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商精英
骆清华
杜月笙倚重的年轻师爷
卢铭安
骆清华（1902年—1955年7月18日），又名骆松。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大悟村青山头人。骆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枫桥大东乡学堂（今学勉中学前身）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没有继续升学，不得不随兄长到诸暨县城附近的一家砖瓦厂做学徒，在工余之时自学了一些语文、政论方面的课程，二十岁左右经人介绍到杭州一家绸缎庄当职员，不久被调到上海的分店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骆清华经常听到店主和朋友们对于时局的谈论和评介？为此他也开始逐梦一个强大的中国，卷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时代潮流。
当时上海滩有“五大团体”，遇重大事件有这“五大团体”会衔发声，便算代表了全上海，这“五大团体”以上海市总商会（1912年2月成立）为首，依次为地方协会（1932年2月），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于1918年7月8日正式成立），钱业公会（1917年2月成立），航业公会（1925年筹备，1928年成立）。
随着北伐的进程，上海总商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发生分化，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一派以孙传芳为靠山，为军阀向沪商搜刮金钱充当军费。与蒋介石有较深渊源有江浙籍资本家，沪商界大佬虞洽卿在北伐军攻下南昌后就赴南昌拜会老关系蒋介石。银行家钱新之于 1927 年 1 月代表北四行携带 40 万秘密前往慰问，2 月又与银行界大佬陈光甫一起借给蒋介石 50 万元。此外，虞洽卿、王一亭等为坚持支持蒋介石北伐，还联合上海工商界 19 个重要团体(后扩大到 60 余个)于 3 月 22 日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
与此同时，已在北伐军入沪前就加入国民党的浙籍绸缎商王延松、骆清华秘密组织一批中小商人成立商民协会，在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指导下积极从事支持北伐的“革命工作”。
3月4日下午，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选举大会，全市代表代表总计134人，有113人到会参加了选举。结果是骆清华、邬志豪、诸文绮、陆文韶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冯少山虽也当选，但得票数却排列在倒数第二，仅得36票，与得88票排在第一的骆华清相差多达52票。同时，还选举了姚泉荣、陶洪范等11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另又选出纪律裁判委员9人，候补3人。数日后，执行委员31人、纪律裁判委员5人又举行复选，选出骆清华，邬志豪、诸文绮、陆文韶、成燮春5人为常务委员。
骆清华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上海滩，何以在短短几年里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闯出名头，从徐寄顾的 “《骆清华先生言论选》介绍辞”可知一二，骆是在迎接北伐军的商人运动中脱颖而出，但关键的一步在哪里？他前期支撑他的伯乐是谁？这些都无资料显示，连其家属都不得而知。但与其正确的历史选择，本人的勤奋和聪明是分不开的。
1927年3月20日，上海市临时商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并于22日发布第一号公告，明白宣称 “遵照国民政府法令筹备组织上海市商民协会，并对付急切之时局，图谋全沪商民之福利”，决定为欢迎国民革命军抵沪，全市商民悬旗并休业。3月28日，公布《商民协会章程草案》，声称 “本会遵照全国商民协会之规定，改善商民之组织，团结商民之力量，解除商民之痛苦，增高商民之地位。”
上海特别市市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姓名与国民党之关系如下：
王延松 市党部商民部，市党部监察委员。
王晓籁 第3区6分部候补执行委员。
严谔声 第4区党部。
邬志豪 第4区37分部，第4区6分部党员，市党部民运委员。![]()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商民协会是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控制并组织起来的，其产生就是国民党党治下的产物，其中骆是商会中的一号人物。