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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在日华文学中诗意地栖居

◎朱晨曦 蒋文月

旅日作家弥生在日40年，致力于用女性视角书写“中日之间”，也见证了在日华人文学的再次兴起。如今作为深耕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大学讲师、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弥生积极搭建中日人文交流的桥梁，推动日华文学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趴在字与纸的缝隙里张望/坐在水跟石的碰撞处瞑想/何时已成为面包夹着的火腿/在口水里/无奈历史的悠长。”旅日作家弥生在诗歌《之间》中这样写道。

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一支，日华文学的创作历史悠久，题材丰富。虽然学界对其研究较为低调，但近年来，该板块的创作群体日渐多元、文学实践愈发活跃，“漂泊的孤岛”之下正孕育着丰茂的文学根系。

其中，以弥生为代表的一批日华女作家立足文化与性别的双重自觉，追求更具文学性、差异性的书写取向，其作品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如学者许爱珠所评：“日华女作家的创作，犹如映日的娇花，成为日华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弥生出生于中国山东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青年时便热爱文学创作，展露出灵动的才情。1978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决定赴日深造，攻读日本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此后，弥生一直在日本教书、写作。

从“初生牛犊”到“从心之年”，文学一直是理解弥生的重要关键词。她是诗人、作家，在母语文化中淘洗身处异域的丰富际遇；她是深耕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大学讲师，以渊博学识搭起中日人文交流的桥梁；她担任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倡导留日女性以中文书写“她”体验，积极推动日华文学走向更宽广的舞台。

从摞于桌上的几册文集中翻找，弥生认为《之间》恰能描述自己客居日本的生存境遇与创作体验。旅日四十年，她在故土新居之间挣扎彷徨，在中日文化之间省思内心，最终在中文写作中诗意地栖居。她说，“我对文学带给我的救赎，充满感激。”

从零开始的留日人生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中国各地翻涌，这让本科毕业不久的弥生萌生了出国深造的想法。回忆起当时的选择，她说：“我只是想再读一点汉语以外的书，想了解一下和自己不同的生活环境，想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

彼时，即时通讯和互联网都尚未普及，一般人很难获得出国留学的相关信息和途径，能让弥生寻求帮助的，只有一位身在日本的远亲。她在信件中诉说了自己渴望继续求学的想法，在亲人的担保支持下开启了留日人生。

初次踏足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环境天差地别的日本社会，弥生形容自己是“身无分文的打工者”和“自我流放者”。她清楚地记得，1984年的那个冬天，自己为出国之旅准备的8000日元，仅是从机场到达东京市区就用去了一半。由于在国内收入微薄、经济拮据，日语学校的校长还特别准许她先打工凑够学费，再去学校报到。

那时日本还未大量招收外国留学生，全东京只有寥寥数所语言学校，像弥生这样来自中国本土的私费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她支付不起与国内亲人通话的高昂话费，只是独自奔波于日语学校、打工餐馆和简陋住处之间，从零开始适应异国的语言和生活。对于年轻的弥生而言，身处中日社会的夹缝，既有跨境生活的困顿，也有自我认同的迷惘。“那时候其实是很想家的”，她说。

好在从日语学校毕业后，弥生就作为研修生先后进入东京女子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后又考入日本中央大学大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逐渐进入到日本文学研究的佳境中。

在求学期间，弥生广泛涉猎日本文学著作，有古典的俳句、短歌、歌舞伎，也有近代的私小说和白桦派文学，还参与过中日文学翻译工作。对于那段时光，她曾在书中写道，“能在图书馆坐着看书，对于那时的我是宝贵而有些奢侈的事，我的读书时间多是在去打工的电车路途上和下班以后的深夜里。”

弥生回忆，自己当时用日语读书、写作，“拼了命要把日语学好”。也正是这个囫囵吞枣的时期，让她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日本传统美学和哲学思维，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一点，是她回归中文写作之后才逐渐感受到的。

女性视角书写“中日之间”

弥生坦言，从赴日留学到重拾纸笔的近十年间，自己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而她回归中文写作的契机，是日本华文刊物的涌现。

20世纪90年代初，弥生开始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时常写一些中文诗歌和散文寄回国内发表。她解释说，自己对母语文化的认识根深蒂固，日语写作终究不像中文那么确切深刻。然而，那时日本的中文写作平台少之又少，她接触到的，只有一份日中友好协会主办的《季刊中国》杂志，编辑部会将她投稿的中文文章翻译成日语，以双语形式发表。

