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批评：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营造舆论生态

尹  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 要：电影评论以及由评论激发的群体舆论是电影生态的组成部分。互联网时代，评论借助网状化、扩散化传播，常常形成规模化舆论。评论舆论引导了电影文化思潮变迁，推动了中国电影市场和产业繁荣，促进了优秀电影的传播，形成了众多“现象级”电影。而破坏性、片面性批评所形成的舆情，借助“流量经济”逻辑和大众特殊社会心理，在判断、方法、修辞等方面影响到电影的创新突破。大众、时效、独立的建设性批评体系和舆论体系的营造，对于电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电影批评 电影舆论 舆论生态 建设性批评

纵览中外文学艺术发展史，任何时代的文艺繁荣都与文艺评论的繁荣息息相关。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翼文学崛起，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成熟到改革开放时期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艺的延续，文艺评论都发挥着重要的受众引导、创作引导、观念引导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十年，在“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要求下，文艺评论正在作为“一面镜子、一剂良药”，努力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¹。在广受社会关注的电影领域更是如此，电影评论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舆论环境，推动了中国电影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上，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新主流电影、现实主义电影、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题材电影以及多种多样的类型电影、艺术电影的精品力作，为这些作品走向观众、走向市场、走向世界提供了多维度的舆论支持。虽然电影的评论和舆论环境在新的媒介环境和传播环境中，面临许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与电影的评论和舆论环境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电影评论，是对电影现象、电影作品、电影人的分析、鉴别和评价。电影舆论，通常是由电影评论所引发、激发的一种群体的、相似的、交互、成规模的见解、情绪和态度。随着媒介的发展，电影评论的主体，已经从“专业”的电影评论者，扩展到全社会，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者”；而电影评论的介质，也从过去的报刊、广播电视等有着明确“把关人”的传统媒介，扩展到各种形式的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媒介，综合网络、社交媒介、专业平台、长短音视频平台等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电影评论文体，也从过去的文字评论扩展为网文、短评、互动评分、公号文、直播、短视频、音频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电影评论的参与者、介质、文体的繁复多样，前无古人、后有来者。

在传统社会，信息由于受到媒介所有者的传播限制，评论的内容与传播都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媒介对舆论的形成有较大的调控力。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层级被颠覆，任何一部受到关注的电影，都会引发各种评论形式的介入和参与，电影文本、电影相关的电影人、电影相关的电影企业、电影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元素都可能成为电影评论的对象，而一旦评论触发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就会借助于互联网的网状传播的特性，层层扩展，形成舆论，甚至能够形成铺天盖地的滚滚浪潮。信息平权的表面逻辑被“流量至上”的底层逻辑所推动，评论往往能够不以任何“个人意志”或“机构意志”为转移，电影评论与电影舆论就构成了这种由点及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链接关系，有的会唤起观影热潮，有的会形成所谓的负面舆情。

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平台、不同体裁、不同介质、不同篇幅的电影评论，以及由这些评论所引发的与电影和电影人相关的优劣、是非的社会舆论，共同构成了电影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评论和评论所引发的舆论，往往成为判断电影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艺术价值、艺术成就的重要参照系，舆论的规模越大，舆论的判断越尖锐，其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传播的影响力就越大。互联网网状的扩散性传播方式，会在速度和范围上大大扩展电影舆论的传播力，甚至有时候会因为各种“力量”的介入，出现加速度、加重量、加强度的舆论冲击波，从而形成所谓的“话题”，甚至成为远远超出电影范围之外的“社会话题”“历史话题”“国际话题”“意识形态话题”，反过来影响到对电影文本的阐释、电影创作者和电影企业的评价、电影题材和电影类型的认识、电影思潮和电影文化的理解。正是这种由评论而舆论的生态，近十年来对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深度影响，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矫正、创新、变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电影评论和电影舆论对近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创作和传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电影思潮角度讲，电影评论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影响了电影的创作思潮和电影价值走向。爱国主义舆论激发了一系列新主流电影的出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人民”的主旋律成为主流电影的基调；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评论和舆论，推动了中国电影、特别是动画电影，自觉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评论和舆论对部分电影中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现象的批评，大大减少了电影创作中投机取巧的“床头、拳头、枕头、噱头”现象，电影格调向上、伦理向善、主题向前、艺术向美的自觉性明显提升；对流量明星、天价片酬、IP炒作等现象的尖锐评论，也改变了电影过度的商品拜物教、唯票房、唯市场等急功近利的局面……可以说，电影评论舆论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推动了中国电影守正创新的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和市场角度讲，电影评论和舆论生态对中国电影创作的提质、市场的繁荣、产业的优化都起到了加油助跑的作用。2015—2017年间，由于猫眼、淘票票等众多互联网平台的深入介入，使电影的评论和舆论（包括长评、短评、评分、讨论区、公号文等等）能够迅速扩展传播半径，大量的电影信息从过去主要局限于一二线城市的电影消费者，深入到了广大的三四五线城市，培育了巨大的观众规模，也促成了电影院线建设的大面积扩张。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陡增了49%，与电影评论和舆论借助互联网网络达到全国广大的城市和乡镇密切相关。2017年的《战狼2》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新主流电影能够取得巨大的市场成绩，也与评论和舆论的扩散有着内在联系。疫情之后，尽管中国电影与全球电影一样都受到了影响，但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介入下，视频、音频、直播等形式的新型电影评论，则快速促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为中国电影逆势而上带来了信心。可以说，当对电影、电影人、电影现象、电影文化的评论和讨论成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重要信息时，当电影的评论信息不断被冲上热搜、热门话题、头条榜单时，也是电影获得更多关注、更多资源、更多发展之时。

