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的前身是1901年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由时任山东巡抚山东大学的前身是1901年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由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向朝廷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获准后，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建立的，1930年迁址青岛。经半个世纪的变迁，已成为一所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1年3月，共产党创办的短期政治培训性质的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仍命名为山东大学，由曾经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华岗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我去山东大学报到的1952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沿袭自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系统的"苏制"改造的一年。此刻的山大，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源，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风气也大不一样了。

当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院系调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桩非常大的事情，至今已为值得反思的热议话题。大学这种教育体系源自西方，中国的大学体制是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于晚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最优秀的教育资源自然相对集中在教会等外国人办的大学机构，如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医学院、东吴大学等。那时，这些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教师跟国外的大学教师是对等的、互相交流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会大学的教师全部拆散，学校关闭，私立大学也都关闭了，把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弄得七零八落，使中国拥有的在世界上有知名度的大学都销声匿迹了。好的国立大学也遭殃，清华大学的文科都剔掉，变成纯工科大学；被誉为中国剑桥的浙江大学也拆分了，1949年前后，浙大有一大批教师到复旦大学，苏步青、谈家祯、罗宗洛、谭其骧都是从浙大到复旦的；复旦外文系最好的师资多是从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调整过来的。

山东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所分出的系科和其他院校组建了十所高等院校：如政治系迁至济南，整合为现在的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艺术系戏剧专业迁至上海，进入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系音乐、美术专业组建成现在的南京艺术学院；工学院和土木系，经多次组并迁徙，现为武汉测绘科学大学；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后改称山东工业大学；农学院的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迁至济南，组建成新的山东农学院，现为山东农业大学；医学院扩建为青岛医学院；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留在青岛的海洋系、水产系等，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

前几年，北京大学要恢复燕京学社，部分老燕京人反对，侯仁之先生就非常起劲，他是燕京的，院系调整后到了北京大学地理系。我曾问过侯先生，我们大学毕业以后都会对母校有所留恋，但没有像燕京的毕业生那样对母校的感情之深，啥个道理？他的回答是：燕京大学对教师、对学生真好啊！燕京的教师若结婚，司徒雷登会出来主婚。解放前夕，共产党已经打到西山了，很多进步学生要出城找共产党，司徒雷登亲自送他们出城。那种学生对母校的感情，现在再也不可能产生了。可惜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晚年过得那么惨。

对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功过得失，我没有做过全面调查，不敢随便下断语；但1952年高校的另一个变化是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并扩大招生，高校生源不仅仅是我这样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些在职人员即使没有高中学历，也可以同等学历入高校学习，这是我所亲历的，颇有感受。以前私立高校的学费高，就是国立高校，也要收一些学费，至少饭费是要自付的，所以能上大学的人很少，非中产以上家庭不能。1952年，不但上大学不要学费，连饭费也不要；我们一直读到四年级下半学期，才开始收饭钱；可能是国家财政困难，这种免费大餐难以为继了。在这样的政策下，那年考大学的人空前地多，只要有小学文化水平以上的、暂无家累的、想改变自身现状的，均来报考。与以往的学习环境不同，同学不再是清一色经历相仿的同龄人，同班同学中有小学教师、商店职员，还有厂里的工人、乡下的农民。同学间的年龄差别也较大，我们班上同学，年龄最大的已三十多了，我则刚过十七岁，当然是最小的了。记得开学不久，就有一位年轻妇人来班上找孩子他爹，虽然上大学是不要钱的，但家里老婆、孩子们的生活费总得有着落吧。那时，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也算当年一景吧。

如此扩招的问题是：这些人并不喜欢读书，尤其是女同学，除了上课看笔记外，从不看参考书的，哪怕小说也不看，这些人都不是读书的料啊。因为上大学不要学费、饭费，就都来读大学了。凡是家庭困难的，还可享受学校补助。这种现象在文科尤其多，因为理工科没有数理化基础是很难继续学业的。从谋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利用当时的优惠政策，无需投入分文就可取得高等学历，就可以谋得更好的工作。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找个高中历史教师的职位总是可以的，人生就已经上个台阶了，真是历史机遇啊。

此前大学本科的历史系（有的称史地系，如浙大、复旦），一年一个班级招收不过几个新生，一般没有超过两位数的。1952年招的那届，历史系本科都是三四十人，北大、山大、复旦均如此。我们山大历史系这一年级招了近四十名，而其中真正了解历史系的，十不一二。大部分是数理化不行（如我辈），只要能上大学，什么系都行，所以那届同学中，中途退学的不是个别人；就算毕业了的，能在历史学科领域较好发展的，则更少。因扩招而误入"歧途"并由此影响日后的人生，我在学校时关系较好的几位同学即如此。

