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香港报刊评论说：这几位扶灵者就已经掌握了半个香港的经济命脉，如今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香港的商业大佬和他们的家族依旧站立在财富与八卦的顶峰。
但在这些昔日大佬之中，作为曾经操纵香港经济命脉的巨富生意、横跨海陆的包氏家族初代掌门人包玉刚，大家却鲜有提及。
资料显示继承了包玉刚巨额财富的外孙吴宗权，如今是香港最大的包租公，包玉刚拥有房产15645套，每年光靠收房租就能获得300亿元的收入，名下的房子即使一天住一套都需要花42年的时间。
这位引领了香港航运业兴盛的企业家被称为“世界第一船王”，除了统率航运他还曾是英资汇丰银行的董事，之后又成为董事会首席副主席。
这是华人第一次担任这两个职位，此外他的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业务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讯、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
他曾联手李嘉诚力挫邱德拔，主导了香港收购战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役，敲响了英资没落的警钟。
他足履实地却又长袖善舞，在政界和商界都叱咤风云，但美国《新闻周刊》曾这样评价包玉刚：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真正的航运界巨子。
在虚张声势的西方人中，他是一个谦虚的东方人，在沉迷于冒险竞争激烈的这个行业中，他又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保守分子。
包玉刚的故事是一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小人物逆袭志，也是老一代香港人中流击水破浪前行的弄潮史。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一代船王包玉刚。
在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晋商的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牢牢把持着中国商业版图。
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重塑了这一格局，借助沿海通商的港口优势，宁波帮迅速崛起，足迹开始遍布各行各业，船王包玉刚正是宁波帮中的商界翘楚。
他出生于宁波镇海，家中从祖父一辈开始经商，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包玉刚进入一家新兴起的保险公司当学徒，为了考上大学他坚持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打断了他的求学生涯，在汉口沦陷前，包玉刚和70个同事来到了上海，凭借着往日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经验，他在上海中央信托局的保险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信托局工作期间包玉刚的工作十分出色，很快成为被称为“十三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
1939年秋末，日伪统治了上海，包玉刚被派到昆明，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又被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随后又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不久包玉刚就从衡阳调往重庆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
1945年，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混乱的上海滩，战后生活物资紧缺，抢购之风盛行，加上国民党政府滥印法币，通货膨胀接踵而至。
当时有人打趣“上午拿到手的钞票到下午就贬值一半”，更有人形容到”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到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
重整金融秩序对此时的上海来说迫在眉睫，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钱大钧对包玉刚在银行界的业绩早有耳闻，当他准备着手整顿金融业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包玉刚。
于是，年仅28岁的包玉刚被派往上海银行担任业务部经理，次年又兼任副总经理主管放贷。
任职期间，他对每笔贷款都公事公办，严格审核。由于拒绝为谋利者兑换纸币，包玉刚得罪了很多权贵和流氓。