从微观上讲，电影的评论和舆论也成为了优秀电影的传播放大器。近年来许多国产电影的火热，都是在电影评论和舆论推动下，成为文化现象而产生了破圈效应、大众效应、票房效应。对《战狼2》《红海行动》的评论所引发的“大国崛起”的爱国主义舆论；对《我不是药神》的“温暖现实主义”评论所唤起的社会公平、制度文明的讨论；对《我和我的祖国》的评论所渲染的“一刻也不分割”的“家国情怀”；对《长津湖》系列的评论所引发的以战争求后代安宁的“战争与和平”的热议；对《你好，李焕英》“母爱如山”的评论所引发的春节“回家拥抱母亲”的大众情绪；对《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评论所激发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青春激情；对《流浪地球》的评论所激发“未来世界”“中国方案”的自豪；对《长安三万里》的“诗电影”评论所唤醒的“千里江山一日还”的浪漫诗兴……可以说，评论和舆论对这些作品的意义解读、艺术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出现了更加广泛的“破圈影响”“溢出效应”，使电影成为国家话题、国际话题、历史话题、社会话题、家庭话题、法治话题，甚至哲学话题的“引子”“爆点”。甚至我们可以说，一部没有成为评论和舆论热点的电影，几乎很难成为被观众、被市场所关注所接受的电影。评论和舆论为电影的更高更远更快的飞翔插上了翅膀。

过去十年，多种多样的电影评论所形成的舆论生态已经成为电影发展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传统的、学院派的、学术化的评论影响力有所减弱，但是全民的、全媒体的、全形态的电影评论常常成为电影舆论的中心，引发了一次次对于电影的热烈讨论，引发了对各种电影档期的全面关注，引发了观众对重点影片、优秀影片的期待和热议，也引发了人们对电影发展如何更加具有人民性、进步性、文明性，更加具有真善美力量的更加热切的希望和要求。电影的繁荣与电影评论和电影舆论的活跃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奔赴。

电影评论所形成的舆论生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中国电影创作、传播、管理、引导带来了正面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在更加复杂的互联网背景下，电影评论和舆论也给电影发展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管理部门、行业、专家都在倡导“建设性的文艺批评”²，呼吁和营造健康的电影评论和舆论环境，但是与媒介数字化的大背景下相关，在大量冗余的海量信息中，尖锐的噪音更容易受到关注；攻击性的言论更容易发泄人们的无意识情绪；不假思索的追风更容易带来集体的狂欢；缺乏边界的限制，评论更容易煽风点火赚取流量。这些现象，导致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把评论转化为批判的现象，不时形成一些舆情风暴，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甚至有时候会使得创作者心有余悸、管理者如履薄冰、投资者忧心忡忡。