孙汉英，杭州人，父亲为茶商，家境富裕。他喜好古典文学，爱看美国电影，于是与我同结所好，每逢周日，总是我俩结伴上街看电影、下馆子。1956年我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历史所，他留校读二年制研究生。1957年"反右"后，他觉得高校非久留之地，自动退学回杭州，遂去嘉兴新塍镇做中学教师。1955年冬我携妻去杭州旅行时，曾去杭州太庙巷的一座老式巨宅里拜访过他家。1959年，他到上海为学校采购图书，也来过我家。六十年代我去太庙巷再找他家，邻居说迁居至莫干山路某号，我因路不熟，未能及时造访。回上海后，曾两次写信问候，他均未回复，就此失联。我心里一直牵挂着，不知他在小镇上的教书生涯是否安好，不解他为何不与我这个老同学联系了。2005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老同学们都知道我俩关系是最好的，向我打听孙汉英怎样，我只能一笑了之，无言以答。

唐福寿，苏州人，生于中医世家。他的目标是念医学院的，因数理化不行，被乱点鸳鸯谱分到历史系。他对历史一点兴趣也没有，念了一年就退学回苏州，说是继承父业。1959年春的某日上午，复旦历史系的老教师们在政治学习，记不得是何人提议过两天即春假，想去苏州洞庭东西山游玩，命我下午即去苏州打前站。我即于下午赶去苏州，抵苏时已是傍晚五时余，天色昏暗。我想先解决自己的晚饭问题，可出了车站一路上的饭店皆关门，杂货店里除了弹子糖，什么能充饥的食品都没有。饥肠辘辘间，我急中生智，想起了老同学唐福寿，即按约略记得的地址寻去。那时的苏州都是老房子，没有醒目的门牌号，黑灯瞎火中遇见一路人，即上前打听有没有一家姓唐的中医，果然他家在当地是有些名气的，经路人指点，我敲门而入。唐福寿见我这不速之客大吃一惊："侬哪能来啦！"我无奈地如实相告眼下的困窘。他说，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没什么菜了，炒了一碗蛋炒饭，我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此生难忘的一碗蛋炒饭啊！从唐家出来，我即去附近一家小旅店将就了一夜。"文革"中，步行串联到苏州时，我又去他家拜访一次，时过境迁，虽然曾是老同学，也相对无言了。

章又恩，上海人，出身于牧师家庭。外貌英俊，衣着时髦；跳交谊舞是高手，还弹得一手钢琴。他想考外文系的，恐分数不够，才进了历史系。他对历史毫无兴趣，上课也不去，就是去了也不记记。后来也选择了退学回沪，据闻，后来进入教会工作。

这几位同学家世都不错，本人也都有才干，只因受当时扩大招生的影响，入错行当，既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也浪费了有限的国家资源。

为了进一步加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1953年国家明确发文，从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中选拔出身好、表现好的同志到高校学习，称之调干生。调干生的原有文化基础不作为录取条件，上学主要是"镀金"，这批调干生毕业后，很多成为各级领导。那时的高等教育政策，应该体现了执政党取得政权后，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还要在无产阶级中培养知识分子的精神。

进山大后，尽管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是很快适应了。在上海家里，我连一块手帕也没洗过；到山大后，衣服都得自己洗，只有被子拿到学校的洗衣作坊去洗。记得是一学期洗一次，放假回沪前，我把被子的里、面拆下来拿出去洗，下学期开学返校后取回，自己也学会了缝被子，没办法，有谁来帮你呢？那时穿的外套主要是蓝卡其布的中山装，自己洗好晾干后还得送到洗衣店去烫，否则皱巴巴的没法穿。当时也没觉得苦，就是蛮想家的。每两个星期写一封家信，报报平安。爹爹偶而给我来封信，讲讲家里一切都好，他对我的学业不甚了了。

