术（DeviantArt）及中途之旅（Midjourney）这三家公司所发起的著作权诉讼；以美国作家兼喜剧演员的莎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所领导的分别指控Meta和OpenAI未经许可、未经授权、未经补偿地将作家的出版书籍放入材料训练库的“卡德雷诉Meta”“莎拉诉OpenAI”等创意劳动者诉GenAI案件，现都只得到“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初审结果。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GenAI技术的“黑箱”（black box）性。如联邦法官威廉·奥里克（William Orrick）认为，原告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提供自己的版权作品被用于训练的有效证据。³⁵但当前阶段，Stability AI、OpenAI等公司对外给出的统一说辞是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而是通过提取作品中的线条、颜色等参数来训练。这无疑加重了创意劳动者的维权难度。

除了技术不透明之外，AI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也是导致相关案件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法律体系现主要由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这两大部分组成。前者的立法范围主要集中在宪法所授权的国防、外交和州际商业领域，后者则享有更贴近公民生活日常的州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等立法权。联邦法院在多样性管辖权下受理州法案件时需适用属地州法，但州法院可不受联邦判决约束。故而在建立AI监管体系方面，州政府所承担的任务要比联邦政府更为繁重。截至2024年7月，联邦层面的AI综合性立法仍在提案、审议和讨论阶段，而俄勒冈州、蒙大拿州、犹他州等13个州已确立了宏观层面上的AI监管法律。³⁶不过，各州针对具体AI技术的制裁程度却各不相同。以好莱坞演员最为关心的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为例，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判定非自愿的深度仿造是一种刑事违法行为。而依据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的法律，受害者只拥有民事诉讼权利。新墨西哥州则同时允许采取刑事和民事处罚。³⁷意味着AI案件的裁决结果将会受到案件受理地的极大影响。

无论是欣然接受还是惶恐抗拒，好莱坞创意劳动者将与GenAI共存的事实已无法改变。就像法国编剧兼剧本写作AI软件Genario的创始人大卫·德芬迪（David Defendi）所说的那样，“制片人、编剧，每个人都在使用AI，只不过他们害怕被公开。因为AI是一种能够增加优势的工具，假如你不使用，就将落后于人”³⁸。就演员工会先后于2024年1月和4月与AI语音技术公司“复制工作室”（Replica Studios），索尼音乐娱乐公司、环球音乐集团、迪士尼音乐集团等唱片公司所达成“允许其在游戏 / 声乐表演中使用AI技术处理演员声音”的一系列协议来看，好莱坞的创意劳动者也在探索与AI的相处之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松了警惕：仅在2024年5月期间，就出现了指控AI公司盗用声音的配音演员保罗·斯凯·莱尔曼（Paul Skye Lehrman）等人诉LOVO、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诉OpenAI两桩诉讼，³⁹可见演员们捍卫自身劳动成果的决心。

在好莱坞创意劳动者与AI的拉锯中，亦浮现出一些曙光：一方面，已出现部分具有参考性的案件裁决。其一是印度知名演员亚尼·卡普（Anil Kapoor）在数字领域对自身人格权的成功捍卫⁴⁰；其二是“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诉戈德史密斯案”开创性地将“作品用途”纳入“合理使用”（fair use）⁴¹的判断标准中⁴²，为日后的AI案件提供了“即便AI的生成内容具有创意，但法院仍需考虑其与原作用途的相似性来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法律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与2022年相比，美国州立法者于2023年立法会议上所提交的AI相关法案增加了440%。⁴³除了国会议员阿什·卡拉（Ash Kalra）、丽贝卡·鲍尔-卡汉(RebeccaBauer-Kahan)分别提出“演员未明确数字复制品用途，或未经过律师 / 工会就直接签署的合同将视为无效”的AB459，“保护逝者的肖像权和知识产权免受数字复制品侵犯”的AB1836法案之外，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也提出了“旨在禁止制作公司于使用AI取代人力劳动的情况下获得纽约州电影税收抵免”的S.7422-A和A.7634两项法案，且已在2024年6月通过了保护演员利益的《数字复制合同法》（Digital replica Contracts Act）。与之相似的还有于同年3月签署《确保相似性声音和图像安全》（ELVIS Act）法案的田纳西州。⁴⁴演员工会亦在积极声援“保障数字品复制使用同意权”的AB2602、《禁止AI欺诈》（No AI FRAUD Act）、“打击AI造假”的《复制法案》（COPIED Act）等法案。⁴⁵

综上所述，依据当下好莱坞影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需求与竞争来看，在GenAI的影响下，创意劳动者越发意识到了AI所隐藏的潜力与威胁，正在积极探索与AI共处的法律保护和创作控制。他们的举动既拓展了创意劳动的边界与内涵，也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挑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好莱坞的道路或许曲折，却充满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