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与华侨华人在日生活的安定，一系列华文报刊开始在世纪之交的日本涌现，如《留学生新闻》《中文导报》《新华侨》等。这些华文报刊汇集了最新生活讯息和海内外新闻，影响力迅速提升，成为在日华侨华人的“精神食粮”。报刊中开辟的文学版面，则以各自特色引领着在日文学青年，逐渐培养起一批华文作家。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当地华文报刊对华文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的发表渠道。”弥生强调。

华文报刊的兴起增进了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也激发起弥生的创作欲。写作成为一个出口，她的生命经验开始在笔端自然流淌，细腻心绪也跃然纸上。此后，弥生常在中日主流文学平台发表散文和诗歌，并相继出版诗集《永远的女孩》《之间的心》、散文集《那时彷徨日本》《桂花之下》等。

跨境的创作空间赋予了弥生独到的视角，她的散文多抒写自己作为留日学生和新移民的心路历程，漂泊和离散的故事背后，也饱含从容、乐观之情。其诗风和随笔一脉相承，常描摹四季时令，寄情自然风物，妙手偶得，颇具日本传统审美情趣。她说，“风花雪月给我的世界，美丽而单纯，宁静而温馨，让我在人间的伤痕累累里得到休息和安慰。”

散文集《那时彷徨日本》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最大，涵盖弥生从求学时期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创作，集中呈现了她对于跨境群体文化身份困境的思考。谈到彷徨情绪的源头，弥生感慨，日华作家身处复杂的中日关系之间，无法自然地构建起对日本的身份认同，书写立意的选择也更加微妙，自己时常因此感到无奈和恍惚。

诗集《之间的心》则是弥生时隔十余年重返诗坛之作，体现出她对重构女性意识的尝试。这本诗集出版于2016年，而她上一次将诗歌集结成册，还是上世纪末的事情。弥生感慨，“二十多年来，我忘我地工作、忘我地照顾孩子、持家理财，也几乎忘记了还有诗。”

将弥生引回到诗歌的蜿蜒小道上的，是一段女性文学研究的经历。在大学教书多年，弥生常与日本的女学者交流观点，也由此对女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她获得机会赴厦门大学文学院进修，诗兴就诞生于某个冬日的校园。

弥生表示，这段经历给她带去许多新的启发。她不仅开始在个人创作中有意识地融合女性文学知识，也希望更多女性创作者肯定自身的经验与价值，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张扬性别主体意识。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汇聚下创立的。

如潮涌动的在日“她”写作

从古至今，当作家们在文学上有共同主张，或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就会自然而然集结起来开展文学活动，形成文学社团和流派。

1921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创造社，提倡浪漫主义，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日华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受革命战乱及中日邦交非正常化影响，日华文学几乎“失踪”在当代文坛，直到上世纪80年代留日潮重新涌动，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才逐渐汇聚起来。

弥生深度参与并见证引领了新世纪以来日华文学团体的成长和发展。2011年，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现日本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弥生任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2019年，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成立，弥生任副会长，并于2022年至今担任会长。她曾参与主办日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并多次代表日华作家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为繁荣日华文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一直在思考，日华文学何以作为一个独立板块被更多同仁认可，何以形成一束支流为世界华文文学注入更多活力。”她说，“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的成立就是一次主动的尝试。”

弥生介绍道，成立日华女作家协会，一方面能让女作家们凝聚起来，有意识地作为一个群体参加各类文学活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提倡区别于男性作家群体的文学理念与写作风格。

中国华侨大学教授陈庆妃指出：“这一群深度融入到日本社会中的‘她’写作，及其无意识中深植的留日体验，弥补了男性视角的部分缺失。从‘洋插队’的当代留学生体验到作为新移民的‘她们’体验，显示出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变迁之下日华文学新的书写取向与文化意识。”

弥生表示，日华女作家协会在生活、文学、政治等多个方面提倡女性意识觉醒，鼓励自由的情感书写和纯文学创作，希望以多元的创作实践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独特的审美角度和深度。如今，协会通过举办文学讲座、开拓发表原地等形式为成员提供开展文学活动的舞台，也吸收了一批日本作家和男性作家作为顾问参与交流切磋，激发作者们的创作热情。

谈起日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弥生的目光多了几分期许。她说，希望将这支笔传承给青年作家，继续书写这两方土地之间的故事。近日，《潮——日本华文女作家诗歌选》正式出版。弥生说：“这是日本华文女作家们第一次以诗歌集的形式集体亮相。诗集中的17位诗人，既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步入诗坛的，也有到日本留学工作之后开始写作的，还有刚刚起步创作诗歌的新人。”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弥生作为主编之一的《日本华文女作家散文选》于去年出版，序言中引用了女性文学先锋伍尔夫的一则名句，或为颇具预言意味的指引。

（原文刊载于香港《镜报》月刊202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