通过集体生活，我对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学中生活艰难的还不在少数，真是穷得我闻所未闻。记得有个贵州同学，拎了一只网线兜就来上大学了，被子也没的，在青岛过冬，不要说棉袄，连贴身内衣都要学校补助的。相较之下，内心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点奢侈了。上海小伙子么，追求美丽"冻"人，在上海时，都是穿件呢外套就潇洒一冬了。所以我去青岛前，姆妈把爹爹不怎么穿的皮袍子为我改了一件过膝的中长款的列宁装，那是当时的流行着装，面子用的是蓝色卡其布。那时服装生产还没形成工业生产线，我姆妈总是隔一段时间约请裁缝到家里来，把一家老小的衣服一起做了的，上海不少人家的主妇都采取这种方式置办全家的四季衣服，一直到20世纪的70年代。我姆妈还专门为我新织了两件高领的厚毛衣，一件藏青色的，一件咖啡色的，内衣也新添了几套。

有意思的是，到学校报到的那天，老同学接我们新生后送到宿舍，放下行李就直接去食堂吃饭了，刚好是吃中饭的时候。我也粗心，没把箱子关上，吃完饭回来，那件藏青色的新毛衣就不见了。我可不敢声张，为了件毛衣在新同学中搞得沸沸扬扬的；更不敢告诉家里，要被姆妈责怪的。好在还有旧的毛衣可替换着穿，不影响生活。比比同学，我也确实不需要带这么多衣服的，就当给了需要的人御寒吧。

无论是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中国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明白无误地告知我们，每个人的交往圈子都是有局限的，而个人的经济水准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我在山大交往较多的都是从上海一起过去的同学，我们的单独活动也只限周日。这辰光，星期天学校食堂只开两顿饭的，这是北方的生活习惯。大多数同学会懒觉睡到九点钟，起来吃早中饭；然后看看书再睡，睡到下午四点钟起来吃晚饭。我和另两个上海同学也是早上九点钟等学校食堂开饭，吃完了就上街。

山东大学建在鱼山的半山上，出了学校后门，就是一片住宅区。沿着曲曲弯弯的下山路，两侧都是一幢幢造型各异、别具特色的小洋房。五十年代初期，人去楼空，更是格外地静寂无声。偶尔会从远处隐约飘来叮咚的钢琴声，令人遐想。青岛的气候也很舒宜，早晨往往有雾，太阳一出，雾散天晴。下雨往往在上午，午后即天晴。我在青岛四年，就从没用过伞。八十年代后，我曾四次去青岛，最近一次是2014年，城市面貌大变，昔日之美感荡然无存矣。

那时的青岛，人口稀少，周日上街，除了最热闹的一条中山路外，旁边的支路行人稀疏、十分清静；市区空气清新，街道整洁。市面上物价便宜，中山装口袋只能装上一个的大莱阳梨，五分钱；需双手一起捧的一大包花生米，五分钱；虾干、虾米都十分便宜，尽管我自己不吃，每次回家总是带很多送亲友。下馆子也很便宜，我们几个总是在外面吃中餐和晚餐，记得吃碗叉烧面三角五分，吃顿西餐一元二角。当时青岛人的生活真是舒服，但有钱人都跑了，所以物价虽便宜，市面也不繁荣。

除了饱吃两顿，我们还要看两场电影，下午一场，晚上一场。那时一张电影票仅二角五分、三角五分钱，而且都是看外国电影，记得看过《罗马十一点钟》《二十四只眼睛》等。夜场电影看完已是九点多了，回学校的末班公交车已过了，只能步行约一个小时回宿舍，年纪轻也无所谓，我们一路上热烈地议论着电影情节，不知觉间就走到了，这是顶惬意的星期天了。那时在学校食堂吃饭是由国家补贴的，每月伙食费标准是十二元五角；家里给我的零用钱是每月二十五元，足以支付我的周末消费。

青岛海鲜多，食堂的菜肴常有鱼虾，经常吃白菜炖虾球，且每顿只有一只菜，装在一个大盆里，一人一勺。我不吃虾球，就只能吃白菜。顿顿白菜怎么行？好在学校后门有家小饭店，肉丝炒面三角五分，肉丝汤面二角五分，肉火烧五分，我常背着同学偷偷地去小饭店增加营养，当然也是解解馋。

虽然因为家境不同，与同学的交往自然形成了亲疏之异，但这辰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基本和睦的，不像现在普遍仇富。我也绝对没有看不起穷苦学生的心理，内心还是深有同情的，但也不能表现出来伤人自尊吧。同学嘛，虽然当面不说我什么，但会称我"上海人"，我也知道这是略带贬义的；背后也有议论，"邹逸麟嘛，小开呀"，但也不带有什么特别的恶意，我是这么感觉并理解的。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之间，没有感觉很难相处。再说我待人一向比较和善，从不尖刻，也从不显摆，所以相安无事。直到现在，班里的外地同学到上海，还都来看我的。

