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人贩子死刑，是全社会的正义共识

文摘 2024-10-26 00:02 重庆

“人贩子余华英，死刑！”昨天贵阳中院宣判余华英死刑后，很多媒体在快讯推送时，用的都是这个“奔走相告”式标题。简单的几个字，表达了公众对人贩子之痛恨，对余华英之唾弃，对死刑之拍手称快。

此时，再多的语言都显得苍白，如果要说，那么“慎用死刑”所积攒的死刑威慑力，就应该用在这种罪大恶极之人身上，这形同杀人的人贩子，需要死刑这种终极性惩罚的威慑，这也是全社会的正义共识。

▲二审庭审画面。/央视新闻

法庭认为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了解的人都知道，即便是“特别”和“极大”这样的字眼，都无法穷尽其罪恶——

她先后拐卖了17名儿童，拐走了17个孩子的人生，要了这17个家庭的命，让他们因此家破人亡；她变本加厉从无悔改，这17名儿童的下落都非余华英主动交代，而是警方通过线索侦查、技术进步找到；她不仅不交代，还不断翻供，肆意挑战公众的忍耐限度。

死刑宣判后，受害人杨妞花说，见了余华英5次，第一次看见这个人贩子垂头丧气、双手发抖。听到死刑宣判时“双手发抖”，这就对了，不仅让她发抖，应该让那些人贩子都发抖，让所有罪恶之手不敢伸向孩子，天下无拐才是死刑判决所追求的正义。

让双手沾满罪恶的人贩子“双手发抖”，也是对受害者的告慰。那些孩子被拐、天塌下来的家庭，那些突然失去孩子、人生绝望的父母，那些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哭干了泪水的人，他们的双手抖过多少次，他们经历过怎样的生不如死。那些被拐的孩子，从温暖的家庭被拐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掉进深渊，又经历了怎样的“双手发抖”？

抖，是恐惧的表现，余华英的发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愿这能让那些人生轨迹被改变、生命被掏空的人们稍稍有点心安！

余华英死刑宣判后，受害者杨妞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段话，她先引用了媒体的评论，“个人之勇称其为孤胆，社会之勇称其为群英，国家之勇就是法治中国”。她还说，没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今天的判决结果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确实，这个死刑判决，是全社会共同推动的法治进步。在慎用死刑、少杀慎杀成为刑事司法主流的语境下，舆论和司法在“如何对待人贩子”问题上凝聚了一种共识——少杀慎杀不是“不杀”，当犯罪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死刑还是必要的。

只有对余华英这样的人“死刑该判就判”，让死刑对极恶保持着终极性的威慑，“慎用死刑”才是一种法治文明。让人欣慰的是，舆论和司法自上而下在余华英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死刑正义共识。

▲被拐卖孩子的家长。/央视新闻

对于拐卖儿童罪，此前舆论已多次呼吁加大刑罚力度，直接“判死”的声音高涨。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刑是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拐卖3人以上、是集团首要分子、以出卖为目的盗窃婴幼儿、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或死亡等8种情形的，属于情节严重，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很少有拐卖人口罪犯被判处死刑的案例。有研究指出，拐卖儿童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比例很低。《法制博览》杂志2018年4月刊发的文章指出，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可获取的200份拐卖儿童罪案例看来，该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的刑罚仍然是“有期徒刑”。这种刑罚，与公众对“孩子被拐”的巨大痛感、对人贩子的巨大痛恨，形成不对称。

可以理解“慎判死刑”的理性考量——如果拐孩子是杀，故意杀人也是杀，那么当罪恶面临暴露时，他们就可能选择杀人，阶梯式的刑罚能避免“由拐卖到残害”的极恶。但这种考虑可能太站在拐卖者视角，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被拐家庭失去孩子之痛。人贩子似乎只是把人拐走了、没有杀人，但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这实在形同杀人，孩子是父母的“命根子”，孩子掉进了深渊，家庭更是陷入绝望。

有一种死亡叫“社会性死亡”，而有一种死亡叫“孩子被拐后的全家精神性死亡”，父母的精神被抽空，如同行尸走肉，只有在找孩子的路上才有一点儿活着的感觉和信念。

慎用死刑不是“不用”，形同杀人的人贩子需要死刑式的震慑，尤其是像余华英这样的极恶人贩。死刑判决，首先是一种惩罚。虽然17个孩子的命运不会重来，17个破碎的家庭不会回到从前，把遗憾和绝望带到坟墓中的人看不到回家的孩子；但罪恶必须得到惩罚，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正义，哪怕“听到死刑判决时垂头丧气、双手发抖”与所犯之恶相比不值一提，但起码知道报应来了。

死刑判决更是一种震慑，它能让那些在拐卖罪恶上有“反正被查到了也不会死”侥幸的人贩子明白，你拐走了别人的“命根子”，要了别人的命，你就得拿自己的命去接受法律的处罚。这种震慑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要让人贩子明白，拐人的事做不得，这是“要杀头的事”。

死刑判决也是一种告慰，一种能给天下父母带来安全感的法治宣示。做了父母才知道，孩子从小到大，父母是怎样被那种“担心孩子被拐”的不安和恐惧所支配，每当从新闻中看到孩子被拐的新闻，内心会产生怎样“害怕自己孩子被拐”的共情恐惧感。一条孩子被拐的新闻，会让无数父母掉进同样的不安深渊，我们需要这样的死刑判决，来消解那些不安，来对“天下无拐”增加一些法治信心。

允许余华英上诉并对案件进行重审，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判处罪大恶极的余华英死刑，正是在维护法律权威，更是全社会的正义共识。

（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责编丨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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