卢铭安著的《南船北归》一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当当、京东网和新华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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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华裔航运史专家卢铭安先生的扛鼎之作《南船北归》，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卢铭安先生厚积薄发，凭借其深厚的专业文史背景和华人航运世家广泛的人脉，广征博引，细心考证，终将一段波澜壮阔的沪港航运史和那些敢于在历史大潮中搏击中流浪遏飞舟的风流人物如卢作孚、沈仲毅、虞洽𡖖、钱新之、程余斋、王时新、董浩云、程丽川和卢学庭等，以及跃进号沉没的再探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部分新史料的发掘及与旧档案相互间的印证，也揭示了一些几乎泯灭的特殊战场的秘密。——上海山海里陈家向各位同学们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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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市商会成立后，王延松任商会执行委员，并被推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所创大新绸缎局执上海绸缎业之牛耳。1931 年与骆清华等在上海宁波路发起设立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骆华清也风风光光踏入沪商界权势阶段层和政治权力圈。抗战之前﹐上海华界、租界分治，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管治权限于市区北部，主要商业区都在租界内，因此商会地位举足轻重。上海总商会自1911年成立，1927年“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上台，上海总商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但国民党还是对商人自发组成的商会不放心，1928年上海市党部派骆清华﹑邬志豪等组成商民协会和反日会取代商会，导致商界剧烈对抗，这就是黄浦滩上名的所谓沪总商会风潮。商民协会多由国民党各地党部辅导成立。因此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背景。由于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复杂，反映在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纷争也尤为激烈。这种纷争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达到高潮。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商民运动统一”的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市党部负责人陈德征、潘公展等向大会提交《请解散各地商会提案》。3月14日，上海市商民协会决定推骆清华等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三大通过“统一商民运动案”。《请愿书》声称：“请钧会决议商人组织应统一于受本党指导的法定团体之下”，并称上海市商会已成为“买办阶级及土豪劣绅盘踞”的“反革命”组织，取消商会是“解决二年来商民运动最大的阻力与纠纷的根源”。 随之国民党三大提出“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成立商整会，取代上海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当年上海发生的国民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的纠纷，它是上海商民协会与商会矛盾的直接表现。发生后，沪总商会与救国会互相指责，都要求严惩对方。风潮的最终结果是沪总商会被改组，商民协会被撤销，商民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30年6月，上海市新商会正式成立。沪总商会，这个存在了27年之久、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资产阶级团体终于为国民党的政治强权所控制。随着商会的改组和商民协会的被取消，二者之间的纷争终于有了彻底的了断。 救国会及商民协会是上海市党部操控的团体，其行动正体现了市党部的意图，其真正用意就是为了重新建立自身能够控制的商民团体。在这场纠纷中，骆清华出足了风头，为他今后在政商界的顺利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上海市商会的第一﹑二届主席委员都由王晓籁出任。1934年第三届市商会选出国民党人俞佐廷为主任委员，徐寄廎、金润庠等为常务委员。然而，三届商会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有国民党份的王延松和骆清华手中。1936年上海市商会又到换届选举的时候，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人选的争斗也浮出水面。