五十年代的高校还有这样一个风气，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开交谊舞会，这也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娱乐活动。山大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有着圆形铁皮屋顶的房子，是解放前美军驻扎在山大时的兵营。学校后勤部门利用这个大空间，在地面上撒些滑石粉，就权作学校的周末舞厅了。学校的团支部、学生会都要动员、鼓励大家去参加周末舞会，还安排一些会跳舞的去教不会跳的，如一些农村来的同学。我当然算会跳舞的，所以也是有备而去的。进场后先观察坐在长条凳上的女生，选定目标后就近站着等候，当音乐响起，啪，立刻转身，去邀请中意的舞伴。说实话，与漂亮的、会跳舞的女同学共舞，感觉毕竟不一样。记得医学系的两个女同学，舞伴曲曲不断，累得只好中途逃之夭夭了。也有的女同学，真的就等不到邀舞者，只好悻悻然悄悄开溜了。我们学校里女生长得比较好看的大多在外文系、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其中上海人也比较多；最差的是文科各系，土包子比较多。我们同班的几个女同学大多不会跳，我们当然有责任去安慰安慰，也会适当邀请她们，给她们面子的。所以学校举办的周末舞会，对城市学生是如鱼得水的免费娱乐机会；对来自农村的学生，则是鸡肋。

从舞厅回到宿舍都十点钟了，还有一场后续热闹。因为七点半去舞会前，大家忙着擦皮鞋、梳头、洗脸，脸盆里的水都来不及倒掉，此刻就一边整理杂乱的宿舍，一边玩笑着盘点刚才的现场：某某人被女生婉拒了，某某人舞步出错被踩了……互相调侃着，一直要过了午夜才逐渐安静入睡。这也可算是五十年代大学生活中值得回味的快乐时光吧。

除了生活上很快适应外，真正让我得意的是学业。中学时代，因数理化成绩拖累，年级排名靠后，总有点自惭形秽。到了山大，所有课程我都欢喜，比如中文系教师来历史系开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对于从小欢喜看小说的我来说，求之不得。老师推荐阅读的参考书也都是我欢喜看的，如《红楼梦》就是那时开始看的，毕竟年轻，理解能力有限，不如后来再读时体会深。因为有兴趣，学习状态自然积极主动，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看书，因此我与同班同学在学业上的差距日趋明显。那些以同等学历入学的同学，听课笔记也记不下来，缺乏最基本的学科基础和理解力。改革开放后碰到当年的老师，都八十多岁了，"邹逸麟啊，你那时读书蛮用功的。"他们还留有这个印象。当时我是班上学习最好的男生，学习最好的女生也是来自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中的，她的外文比我强。毕业后，我们两个一起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她就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

那时学校的考试办法是学（前）苏联的，主考老师把一学期的课程内容拆分至几十张考卷中，每张考卷里有两个考题，一个是理论性的，一个是史实性的。考试时学生随机抽取，如果你觉得所抽考题难以作答，可以再抽第二次，但考得再好也只给六十分，及格而已。如此考试，无侥幸可言，你非得把所有课程内容都了如指掌才能应对。不像现在的考试，老师在复习备考时就会给个考试范围的。那时我们班级四十来个学生，要一个个过堂，抽好考题后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答题过程中，老师还要不断插问，最后才给你一个分数，前后起码是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一上午也考不了几个学生。不少同学欢喜拖到最后考，为的是向先考完的学生打听考题后临时抱佛脚、心中有底。我呢，总是要求排第一个，上午八点钟开考，九点钟考好后马上回到宿舍，拿起行李直奔火车站，回上海了，火车票早就定好了。之所以如此有底气，是考试内容我早背出来了。譬如世界史考试，我的世界史笔记写了六个练习本，考试前只要把笔记全部背出来，自然可以从容应对。那时胶济铁路还没有直通津浦线，从青岛到上海，坐火车要四十几个小时呢！中途要在济南转车、南京浦口摆渡，等我几经辗转回到上海家里了，那边还有同学在等着上考场呢。

老天总是公平的，放假回去我溜得最早，返校时就要吃苦头了。因为我总是最后返校的，男生宿舍里好的房间、好的床位都被先到校的占好了，留给我的总是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下铺，门一开，就直对着我的床头。所以每次开学我的第一门必修课都是同样的：找块薄木板钉在床头挡挡风。

《邹逸麟口述》前文回读：

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玩伴，我是孤寂的宝宝

②如今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我可是从小就体验过了

③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日子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

来源：今日头条“读书有味聊忘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