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第 207 篇文章 -
企业处理舞弊问题时并非只有刑事控告这一路径,除通过刑事手段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外,如何通过民事追偿减少企业损失、得到经济补偿同样值得思考。但刑事、民事两种手段应当如何选择,刑民交叉的情况下应如何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是很多企业关心的问题。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卫新在“第六届企业内控与反舞弊行业论坛”上分享的《反舞弊民事追偿的多元策略探索》反响热烈,会后也有众多客户咨询相关问题。因此,我们结合星瀚律师经手办过大量刑民交叉案件的实务经验,以及此前“反舞弊民事汇”专栏的相关内容,整理了反舞弊民事追偿的意义及相关路径,分析如何打好刑民结合的“组合拳”。
供应链舞弊是最常见的舞弊情形之一。供应商通过暗中给予企业员工财物或其他好处等方式,排斥竞争对手、争取交易机会。尤其是采购环节,相关负责人往往在与供应商的互动中有较强的自主权,其职权能决定资金流向,存在较大的舞弊风险。
我们来看一起典型案例。
A公司的一位采购经理孙某入职后,引入了供应商B,B经过公司的供应商评审入库。公司内审发现供应商B入库后,其他供应商的业务量明显减少,B的业务量集中。公司内审发现疑点后,经核查发现B供应商的股东之一系孙某母亲(10%)股权。与其他供应商电话访谈得知,孙某告知其他供应商,公司要调整采购渠道,所有供应商直接向B供货,并要求降价15%。
公司遂找到孙某进行访谈,孙某对存在舞弊行为予以否认,公司要求孙某暂停职务配合调查,孙某提出辞职。公司停止了和B公司的一切业务,停付货款,展开全面调查。
公司对孙某工作电脑进行了数据恢复,发现了B公司与孙某资金往来5万元,还发现B公司的合同模版、业务数据、会议纪要。随后,公司便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公司报案的直接目的是实现刑事立案,实际需求是通过公权力的一纸文书证明公司反舞弊的决心,既威慑其余想犯但不敢犯的员工,又向各类商业伙伴展示公司健康和高效的内控机制。可见,“对错有定论,舆论无杂音”是企业采用刑事手段的效果与意义。尽管刑事手段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通过刑事手段得到圆满解决,有时,民事追偿反而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挽回经济损失。企业在反舞弊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成本收益比,民事手段的高效灵活、可操性强,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追偿策略,同样值得被企业考虑。某些情况下,通过民事手段进行追偿可以迫使舞弊者主动归还违法所得,还可以追究舞弊者的连带赔偿责任,进一步加大其违法成本。
结合前述案例,我们来看舞弊发生后的几种常见路径:
很多企业在发现员工舞弊行为后,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不再支付绩效工资、对应奖金等,但是这种措施容易使企业遭遇“反噬”。事发后,孙某辞职并提出劳动仲裁,表示企业拖欠加班工资、绩效奖金累计费用20余万,要求企业赔偿。
其次,企业将会停止所有和孙某有关的供应商合作及后续付款。但由于孙某在离职之前签署了所有供应商的收款确认单,此时供应商通常会选择进行民事诉讼要求企业继续付款。
除此之外,企业也会就孙某离职问题在公司内部进行说明和警示教育,与外部供应商澄清沟通,恢复良好秩序,并对内控体系进行重建。但相关工作能够取得的实际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反舞弊的民事追偿方案需要综合考虑。既要解决舞弊问题,又要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未来还要尽可能杜绝舞弊行为的发生。我们给到的建议是:
企业可以在外部律师的协助下,主动丰富约定的请求权基础,包括廉洁协议、岗位协议、董事聘任协议、内控制度和供应商制度等。本案中,供应商B在入库之前,A公司就应进行详尽的准入的审批及背景调查、并与其签订相应的反舞弊条款廉洁承诺、披露与配合调查义务确认函等。
本案中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B公司参与的采购路径上,A公司无人对孙某的工作进行监督,也没有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供应商接洽、询价、报价,甚至有可能签约的过程都由孙某私下处理。与此同时,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等使用也缺乏相应管理规范,可以随意加盖,不加登记或登记事项模糊。一旦员工发生舞弊行为,公司往往没有可供追溯的工作底稿留存,既无法复盘舞弊行为的细节,也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撑,不利于后续追偿。
追偿没有标准答案,变化无穷,对于企业来说应及时寻找法律人士的支持。通过多样的条款及诉讼策略进行追偿,以“打赢官司”为目的,追究舞弊者责任,弥补企业损失。
民事手段及刑事手段在调查、取证、审判等各个环节会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很多有利于民事主观要件认定的证据。另外,经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害公司可以向罪犯追缴的金额,要在公司的民事可追偿的范围内扣除。不少公司由于在面对舞弊案件时缺乏对民刑交叉性质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在初期未能充分统筹,导致了在利用刑事和民事程序上的不足,甚至错失关键证据。
上文已经提到,在民事求偿过程中,可能面临供应商和舞弊员工的“围猎”。之后,我们将分别就“合同违约诉讼对策”和“舞弊员工的合规处理与民事求偿”两大问题,提出对应的请求权基础及其对应的实践案例,为读者提供多元的纠纷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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