在任上海银行期间，包玉刚殚精竭虑，试图通过银行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战后第二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作。”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和挤兑风潮变本加厉，崩坏的金融体系下，国家银行成为人人唾骂的对象。
1948年8月，蒋氏通过了新的货币改革方案，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以搜聚民间金银。一个成功的商人，首先是政治先机的洞察者。
宁波人天生的精明，让包玉刚觉察到昔日蒋家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一场腥风血雨的动乱在所难免。
1949年3月，包玉刚向吴国桢请辞，携家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
呈现在包玉刚眼前的香港，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商业社会与古老渔农社会的混合体。
英国殖民香港的近百年间，英资企业抢滩登陆，垄断了香港的金融、公用事业、地产业、批发零售和酒店业等行业，形成集中的商业区。
以行商、买办为代表的华商势力，在夹缝中艰难孕育。
1949年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界线，也让香港的商业史从此出现了全新的转折。
随着内战的白热化，大批富商巨贾纷纷南下，英国治下的香港成了这些金融大亨、商业大鳄的避风良港。
在香港安顿下来以后，包玉刚开始考虑未来的生计。尽管父亲带来的资金不少，但他明白，坐吃山空绝不是长久之计。
来香港之前，包玉刚已是上海金融界的后起之秀，找工作他的首选自然是银行。但此时的香港银行已被汇丰、渣打和大通三大英资银行所垄断，内部的英资财团很瞧不起中国人。
余下被广东人控制的部分，也充斥着亲族内部的裙带关系，难以融入。
香港银行业的形势打断了包玉刚重操旧业的念头。经过深思，包玉刚决定从事能灵活经营的进出口贸易。
碰巧这时，他的几位朋友从上海、宁波来港，大家聚在一起共谋出路。
其中有两位包玉刚的旧同事，跟包玉刚意见一致，于是两人与包氏父子一道，合伙开了一家联合公司。
当时大陆已经解放，政府开始进行战后重建，食品等材料紧缺。包玉刚的公司从事着中国土产的薄利经营，挣得并不多。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包玉刚默默无闻，只是万千在港的本分华商中的一位。但很快，包玉刚和这些蛰伏的香港华商就迎来了自己在商业上的第一个春天。
1950年，内战已近尾声，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施行贸易禁运。作为美国盟友，英国也公开声明对华禁运。
当时大陆的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这一禁令对在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而对华商来说则是天赐良机。
一些现代香港大亨的第一桶金，都是在这时依靠偷运物资掘得。包玉刚的公司也加入了偷运违禁物资的行列，他们从欧洲等地购入化学品、轮胎等物资，再通过第三国或澳门卖给别的商人，别的商人再运往内地。
出于稳健，包玉刚等人仅充当中间商，但由于量大，利润也较为可观。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带来了香港民间走私业务的繁荣，也带动了同期香港航运业的发展。禁运的实施使大陆与朝鲜的物价飞涨，运费一路飙升，每吨运价高达150美元，十分暴利。
然而，随着战争结束，禁运的生意戛然而止，加上内地政治形势的紧张，包玉刚将公司业务收缩至食糖一项，生意越做越窄。于是，包玉刚开始思索新的生意。
曾经，朝鲜战争时期，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航运需求大幅提升。但由于日本船只在战争中大幅损毁，加上香港船员劳力低廉，许多日本商人都跑来香港租船。香港的华人航运业也得以兴盛起来。
当时，同期来港避难的赵从衍、曹文锦，一边将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运往内地，兼做出入口生意，一边依靠赚取的暴利，大肆收编旧货轮，组建各自的船队，投身了航运。
而入行更早的董浩云，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则背靠国民党，依靠战时为美军输送物资，已经在航运业务上脱胎换骨。
包玉刚认为，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间贸易增多，香港作为远东贸易的商埠，未来航运业将大有可为。
一个投身航运的念头逐渐在他脑中清晰起来。风浪无常，这个冒险的决定自然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父亲包兆龙认为，当时住房紧缺，而香港未开发和闲置的土地数量颇丰，投身房地产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包玉刚冷静地分析道：“房地产的利润固然可观，但局势一旦动荡，这些资产都无法带走。而船就是行走的资产，盛世可以运货，乱世可为家业。我们到英国保险公司投保，即使没赚到钱，也不至于血本无归。加之战后经济的恢复，也会让船越来越重要。”
包玉刚摆出的航运业前景，最终说服了父亲。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翻开了事业的新篇章，决心进军航运。想法虽好，践行却难。要搞航运，就要先拥有一艘船。