一些评论文章和自媒体言论，或者在判断上题材定性、先入为主，或者在方法上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或者在修辞上危言耸听、夸大其词，或者在态度上只破不立、为批而批。这些评论往往对一部电影的某个表达、某句台词、某个情节、某个形象、某段音乐、某个情节进行放大，甚至完全超出文本范围进行无限联想和望文生义的主观阐述，使用一些标签化、概念化、批判化的方式进行“批判”，脱离艺术创作规律的实际，不考虑艺术“典型化”“想象性”“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假借用历史教科书的标准、文献报告的标准或自己所认知的唯一标准，对这些作品进行“审判”式的批判，而且由于常常使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词语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尖锐语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从而形成所谓创作舆情，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一种创作恐慌。³例如，常常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题材简单化地归结为所谓的民国范、民国粉，而不能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和统一战线的历史。此外，一个动画片的人物造型，原本是根据人物成长需要的设计，却被解读为“东亚病夫”的辱华形象；一段早已经被运用于各种不同情景的音乐，简单地被定位为“宗教音乐”；影视作品中的汉唐建筑、服饰，历史上明明是文化输出，却被打上所谓“哈X”的媚外标签……虽然电影中存在的各种不足、缺陷、疏漏，批评应该关注和指出，但是一旦有了一种“毋庸置疑”“绝对正确”的姿态，甚至动辄“抵制”“网暴”“群殴”，正常批评的边界就突破了，舆情汹汹失去了正常讨论和对话的场域。

这种极端的评论现象，虽然是少数和局部，但由于其“尖锐性”“破坏性”，往往与一些复杂社会心理结合为一种“复合效应”，通过互联网的圈层“放大机制”，形成所谓的“舆情”，甚至频繁被推上“热搜”“热门话题”“热门榜单”。“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一些评论为了迎合这种社会心理，往往是为批评而批评，动辄煽动抵制、差评等敌对情绪。这些批评形成舆论，舆论形成舆情，传递到管理机构、舆情部门、创作机构和创作者，形成一种实际上的“压力”。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电影题材、表达、类型方面都会形成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创作者担心某个细节无意中触碰到所谓的敏感点，创作起来畏手畏脚、瞻前顾后，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想起当年钟惦棐先生在著名的《电影的锣鼓》中所警示的现象：“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⁴而今天，创作面对的舆情压力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远远超出了钟惦棐先生当年面对的环境。

一部电影从备案到审查，要经过电影管理机构的严格程序，保证影片的基本意识形态导向和文化价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便作品中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但评论总体上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评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才能真正推动电影创作的发展。只破不立，为破而破，往往会为创作生态带来“肃杀”氛围，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局面。在巨大的生产成本、创作风险挑战下，创作者和管理者都会担心这种“舆情”的不确定性，甚至提出“万无一失”的创作生产要求。实际上，没有什么创新能够做到“万无一失”，更何况在当下这种社会文化纷繁复杂、社会身份和价值观差异明显的情况下，“万无一失”不仅不可能而且还会导致创作上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为了躲避风险更愿意在舒适圈、安全区以内打转——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并影响到近期中国电影的创新突破，这将不利于中国电影解放思想、大胆开拓、攀登创作高峰。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发展实际看，每一次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高峰，都与建设性的评论和舆论生态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的电影繁荣，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所创造的批评舆论环境息息相关；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电影高峰，与党的领导对艺术家“完成政治任务”和“尊重艺术规律”必须“两条腿走路”的要求相互关联；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电影高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评论环境一脉相承；而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也与“以人民为中心”，植根历史、植根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艺生态形成了统一。在未来的电影发展中，更应该提倡“建设性评论”，努力为电影发展营造一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破有立、有原则有包容的舆论生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在电影制度的规范下，让创作者能够更加大胆地突破各种创作的“舒适区”，甚至所谓的“禁区”，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尊重艺术规律，创作出更有突破性、创新性的优秀作品。

绝大多数电影创作者的初衷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所以，创作中即便出现一些偏差、疏漏、问题，或者作品的某些表达与一部分人的期待、认知不同，我们也应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充分说理的电影评论，并且应该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去进行评论，帮助创作者和观众发现、重视、分析、认识与改进这些问题。一方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作品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另一方面，评论者也不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人人都有认识的误区和盲点。所以，只有建设性的评论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同的观点、思想、认识、判断能够相互讨论、交流、碰撞、融合，寻找最大的认知和表达的公约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电影评论反映的往往是一种极端化、偏激化的情绪，某些时候不过是“流量经济”的代金券，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认识的求同存异、创作者的创新突破都会带来消极影响。

