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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常去广州番禺的宝墨园。宝墨园最初建于清朝末年，由当时的广东省南海县县令、书法家吴荣光所建。他邀请了众多文人墨客，集思广益，建成了这个以“宝墨”命名的大型园林。
据现在宝墨园资料介绍，创始人赵泰来是伍廷芳的后代，伍廷芳是广州“十三行”怡和行行主伍秉鉴的后代，曾任清朝驻英国大使。宝墨园的文物来自于伍廷芳当英国大使时候，花巨资收集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抢掠的宫廷文物。而赵泰来受广东省叶选平省长的邀请，将部分文物携带回国创建宝墨园。
伍秉鉴当年是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他与东印度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占据了东印度公司茶叶生意的16%，掌控了约18%的市场份额。有资料显示，伍家财产高峰达2600万银元。他在国内拥有众多的土地、房产、商铺和钱庄，在国外则通过代理人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一度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于是1686 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俗称“十三行”。于是，“十三行”成为清王朝的“外贸特区”。
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州“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一口通商”政策下，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和对外贸易垄断权。伍秉鉴在清政府捐得三品官位，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清朝政府的衰落，伍秉鉴的商业活动和政治地位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商业帝国终被鲸吞蚕食。
商业并非是独立的系统，它需要得到国家的背书与保障，国家实力与国家信用是商业的基础。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君主立宪制为社会带来了更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加速了英国的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创造了条件，加速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社会商业文明的发展始终处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治理体系与商业配置资源的结构矛盾中。稳定与变化是一对矛盾体，如政治的稳定需求与商业的流动特征，而商业的确定性与政治上的信用基础需要得到国家系统的支持。
与英国的茶叶贸易是清政府最为重要的贸易内容。最早的中英茶叶贸易在江浙一带，由于绿茶的储存条件较高，容易在船舱中发霉，不利于远洋贸易，福建人发明了半发酵茶的工艺以后逐步获得了中英茶叶贸易的主导权，所以“十三行”商家确实主要由福建人组成。茶叶贸易的垄断引发了纠纷，最终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与战争。中国商业便处于国家地缘政治博弈与商业竞争的夹角间，一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商业也就皮之不存，毛不知焉附。
伍秉鉴所处年代早于英国光荣革命发生的年代，遗憾的是中国的商业体系始终没有得到政治系统的支持和保障，而是作为封建王朝的经济补充。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保障商业的全过程，商业发展终将如“十三行”般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回想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设立，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确实需要通过顶层的制度设计，确立商业与市场经济、私人财产权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以保障商业的延续、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市场的信心。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远比改革开放所获得的经济成果更重要。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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