但这些纵横于四海间的货轮，不比渡江过河的小扁舟，动辄就要耗费上百万美元。仅依靠包玉刚个人的财力，要买下第一条船恐怕遥遥无期。若想获得银行贷款，此时还需要找到一个保人。
1955年，包玉刚前往伦敦，拜访曾在联合公司开展业务时认识的银行家乔治·马登。当时香港的英资洋行十分强大，由乔治·马登开办的会德丰，便是四大洋行之一。
要完成买船的巨资贷款，包玉刚唯有寻求英资洋行的帮助。包玉刚不卑不亢，向马登讲述他的航运梦想，并提出希望能向马登借一笔款买船。
但对面的马登神情高傲地讥讽道：“年轻人，船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得连底裤也不剩。”
随后，他提出愿意为包玉刚提供60％至70％的贷款，购买一条二战时建造的旧船。包玉刚大喜过望，但当他接过马登递来的资料与合约，才看明白，这是马登欺负他没有航运经验，想趁机大赚一笔。
他忍住怒火，回答道：“马登先生，如果我买你的船，并非你借钱给我，倒像是我借钱给你。”
被拆穿的马登神情怏怏，他冲着包氏的背影叫道：“东方人若得不到西方人提携，休想在远洋航运业分一杯羹。”
遭到戏弄，从伦敦空手而归的包玉刚，决心自己筹钱买船。在父亲的支持下，包玉刚四处奔走，发动亲戚朋友集资，筹得20万英镑。
碰巧此时，包玉刚从船舶经纪公司处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货轮待售，但要价22万英镑。为了筹钱，家中值钱的东西已经全数变卖，如今船只近在眼前，却还差2万英镑。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包玉刚灵机一动，22万英镑的价格是由经纪公司开的，如果直接从威廉逊公司购买，或许就能便宜些。
想到这里，包玉刚再次出发，带着一箱现金赶赴伦敦。当天，包玉刚就以2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他的第一艘船。
这是一艘建造于1927年的燃煤旧货轮，出售给包玉刚时已有28年船龄。在包玉刚的要求下，威廉逊公司将船检修、油漆了一遍，随后这条老掉牙的旧船被包玉刚命名为“金安号”。
就这样，依靠一条同行眼里的烂船，包玉刚开启了自己的航运生涯。
包玉刚投身航运业之时，世界上已有不少船王级人物，香港更不乏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包玉刚的宁波老乡董浩云。
包玉刚还在内地银行业扑腾的时候，董浩云就已经在香港航运业小有所成了。相较之下，包玉刚仅有一条旧船的船队，显得十分寒酸。
甚至还有同行打赌，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他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但同行的嘲笑并没有让包玉刚停下脚步。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天，包玉刚立马将它短租给了日本山下汽船公司。
为了进一步了解航运业，包玉刚更是多次拜访船王董浩云，试图从前辈身上汲取经验。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位谦逊的年轻人很快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机。
1956年，也就是包玉刚出租“金安号”的半年之后，埃及总统宣布占领苏伊士运河，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使用运河。
当时，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埃及视为非友好国家，悬挂米字旗的香港船只（此时香港还被英国控制）自然也在其列。这意味着走欧亚航线的船只，都必须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随着路途的增加，运费水涨船高，船只也紧缺起来。而就在这时，“金安号”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约到期，山下公司不得不以数倍于原价的租金为“金安号”续约。
包玉刚没有辜负这笔意外的财富。拿到这笔钱后，加上抵押“金安号”借贷获取的资金，他又购入一艘二手船，与一家货运公司签订了四年的长期租约。
拿到的钱又拿去购买旧船，出道虽晚，入行却很快。短短几年间，包玉刚就拥有了7艘二手船。但包玉刚独树一帜的租赁模式，却受到了不少同行的嘲笑。
当时，香港的轮船租赁行业普遍采用计时租赁，经济周期、燃油成本、船只需求都在影响着运价，航运公司便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租金，应时而变。
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许多船主纷纷坐地起价，赚取短期高额的租金，希腊船王欧纳西斯、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如此。
但初入航运的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首创了整船长租的策略，将船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长租给信用良好的公司。