为此，上海滩第一闻人杜月笙涉及和主控这场引人眼花缭乱的纷争，骆清华就此成了杜的“猎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1927年至1929年7月5日，为了抗衡进口的纺织品，挽救国货，驻沪的江浙鲁豫12个帮会团体集会，组成“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1930年8月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请求通令国民用国货，服装用国绸，以示表率。10月还举办了绸业展览会等，扩大社会影响。期间，骆清华在上海积极参加了绸缎行业工会的各种爱国行动，由于口才出众，能力较强，并善于团结同事，很快就在上海商界成为年轻有为头角，并成为上海绸缎、茶叶等行业中的一名代表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绸缎制品出口量断崖式下降，不及兴盛时期的三成左右，进口的人造丝织物却大量倾销国内，江浙一带的绸缎厂家纷纷倒闭，威胁到整个行业的生存。同年8月5日，为挽救民族工业，上海绸业银行成立。1932年9月1日，在汉口路460号隆重举行了上海绸业银行（全称上海绸业商业储蓄有限公司）开幕式。当日出席开幕式的宾客盈门。据报载，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为王延松，常务董事鲁正炳、姜麟书、董事潘公展等七人，监察徐寄庼等，先后到场的还有吴铁城市长，以及市政府各局长，市党部各执监委员，市商会各执监委，暨银钱业界宋汉章、胡孟嘉、贝淞荪、秦润卿、李济生等，以及各界领袖穆藕初、虞洽卿、杜月笙、王晓籁、方椒伯等各方人士达4500人，济济一堂，甚为壮观。当日10时许还放映了由电影明星胡蝶、严月娴参演的新闻纪录片，真可谓盛况空前。![]()
随后不久，骆清华就出任上海绸业银行副行长、中国茶叶公司理事等职，在申城的威望和名气急升。其实，中国政府和民间抗日活动在北伐时期就开始，最具有规模的是各地成立反日会，其缘由1927年5月的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而直接起因则为日本1928年4、5月的二次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1928年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出师“北伐”。日本借口保护“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不顾南北两政府的抗议，命令日军由青岛向济南前进。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总商会、各路商会总联合会、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表示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外侨，日本出兵山东，严重违背国际公法，无理至极。但是，日军并未理睬中国民众的正义呼声，反而在济南挑起更大事端，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5月3日，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残杀山东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等人，接着又炮轰济南城，造成中国军民的重大伤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济南惨案”日军的暴行激起全国民众更大愤怒。6日，南京50余团体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议决对日经济绝交。7日，广州10万民众举行反日大会，成立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与此同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请南京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宣布对日绝交、宣战，罢免外交部长黄郛等，并决定自7日起罢课3天，开展反日宣传。8日，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烟草及英美烟草公司、华商电气等七大工会，发起成立工界对日外交后援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向日本严重交涉，即日恢复民众运动，公开外交，组织工人训练团等。![]()
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依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民众团体代表会，率先宣布成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反日暴行会）。9日，选举王延松等23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又从中选出陈德徵、王延松、刘云、邬志豪、陇体要等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陈德徵、王延松分任主席、副主席。骆清华以市商民协会名义成为全上海23名执委之一的商界代表一一只有26岁的他，成为上海最年轻的商界代表，并以上海官民组织的抗日政治团体的最年轻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此后，骆清华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国为民反日而打完全垒。