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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与商业的夹角
为了与西班牙做贸易，郑成功成立南洋公司，从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拥有3000多艘船舶，掌控着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日本、东南亚的贸易。
汪直与郑芝龙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以倭寇、海盗来定性的，但在新加坡的商业史中，则称汪直与郑芝龙是南洋商业的鼻祖。
人类历史上号称四大文明古国的，都是以农业灌溉为主的农耕文明国家。近期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所展示的良渚文化展证据表明，中国的农业文明史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而距今二千五百年以希腊文明为起始的欧洲文明则是海洋商业文明。
从里海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东岸，再到大西洋、环球大旅行，随着指南针从中国传入意大利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商业的竞争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环球的旅行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假设，地球是圆的发现催生了牛顿的万物引力，科学与商业的发展最终促进了宗教与社会的改革。地球东方在近乎静态的农耕文明延绵的同时，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却一日千里，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改革、科学革命、宪政改革、工业革命，并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集中展现于中国的门口，全球的东西方文明在淡马锡开始交汇。
郑芝龙是南洋商业鼻祖，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近代商业的鼻祖，他们代表了中国参与由西方所主导的大航海与全球贸易。当清朝政府禁海内迁五十里扼杀郑成功的同时，中国彻底失去了与世界商业文明发展主航道的联系而苟安一偶。当新的文明展现在中国面前时候，却以降维的方式兵临城下叩响清朝政府的国门。
在清政府完成了台湾的统一同时，却失去了对新加坡华人的影响力，自此，中国出现在新加坡与东南亚面前的，不是国家与贸易，而是谋生与苦力，当然，还有模糊的“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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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祖国的夹角
新加坡与南洋进入中国近代另一段历史的是以陈嘉庚为主的新加坡南洋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在抗战期间为祖国筹集了巨额款项和物资。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
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是陈嘉庚发起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参与抗战的故事。1939年，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组成南洋华侨懂得驾驶及汽车、设备维修的华侨子弟，称“南侨机工”。当时的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这条公路全长1146公里，沿途是高山、大河，加上日军封锁轰炸，很多汽车设备经常陷于瘫痪，当时国内司机与修理工十分匮乏，南侨机工的加入保障了中国“抗战生命线”的畅通。南侨机工很多不会汉语，对祖国的认知也相当模糊，但凭着宗族的一声动员，便热血沸腾地加入祖国的抗战事业。
因为当时新加坡虽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实际处于半自治的状态。华人社会中的权力并非主要地来自于行政和官僚体系下的国家范畴，而是来自于华人宗族社会建构的自治组织，应该传承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不下乡”的治理模式。闽南、潮州、广府、客家和海南的移民族群成立了相应的宗族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中国人”认同之下的华人全覆盖社会组织。陈嘉庚之所以能够发起对中国的捐赠，就是基于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汉文化的认同。
“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笃诚守信”，守望相助、仁义礼智信，就是华侨的文化根基。
03
现代化的夹角
而今的新加坡，人口虽只有564万，面积也只有733.2平方公里。但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已是全球400多条航线的必经之地，每年有近10万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南来北往，是全球贸易往来不可或缺的“大动脉”。新加坡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居世界第五。新加坡是世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第二大集装箱港，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虽然新加坡500多万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但经过西方文化洗礼，许多新加坡华人说英语，吃西餐，除了外貌差异，整体文化习惯其实与西方并无太大差异。
主要原因是李光耀延续了英国的管理体制，保留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应该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的判断，希望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国家现代化。
李光耀在回答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中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你们却很多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我相信，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李光耀的回答应该是中国应该开放，并融入世界。
事实证明，李光耀的战略选择是非常正确的，1965年才独立的新加坡，经过五十几年的发展，便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华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典范。
04
文明发展的夹角
应该讲，直至今天为止，新加坡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它成功的融入了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语言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法律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与商业文明体系。
虽然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但它发展的仅是全世界供应链、价值链条的底层部分，本质而言，它是可以完成被替代的，因为这是产业结构设定输出的结果。所以它并不需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治理模式与文化体系。
李光耀治国理念，受到的是英国哲学家密尔的影响。李光耀认为，经济发展是提升民众幸福感和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他积极推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发达的转变。李光耀也深受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在新加坡的治理中，他既注重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国家的权威和稳定。尽管密尔强调个人自由，但他也赞同在特定情况下，如为了伟大的善或利益，国家可以对自由进行干涉。
我们考察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创建于1961年，是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新加坡人口的就业问题所规划的发展方向。为解决民生实现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目标，新加坡建设政府组屋，新加坡与国内相反，它们80%的房地产开发不是商业房地产，而是成为服务居民的社会公共品供给，尽管政府为此负债累累。新加坡是世界幸福国家，多次被评为亚洲最幸福国家，并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排名靠前。
中国的古哲先贤有朴素的大同社会理想，但中国历史实现理想的社会实践与改造社会的动力显然不足，它容易陷入历史的死循环而远不如西方文明迭代效率之快速。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是农耕文明及治理体系的超稳定结构存在巨大保守势力，而西方商业文明通过竞争带来更加快速的发展效率。
四百年前郑芝龙、郑成功与西方的交汇并非中国文化主流与西方文明的碰撞，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是被动的改变，而过去四十余年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东西方主流文明真正的交汇。
西方文明不是中国要挑战的目标，中国所面对的是自身文明的现代化更迭，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尽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面临巨大挑战，但它不是中国所要关心的事，中国所要认知的，是西方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经过的过程。
政治理想也是出于一种假设与实践的重叠与更迭。
今天中国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迭新的文明形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理想，但更应该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体现在政治制度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权力，体现在国内收入分配中人民的利益，体现在人民的创业与就业空间。
正如新加坡的经验，融入才能改变，实践才能创新。
05
新国际化的夹角
随着中国企业的这一轮出海，新加坡又再一次出现在国人的视角中。但它不是旅游视角中的“新马泰”，也不是昔日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国度，它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商务拓展与投资的国家，它既熟悉，又陌生。
今天的新加坡足够理解西方，但大多数的社会精英如西方社会的精英一样，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如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在全世界拥有如此的竞争力，他们也会人云亦云地将中国的科技技术发展混同于政治博弈的假设。当然，最顶层的精英是非常清楚的。
XNode是一家致力于为创业者和大企业带来商业变革的国际创新加速器。在新加坡接待我们的XNode创始人周炜讲：“麻烦在于你面对一个讲英语的新加坡华人，你以为你懂他他懂你，但很多沟通却是无效。那远不如你面对一个洋人，知道彼此不懂，所以努力沟通来的有效果。”
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当我们不是仅思考避开25%关税的时候，当我们对我们的产品体系感觉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借助新加坡对于国际规则、标准熟悉的能力，改变它的系统，提供新的价值、效率与空间，让全世界享受中国创新技术所带来的新价值，这应当是我们企业出海最为重要的课题。
全球有四千多家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超200名超级富豪在此设家族办公室，中国富豪更将这里视为规避投资风险的最佳场所。新加坡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海外融资、海外创业的国际循环中必不可少的节点。假如以后有三个中国，本土中国，华侨与华裔的中国，海外投资的中国，那它的闭环点，一定在东南亚，有可能就是新加坡。
历史，又一次在这里交汇。新加坡，历史的又一次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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