他认为，与其追逐旺季的高利润，将淡季荒废掉，还不如将轮船长租。租不出去的船，与其说是资产，倒不如说是负债。
此外，包玉刚在管理上也独具一格。他采取银行家的作风和方法去管理船队，坚持稳健经营，在成本的核算上更是无微不至。
为了分散亏损的风险，他每增加一艘轮船，就单设一家公司运营，财务核算上又全部集中在一家公司，以减少成本。
尽管许多同行对包玉刚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包氏稳健信实的经商作风，却为他赢得了诸多租户的青睐。
截至60年代中期，包玉刚手中的环球航运旗下船只已达20余艘。当时，包玉刚的旧船租户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日本商人之所以在当时选择用租船替代买船，是因为日本造船业在战时损失惨重，战后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鼓励国外订单，日本银行界向外国船商提供购船的低息贷款，利息远低于本国人。
对日本船商来说，买船还不如租船划算。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怪状：香港公司到日本船厂订制新船，又就地转租给日本的贸易公司。
几年间，频繁的业务往来让包玉刚与日本的货运公司和造船公司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1961年，随着业务的扩张，包玉刚不再满足于做二手船船东，他更渴望能拥有一艘新船。他首先想到的是长期往来的日本造船公司。
他打听到，建造一艘排水量7千吨的船需要100万美元。包玉刚的资产此时已经远不止100万美元，但从前的银行业从业经验让他深知流动资金的重要性。
用1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来购船，一来会让自己资金链紧张，二来没有必要。
关键时刻，他想到了银行。包玉刚的旧船集邮时期，曾与汇丰银行打过一次交道，他将一艘旧船抵押给汇丰，以获取小额贷款充当流动资金。
这一次，包玉刚再次找到“老相识”汇丰的桑达士，提出要借75万美元。包玉刚的要求让桑达士有些愕然。
50年代的香港银行业还相当保守，当时的银行业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业内人士称为“黑书”，即不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等风险大的产业。
思量之下，桑达士决定让包玉刚知难而退。他说：“银行对航运业一向谨慎，若你要贷款，需要一位足够可靠的担保人。”
包玉刚点点头，对此他早已有了万全准备。包玉刚说：“如果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银行信用证，汇丰是否就肯借钱给我？“
银行能承认开信用证，就证明租约保障的可靠性。包玉刚如果能拿到信用证，那么效用与一个担保人无异。
对这一点，桑达士心知肚明，但以日本人之精明刁钻，包玉刚根本不可能拿到信用证。而汇丰银行在当时更是从未有过贷款给华籍船东的先例。
想到这儿，桑达士爽快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只要你能拿到信用证，我立马给你贴现。”
告别桑达士的包玉刚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马不停蹄地飞往日本，与日本租户面谈。
对谈中，他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英语、日语并用，向租户保证自己会对船负责到底，租户却依然踌躇不决。
包玉刚看出，这是日本租户想要更大的利益。于是他向对方保证：“我的船在管理方面十分妥善，这个你大可放心。假如我的船失事了，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你，我直接让保险公司把钱拨进你的银行账户，我一分不拿。”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明老练的日本商人此时也被包玉刚说动了。
随后，日本租户便带包玉刚去了开户的神户银行。经过几次协商，包玉刚终于拿到了那张75万美元的信用证。
1962年，拿着从惊愕不已的桑达士手上兑现而来的资金，包玉刚向日本船厂订购了自己的第一艘新船，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海上帝国。
同年，桑达士因开创了银行涉足航运的先河，被升职为汇丰银行的掌权人。这位银行家始终对包玉刚创造的成绩惊叹不已。
两年后，汇丰银行宣布参股包玉刚的环球航运，由此开始了相互扶持、齐头并进的数年。凭借汇丰银行的雄厚财力，包玉刚不断扩大船队规模。
从1961年到1968年的七年间，船队所拥有的轮船数量达到50艘，排水量达350万吨，总值3亿美元。而投资了环球航运的汇丰，一改此前保守的作风，开始走多样化投资的路线。
1971年，包玉刚接受桑达士的邀请，成为进驻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包玉刚的建议下，汇丰开启了灵活经营的路线。
70年代之后，汇丰银行逐渐甩开了原来与自己鼎足而立的渣打银行、有利银行。汇丰与包玉刚在当时成就了一番资本与实业间的佳话。
包玉刚得汇丰相助，航运大业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和他同为宁波老乡的董浩云，也迎来了事业的黄金阶段。