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帝国朝鲜总督府迫害朝鲜华侨。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揭开上海反日的序幕。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矛盾突出时，它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反日援侨会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率先发出抗日通电和宣言。指出：“似此，侵略不已，正我国民族生死关头，我国民众当激发伟大民气，群策群力，同御外侮。”表示“宁以白骨筑城，不为亡国之奴，末日将至，诸祈奋起”。在致国民政府通电中说：“寇逼于堂奥，如国内仍不改其蛮触蜗争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词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这些通电和宣言是九一八事变后最早见之于报端，可谓开风气之先，振奋了民气。在他们的推动下，各团体、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立场。到1931年12月底，仅据《申报》一家报纸的统计就发表了上海各界团体的抗日通电、宣言532份。为了对日本侵占沈阳作出直接的反应，1931年9月23日《申报》报道：于 9 月 22 日在市商会礼堂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本市反日援侨会自代表大会决议更名称为上海抗日救国会，并举行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议王晓籁、史量才、王延松、骆清华、胡庶华、后大椿 、刘湛恩、卢慕琴、褚慧生等 24 人为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设有宣传部、检查部、侦察部、调查、秘书处及国际宣传委员会、救国义勇团委员会等机构。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和活动，大大促进了全市各行各业以至基层的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到1931年底，地区性行业性的抗日团体就有63个，基层抗日团体就难以统计。![]()
但是不久，上海抗日救国会就被国民党所左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采取打进来、拉过去的办法控制了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层，逐渐把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纳入他们拥蒋反共的轨道，从而失去了当初成立时的光彩。期间，发生了如下著名“欧打”事件。1931年11月，上海抗日救国会由邮务工会头目陆京士和商务印书馆工会头目后大椿主持的检查组，恃仗该会主席陈德徵是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兼上海民国日报社社长的权势，欧打上海棉布业同业公会主席陈松源和常务委员柯干臣。200余名各同业公会主持人在广东路复兴园集会，认为工会咄咄逼人，唯工商各业团结应付。当时，救国会查抄了陈松原布店两捆日本棉布，天后宫保管所头目于松乔将陈松源扣押入房，为此惊动上海滩，在各大亨想尽办法救陈松源无果，杜月笙一个电话就让头破血流的门徒于松乔自愿入医院治疗，于是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期届满，宣告开释。 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陈松源自知理屈，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色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硬汉。这一个轩然大波由于陈松源的“不予追究”风平浪静，却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黄浦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并非检查所的人员将它们全部没收，而是经售的商家，私忖自家的“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旣然如此其铁面无私，执行认真，商家避免货色充公，亏损血本，多一半将之退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一小部份付过货款买的现货，则只好把它暗中藏到仓库里去。在如上的沪商界内外不稳定的环境下，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由王延松、骆清华邀集各业同业公会代表组成沪商俱乐部。在1932年春，沪各业人士认为俱乐部限于娱乐交谊，不能发挥团体的作用，即改组为上海商社。选王延松为社长，骆清华、柯干臣为常务理事，马少荃、许晓初、郑澄清、叶家兴等人为执行理事，市商会商务科总干事孙鸣岐任该社总干事。