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是干部的基本职责,但近年来,一些干部时常是“已读不回”或者“已读乱回”。前不久,西安市曲江新区规划局一名副局长,接待反映问题的群众4个小时后跳窗逃走;今年6月的滁河水质污染事件中,一名干部接受采访时称“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我也不该过多地问这些事情”;今年7月,四川省蓬溪县一名女子提前3分钟敲门办业务,结果惹怒交警……不回应的背后,固然有个体的思想懈怠原因。但当一个个偶然案例连点成线,在广袤的基层一笔笔勾勒出一幅部分干部的“失语图”和“逃避图”,并通过网络舆论一次次冲击着政民互信,那就值得深思。▲潮新闻报道西安某干部在接待群众来访时跳窗逃离。/重庆瞭望截图
懒惰和逃避是人性弱点,干部也不能例外,所以一些干部遇到问题时,会采用“只要我没看到,问题就不存在”的掩耳盗铃式方法对待。但这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想尽力为民服务的,我们不能习惯性地陷入“一出事就只会批评官员”的舆论惯性,也应看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原因一:在现场的人不能拍板,能拍板的人不在现场。以上述副局长跳窗逃走事件为例,市民想要更改拆迁规划,但这显然不是一名副局长能拍板的。这暴露出一个尴尬的基层现象,即很多时候在回应群众诉求时,往往在现场的人不能拍板,能拍板的人不在现场。这种权责不对等的现状,让许多基层干部两头受气——既不能上交矛盾,又不能闭门谢客,三缄其口、溜之大吉往往成了无奈下的现实选择。原因二:祸从口出的舆论生态,让许多干部主动“失声”。近年来,网络舆情的倒逼使许多干部感到“官难当”,这对社会发展是好事,因为权力受到了约束。但同时,一些干部因为媒介素养不高,导致祸从口出而“挨了板子”。慢慢地,一些干部选择主动“失声”,他们不发朋友圈,不在线上交流,工作群里发的最多的就是“收到”。面对群众时也总是小心翼翼,中规中矩,凡事只做官方表态,虽然找不出流程上的瑕疵,却总给群众一种不可接近的陌生。原因三:面对一些不合理诉求,不知从何说起。群众诉求里有着最真实的民生关切,但现实中的一些不合理诉求,也着实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在多地公布的12345政务热线不合理案例中,有人打电话要求给自己涨工资,有人“嫌弃”自己家附近的公共设施破坏风水,有人要求关闭楼道内的消防门……这些常识与利益错位的诉求虽然无法解决,但民心面前,相关部门值得把海量的“错位”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思考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找准表象问题的内在靶心。▲“事难办”。程硕 作/新华社
干部不敢回应群众诉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远非一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能概括。要让他们敢说敢做,让他们主动用好从社会实践一线吸取的经验教训、悟出的方式方法来服务群众,而不是用“七十二变”的形式主义来搪塞群众,就要从体制机制上对症下药。既要做到权责对等,又不能让权力滥用。当下,基层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责不对等。群众一有事,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身边的基层干部,上级收到的群众反映很多也会落到属地的镇街村社,这就让手中没权的基层干部只能“干瞪眼”。现实中,许多“我不知道”“正在调查”“等上级回复”可能并非全是托辞,也是基层有责无权的真实体现。面对这种现状,如何做到权责对等、又不让基层权力滥用,值得相关部门深入思考,并慢慢拿出解决方案。不能因为“舆情洁癖”影响正常工作。全媒体时代,人们监督意识提高,许多人通过舆论监督满足了自身合理诉求,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与此同时,一些领导也患上了“舆情洁癖症”,但凡网上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处理干部,以此平息事件、安抚网民。久而久之,干部自然闭口不言,或者全说“片汤话”。网络舆论如此复杂的今天,舆情里有民情,但也有“剧情”,对待舆情的态度应该是重视而不慌乱,认真而不讨好。一旦干部被舆情过多套住,正常的工作就会战战兢兢,反而不利于服务群众。面对不合理诉求要有“思辨能力”。群众的诉求应该重视,但诉求是否合理,是否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关部门要有思辨能力。2023年2月,有网友建议浙江省教育厅把《水浒》相关内容从中小学课文中清除出去,原因是它歌颂滥杀无辜、污蔑丑化女性;对此,受理部门没有被“建议”带偏,而是从文学价值、因果关系、教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理性回应,最终赢得了网友认同。现实中,一些地方接到诉求就办,导致一条马路中间的隔离带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这启示相关部门在制定考核时,要给基层自主处理留下思辨空间,不能一刀切。不可否认,当下基层负担很重,干部压力也大。但压力再大,责任不能丢;情况再急,方法要得当。群众诉求一时不能办的,要做好安抚解释;自己不能办的,要做好联系协调。只有制度与心态始终与民生诉求相向而行,政民互信才会让基层治理更顺畅,让现实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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