60年代，随着西方造船技术的进步，西方航运大国开始了弃旧换新的船只更迭。
60年代初，董浩云以100万美元的总价从美国一次性购入12艘“胜利型”旧船，按汇率折算，平均每艘折合港币仅50万，几乎等于白送。
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建造于二战时期的“胜利轮”，在造船业飞速发展的如今早已落伍，与其当废铁淘汰，不如赠与和台岛关系密切的董氏做顺水人情。
虽然船龄已久，耗油量大，但“胜利型”货轮质量可靠，且香港航运界的海员薪资低廉，人力成本低，可以平衡增加的油费。
这12艘“胜利型”旧船被董浩云漆上“金山梅花”标志，编成“香港系列”——香港代表、香港生产、香港出口，加入欧美定期航线，直到70年代才退役。
10年间赚取的利润，足够买数十艘同等吨位的新船。
当时，世界航运业已进入货柜运输的时代。为迎接货柜运输的新时代，1969年，董氏创造性地将此前从美国购入的7艘货轮改成货柜船。
次年，董浩云又注册了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开办全船货柜业务。由于起步早、发展快，东方海外很快在世界远洋航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此外，随着世界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各国对石油的需求越来越旺盛，20万吨左右的极大型油轮将是未来石油运输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
因此，董浩云很早就筹备建造了大型油轮。
1959年8月，董浩云订造了一艘名为“东亚巨人”的七万吨巨型油轮。
1966年，董浩云一口气在日本订造了6艘22.7万吨级油轮。
一年后，董浩云又向日本的佐世保船厂订造了两艘17.5万吨和四艘20万吨以上的超级油轮。
受60年代中期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影响，加上各国工业的发展，国际上的石油需求急剧增加。董浩云抢先订造的一系列极大型油轮，在国际石油运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得益于此，董浩云旗下的船队日益壮大。董浩云在巨型油轮领域具有前瞻性的商业举措，让他成为了航运业迈入巨型油轮时代的领航人。
董浩云在油轮领域的发力，也让包玉刚看到了机会。
如果可以拿下英美各大石油公司的业务，环球的规模将更上一层楼。随后，包玉刚便购入4艘二手油轮，吨级1.5万至1.6万吨，四处游说，寻找入局机会。
但当时的欧美石油公司，对于滞后他们几十年的华人航运业抱有偏见，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船只船龄久、管理差、不值得信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的石油业务都由希腊、挪威船王所垄断，很少承包给华商。
在吃过几次闭门羹之后，当时美国埃索公司的租船经理牛登，被包玉刚的诚意打动了，他答应给包玉刚一次尝试的机会。
包玉刚明白，这一次与埃索公司的合作，不仅关系到环球的业务和未来，更关系到中国船队在国际航运界的声誉，绝不允许失败。
于是他决定亲自上阵，指挥四艘小型油轮的运作。
几年间，包玉刚埋头研究船务，还常常深夜攻读航运、船舶类的书籍。此时，在船舶方面，他已然是一个行家。
亲自上阵期间，他准确无误地算出了小型油轮的运送日期，并亲力亲为组织船只调配人员监督船队进度，事无巨细。
功夫不负有心人，包玉刚的四艘小油轮顺利完成了此次运输任务，得益于包玉刚的精准指挥，到港时间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
此外，包玉刚的油轮坚持低价，在这次的运输业务中埃索公司拿到了远低于同行的价格，这次的合作成功让埃索公司对包玉刚刮目相看，对中国船队的偏见也渐渐消散。
埃索的租船经理牛登特意在纽约举行了一个酒会感谢包玉刚，并将他介绍给蚬壳德士古和无比石油等世界著名的大石油公司。
坚持低价优质的策略让德士古、美孚等大石油公司先后都成了包玉刚的长期租户，从此包玉刚的油轮业务开始了飞速发展。
1969年6月包氏第一艘巨型油轮“世丰号”在日本下水，随后环球先后订造2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油轮50多艘，总吨位达1000万吨以上，另有20余艘中小型油轮和混合油轮，油轮成为环球航运的重点发展项目。
70年代初，后来居上的包玉刚建立起了一个坐拥57艘轮船，总吨位达960万吨级的“航运帝国”。
而同一时期董浩云的油轮规模也再创新高，那几年他先是向资金链断裂的英国Court Line公司购买了名为“大翠鸟”的23万吨超级油轮，并易名“维荣”。
后来又向西德船厂购进一艘载重量达39万吨的油轮，几年下来包玉刚与捷足先登的董氏顾盼称雄，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航运业被外资所控制，英国的太古、怡和和美商的旗昌轮船公司等垄断了香港航运的大半业务，茫茫大海中根本没有华商的立足之地。
到70年代以包玉刚、董浩云为首的华籍船东，在香港航运业已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也意味着华人航运业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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