社所设于江西路264号绸业银行楼上。全体社员是各业同业公会的执监委员，各业参加市商会代表大会的人士都事前在社内商讨对市商会重大事宜的主张，因此对市商会的会务及执监委员的选举产生一定影响。使该社对外的作用日渐增强。该社虽无行动纲领，但对上海地方事件，尤其与工商各业相关问题有较大影力，此外还向各业同业公会集资创办《上海商报》，作为工商各业公会的舆论机构。由王延松任报社社长，孙鸣岐任经理。而骆华清还经常在此刊物上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经济金融方面的文章。由此可见，当年商社和商报，以及骆华清在上海商界颇有影响。王延松的政治背景强固有力，王的公开身份是市商会常务董事，实际上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驻市商会的代表。骆清华则历史久，人头热，与各行各业的领袖关系都热络。这两个人相加起来，亲密合作，便成为了市商会的灵魂。王延松和骆清华每天都去上海商社和上海绸业银行，上海各行名业的头脑则不时地在两处穿进穿出，往返如梭，绸业银行卽由王延松任董事长，骆清华做总经理，设在他楼上的这个商级俱乐部，毅然成为市商会筹划大计，厘订决策的地方。![]()
前排右二骆清华，1934年离任商会商务科科长时与同仁合影。在1931年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兼任商务科科长的骆华清实权在握，他与王延松就敲诈过章荣初6万元（章的回忆），是过分的罚款，还是的敲诈，总之当时章还没有入杜月笙的山门，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而1936年王骆故计重施时，情况就不同了。1936年，上海市商会面临第四届改选，为了争夺控制上海商会，王晓籁和他的主要对手——上海国民党部的主要成员王延松，发生有一场复杂的政治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杜月笙给王晓籁以重要的支持。杜月笙反对王延松，还有他自己的利益，这场看似沪商界决战将骆清华卷入其中，也是骆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杜月笙把市商会的底细摸得很清楚，虞洽𡖖的会长是空头，市商会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国民党党部派驻市商会的常务理事王延松，以及足智多谋，深文周纳的总干事骆清华。骆清华是浙江绍兴人，智能之高，心计之深，在当年黄浦滩上是第一流的军师人才，由于他善于策划，亿则屡中，老上海都喊他为“绍兴师爷”而不名。早在1933年8月底，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历时4个月零12天的欧美之旅取得重大外交成果，一时的丰功伟绩，使他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彗星般倏然闪亮的政治家。为此，上海总商会召开欢迎宋子文大会，由骆清华具体操作，经其的巧妙安排，总商会决定推杜月笙为欢迎大会的主席，并代表全市商业界人士，致欢迎词。通过这次欢迎会，骆清华的干练能力给了杜月笙一个真实的深刻影响。至于后来骆与潘公展联合在报界猛批宋子文， 那是后话，不过那是骆清华从一个商人文人转向为国为民的转折节点。第四届上海商会选举内幕引出的故事非常引人入戏。那天，上海印染厂（中国第一家民族印染厂）来了上海商会职员郑澄清，手里拿一张会长俞佐庭签名的文件，说是派他到来调查染料有无日本货。当时正值上海抵制日货运动轰轰烈烈，厂里上千种染料药品中，谁能保证没几件日本货﹐果然被他查出小部份日本货。郑澄清拿到证据洋洋得意，厂老板章荣初连连向他说明情况并请求宽容处理。拿着长方宝剑的郑就对章荣初示意：这件事情要想得到解决﹐可以和王延松、骆清华去商量。口气太明显了一一钱解决问题。此时的总商会会长虽是俞佐庭，实权在国民党市党部委员王延松﹑骆清华手中，章荣初从1928年起就和他们多次打交道，此时的章多了一个心眼。章荣初把那张俞佐庭签名的调查证拿到手里仔细查看，总觉得有猫腻，并发现一旁的郑澄清神色紧张，几次伸手要收回调查证，章荣初就是不给，灵机一动﹐索性把证件塞在口袋里了，郑澄清慌张失神，竟跪着对章荣初说﹕ “你的事没问题的﹐我帮你去讲，你把证件还给我吧。”章荣初看出其中必有名堂，顿时胆壮而决定去见杜月笙。杜见了章荣初就马上打电话给俞佐庭，俞说他根本不知道，杜确证这张证件是伪造的，对章荣初说﹕“好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你把这张东西给我，．．．”章荣初 （1901-1972），当时在上海开设中国首家印染厂，1933年章荣初投入杜门，1934年已成为“恒社”九名常务理事之一，这时的章荣初已经有了杜月笙作靠山，其份量今非皆比，恰恰这时杜也正在为怎样使亲近者王晓籁掌控商会而伤神。卷入第四届商会改选的俞佐庭(1888-1951），名崇功，字佐庭﹐浙江镇海人。他在抗战前上海钱庄业辉煌期，与秦润卿和裴云卿三人任上海钱业公会“钱业特别委员会”委员。1934年6月，当选上海市商会主任委员。1947年任上海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1951年逝于香港。卷入者还有军统的戴笠，其与杜是拜把兄弟，亲自写了长达9页的报告《呈王延松敲诈章荣初案详情》，上呈蒋介石。戴笠称：“市商会王延松、骆清华、郑澄清辈威胁恫吓，利用市党部市商会抗日会等机关势力，乘机索诈。”报告最后写道：钧座雷厉风行铲除贪污之时，此案必彻底追究，严行法办也，窃念王延松为市党部委员，竟至因贪污而向杜月笙写悔过书，除江一平外，尚有潘公展吴开先为之向杜月笙作保，可耻孰甚，如此党部委员，党亡无日矣。