在当下，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对于营造健康的电影生态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在许多行业论坛和创作者交流中，人们一方面都表达了对舆论环境不良现象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鼓励创新、试错、突破的氛围的希望。因此，营造一个包容、宽松、自信和有原则、有方向、有共识的电影舆论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电影创作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电影行业的前途。

一方面，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和支持建设性的电影评论，并使之能够形成有效的电影舆论，占领舆论高地，形成健康的舆论生态，为电影发展呼风唤雨、保驾护航。建设性的电影评论，应该强化其大众性、时效性和独立性。所谓大众性，就是要大众评论、为大众评、让大众愿意接受。从评论选题到评论文风，从评论体裁到评论媒介，都必须更加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让评论真正成为流动的、有效的信息，而不只是小圈子的自说自话；所谓时效性，就是要尊重舆论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抢时间”，在第一时间形成观点，最快地反映到社会、观众和管理者中，让建设性舆论与那些破坏性舆论在时间上赛跑；所谓独立性，就是真正按照艺术的标准对作品做出不受外界利益干扰的“真实”“真诚”的评论。没有真正独立的评论，就没有建设性评论。现在许多评论文章、电影座谈会等等都由出品机构、创作者所组织，虽然这些活动有其行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意见，但是由于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障其“实事求是”的动机，不仅很少“坏处说坏”，甚至还可能把“坏处”说好。电影评论只有尽可能地摆脱了“票子”“圈子”“面子”“位子”的支配，其有效性、可信度才能够被接受，才有可能形成建设性的批评舆论。

与此同时，行业人士、舆情机构、管理部门也需要更加科学、客观、全面地对待和分析电影评论和舆情。在电影评论实践中，有大量客观、深入、建设性的电影评论，但这些评论往往不能形成舆论，一方面因为这些评论大多刊发于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时效性、扩散性、传播性不足，也没有恰当的信息通道进行从上到下的传递，实际上成为了被忽略、被遮蔽的无效信息；另一方面，那些尖锐、片面、破坏性的评论，则往往在时效、修辞方面更加迎合大众接收心理，借助于“负面信息强传播”的规律，往往被放大、扩大、累积，最后仿佛成为“唯一”信息被上上下下所关注，形成了所谓“舆情”。实际上，其他观众、行业工作者的观点、看法，则成了“不愿公开表达异常意见的”“沉默的螺旋”⁵，被沉淀和忽略了。建设性评论的“沉默”和破坏性评论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了舆情的失真和失控。无论是舆情信息部门还是文化管理机构，都需要对所谓“舆情”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和判断，既要高度重视舆情中所反应的社会情绪，又要冷静地看待舆情中可能包含的片面性和非理性因素，避免被舆情误导，甚至被舆情所绑架。

大众的、时效的、独立的建设性评论，需要评论机制的建构和新一代评论人才的培养。早在2021年，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工作等提出了系统性的意见。电影行业、电影评论者、电影创作者、媒体之间是一个建设性的“关联体”。只有通过相互协调协作，建设性评论才能形成一种自觉合力，与借助群体无意识的“博眼球”舆论之间形成抗衡。电影行业，从管理部门到企业，需要支持电影评论组织、电影评论机构、电影评论平台、电影评论队伍、电影评论舆情渠道的建设，形成大众、时效、独立的建设性电影评论的矩阵和体系，让建设性电影评论有组织、有支撑、有渠道、有效率，更容易形成舆论，为电影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过去十年，电影评论和电影舆论，引导、支持、促进了中国电影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上，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电影评论和舆论应该通过机制体制建设，通过建设性评论生态的营造，消除鲁迅所谓的“捧杀”和“棒杀”评论的片面性，减少破坏性评论对行业带来的影响，降低被舆论“裹挟”“绑架”的风险，更好地为电影创作和电影发展营造有方向、有原则，同时又有包容、有差异的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出更多的艺术精品、时代经典。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新时期新时代，任何文化盛世，都会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吐故纳新、气象万千的自信和胸怀，而这正是中国电影对未来的期许，对2035年文化强国、电影强国的期许。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32．

2 参见：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08-02）［2024-10-10］．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02/content_5629062.htm．

3 参见：尹鸿．提倡“建设性文艺评论”．文艺报，2021-03-03（6）．

4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81．

5 ［美］沃纳 · 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