章荣初一案，被利用做羞辱王延松的手段，使他在南京被短暂关押了起来，后由陈果夫保释出狱，1950年去台，1976年逝世。然后冲突的结局是王晓籁被选了商会会长，杜月笙则首次被选入五人常委会。至此，王晓籁和杜月笙控制商会，使他们可以向上海的资本家发号施令了。本文的主角骆华清也没能避过杜月笙的“招安”。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上海总商会正式改称“市商会”，第一任市商会会长，是湘中名门望族之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副会长则为杜月笙的好朋友秦润卿，第二任乃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逊清宫保，邮传部尚书盛宣传办事业的副手、家臣傅筱庵，第三任换上了沪上大老阿德哥虞洽卿但商会实权是由王延松和骆华清俩人操盘。王延松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那次筹备抗日救国会上露过面。此人态度暧昧，不便打草惊蛇，杜月笙决计在骆清华身上做文章。杜月笙想争取市商会的控制权，他不自问津会长这一条大路入手，他决定采行批却导窾的办法，首先打击王延松，再拉拢骆清华，如果能把骆清华也拉入杜门；那么，不论是谁担任会长，他照样的可以随心所欲，运用裕如。这一个拉拢骆清华的重要任务是陆京士出马。其实，杜月笙对当年陆京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手段颇为赞赏，时常对他的亲信说: “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真了不起! ”并派人搜集了陆京士的有关资料,研究之后，决心网罗。杜月笙利用他手下与陆京士有关系的人物，给陆京士传话: “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 ”陆京士闻讯，喜出望外 。杜陆見面后就成了师徒关系。陆京士在上海绸业银行楼上的俱乐部里找到骆清华。陆京士是杜月笙跟前红得发紫的亲信。他活跃在政界，却不粘手商界。在这个场合见面，必是老杜所驱使了。骆清华对政客之类，从不喜欢打官腔，生意场上的人是最怕拖泥带水的，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问: “陆兄光临莫不是杜月笙要办事？”
陆京士暗暗佩服对方的机敏，一把将骆清华拉到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有意避开了饮酒玩牌的他人，故作神秘地说: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杜月笙久慕老兄宏才，想请你出山。”陆京士卖关子，让绍兴师爷去猜测，在故布疑阵中先解除骆的警惕。
骆清华一时摸不着边际了，陆京士虚虚实实的话搞得他六神无主。他急切地问: “那么，出啥山? ” “骆兄，你听说过恒社吗? ”骆清华巳有耳闻，这是党、政、军、工、商、新闻各界的高级俱乐部，他早已神往，正苦于无人引荐， 他欣然地点点头。“这是杜先生办的。承蒙先生看得起，让我撑门面。但我常在政界，对商界的事不熟。所以，先生想邀你入社，帮兄弟一起办事。”骆清华瞪大了眼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脱口而问: “我能行呢? ” 陆京士鼓励一番，还自嘲自己不是邮务生出身的吗? 照样可以做好。陆京士靠恒社起家，由一般邮务生爬上了国民党市党部的后补委员。这亨通的官运岂不是靠老杜和恒社在背后的支持。
经陆京士往返奔走和游说，终于达成任务，骆清华和杜月笙促膝长谈，相见恨晚，杜月笙说他思贤若渴，仰慕骆清华的才华，说骆清华当商会总干事是大材小用，应该大有作为，如果加入恒社，必有前途。骆清华顿时想入非非，表示愿意加入恒社。
陆京士策反骆清华成功后，杜月笙不仅得了上海第一流军师，而骆清华也立马配合杜展开商会会长的争夺战一一他在外面纵了一把火，通过恒社的骨干分子，在银行公会，和各区商会里发动舆论攻势对总会施加压力。一瞬时，黄浦滩上的工商界人士，口耳相传，额手称庆，私底下已在酿新会长的人选了。待等虞洽卿得到风声，骆清华暗地筹划的商会改选已成了定局。不久以后，虞洽𡖖便以倦动闻，市商会密锣紧鼓，积极进行会长的改选。
然而，当改选在卽，杜月笙的智囊团会商方针，杜月笙却大出众人的意外，他向大家宣告他的决定，居然是说：
“这一届的市商会会长，我想推举王晓籁兄出来做。”
除开参与机密商量的骆清华，在座诸人、先则不胜骇异，继而此起彼落的提出抗议，费了这么大的手脚，好容易胜利成功，市商会会长，上海第一大团体的宝座近在迟尺，伸手可攫时，为什么杜月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自己不做，要去挑王晓籁白拣便宜？
杜月笙四两拨千斤，他轻描淡写，用一句话戢止了抗议之声：“他做，等于我做！”
这场风波后，王延松、骆清华领教了杜月笙的厉害，俩人先后向杜投帖，加入了恒社，成了杜的门生。而章荣初是恒社的常务理事，先前的冤家转眼成了一家。
恒社成员中商界占54%，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都是恒社成员。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
杜月笙极其器重骆清华，后来他仰仗杜的势力，在商界政界一帆风顺，红得很，1945年做了通商银行经理。1947年当选立法委员，兼全国工商联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