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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阳光推出的年代戏《小巷人家》自开播以来收获不少好评。人们被剧中的邻里的情谊所打动，尤其是黄玲和宋莹之间跨越了二十年的女性情谊。杀青的那一刻，黄玲的扮演者闫妮也很舍不得黄玲。她说，她愿意和黄玲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记者｜卡生
寻找“黄玲”
上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职工的福利房迎来了他们的新主人，共用一个院子的庄家、林家，以及隔壁的吴家，巷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三家人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小巷人家》的结构延续了年代剧的惯用方式，一方面是在大时代的社会变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是如何被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日常的烟火生活。
曾经大火的年代剧《父母爱情》《乔家的儿女》《人世间》都与之有着类似的厚重的时代历史维度。《小巷人家》与此前的年代剧最大的不同，是将叙事重点放到了对邻里关系的刻画，两个素昧平生的家庭如何在一个不大的院子共同生活，以此建立起邻里之间相互扶持的朴素情感。
剧中，庄林两家的女主人黄玲（闫妮 饰）和宋莹（蒋欣 饰）都是纺织厂不同车间的女工。这对“姐妹花”跨越二十年培养出了情比金坚的女性情谊，属实让人嗑得上头。
第一集里，宋莹的出场可谓风风火火，为了能公平地分到福利房，抱着儿子林栋哲大闹工厂，甚至忍痛把儿子扔在了厂长家，扬言不分到房子，孩子就让厂长一家来养。黄玲则是通过长年隐忍，过年替处长的儿媳妇加班换来了福利分房的名额。我当时按照戏剧冲突的角度想，同住一个院的两家人，不得上演一鸡飞狗跳的冲突和对峙，最终换来理解与包容？幸亏剧情并没有走这样的强冲突路线。
宋莹被厂里人称为不好惹的“刺头”，黄玲虽然有些许疑虑，但很快发现宋莹实则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仗义知感恩的人。邻居打洞排污水，宋莹替两家出头；黄玲和丈夫因为婆媳关系有过一次离家出走，宋莹劝庄超英把她接回家来。孩子让小巷里变得热闹，也让黄玲和宋莹的关系里多了一份“同为人母”的相惜与懂得。
《小巷人家》的动人，在于角色立住了，这和演员的演绎密不可分。闫妮出演《小巷人家》的女主之一黄玲，是最早定下来的。
闫妮对剧里展现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并不陌生。她从出生一直长到六七岁，都住在西安的南小巷，虽然和剧中南方的苏州小院在格局上略有不同，但闫妮家在南小巷的房子是低矮的楼房，厕所和厨房都在走廊里，所以和邻居之间关系很近，每天做饭时都要和邻居错峰或排队。
作为七十年代生人，闫妮的岁数和剧中的庄图南差不多大，在她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食物匮乏。夏天吃西瓜的仪式感至今让她难以忘怀：西瓜在水里泡着，父亲一边唱歌一边磨刀，切西瓜时，会让闫妮赶紧去给大门关上，要是被邻居知道了，那不得给人分了一半去。
闫妮还聊起了一段“偷鱼”的往事。小巷里年龄相仿的玩伴总是在一起“厮混”，当得知玩伴的奶奶刚刚做了一小锅炸鱼，闫妮对玩伴说，你给我偷鱼来，我帮你做作业。多年之后，偷鱼的邻居小伙伴依然和闫妮有联系。
八十年代，邻里之间往来密切。闫妮说，自己的个性挺像剧中宋莹的儿子林栋哲，“我老爱到人家里看电视，坐在小板凳上能看一晚，有时候怕邻居烦，我还会刻意巴结和讨好，就为了能多看一会儿电视”。
现在闫妮小时候居住的南小巷老街早已拆迁，它们被高楼大厦覆盖，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然而，关于南小巷发生的一切，总是会回到闫妮梦里。拍《装台》时，片场在西安。当时，有一个人用方言喊着闫妮以前的名字，闫妮扭头一看，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四十年没有见过的邻居。
尽管熟悉那个年代的生活，但对黄玲这个角色，闫妮是带着困惑进入的。拿到剧本的时候，黄玲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演？闫妮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找不到特别的抓手。她写下很多疑问打算和导演张开宙讨论。
闫妮在小本上写下的第一个问题是：“黄玲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剧中，黄玲回过一次娘家。回家时，妈妈给她做了一件衣服。“黄玲这个角色是在爱中成长的一个人，她与丈夫庄超英的家庭是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闫妮说。黄玲给人一种温柔、隐忍的感觉，当真正走进这个角色，闫妮发现，她身上有柔中带刚的韧劲儿，黄玲给人讲道理，并不会哭天喊地，虽然音量不大，但总是有理有据，是一个非常坚定、内核有韧劲的女性，她对所有关系都保持了非常得体的分寸感。如何理解黄玲身上的分寸感？在儿子庄图南考上一中那场戏，导演让闫妮最后一个出来。闫妮在想，应该怎么表达对儿子的爱？最后，那场戏里，闫妮没有直接去拥抱图南，“毕竟儿子大了”，闫妮站在纱窗另一边，抱了抱自己。
演黄玲的另一个挑战，是她是一个南方人。剧组原本给演员们安排了专门教苏州话的老师，闫妮想，一个北方人说再好的南方话，都像是学来的，反而会让观众跳戏。所以，她觉得得从细节上去找到南方人的感觉。剧里有一集，是黄玲在腌菜，闫妮就问身边的南方人，那个年代，都怎么腌菜呀？别人告诉她，腌菜要用脚在菜上踩来踩去。于是剧中，黄玲卷起了裤腿踩腌菜。
还有一场戏，是鹏飞要离开庄家回贵州。剧本里写黄玲在临别时要给鹏飞钱。闫妮和道具老师商量，让道具老师帮忙叠一个钱包，“不是用报纸，而要用油皮纸”。这是属于闫妮小时候的印记，在她的记忆里，那种油皮纸叠出来的钱包，是郑重的。张开宙后来还给这个钱包了一个特写。
制片人侯鸿亮说，“要说闫妮给这个角色增加了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她增加了很多的幽默感。在剧中，黄玲面临着诸多的家庭矛盾和生活困境，她可以演得苦大仇深，但是闫妮的诠释展现出一种幽默、阳光的生活态度。就像她好不容易买到排骨，在那儿切肉的时候边切边唱着歌的那种状态，特别能展现出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所保持的宝贵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庄图南考上大学那场戏，闫妮现场加了一些戏，她对丈夫庄超英说，“庄老师，我能请你跳个舞吗？”这一刻，闫妮心里想的是，黄玲一定很感激庄超英。这是闫妮给黄玲的飞扬时刻。
女性的友情和成长
剧本里，黄玲温柔贤惠，宋莹泼辣有魄力。虽然她们是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人，但恰如闫妮在自己的剧本里写的：“宋莹出现，黄玲会一直笑”。黄玲对宋莹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里面有相知、懂得，也有倚靠。
闫妮说，导演的意图是构建一场温情的叙事，甚至充满了梦幻色彩。“很多影视作品里，女人之间的情感总是始于冲突和矛盾，但这个剧本里，宋莹和黄玲自始自终都特别要好。”
闫妮和我聊起自己人生里也有这样的女性情谊。在西安，她曾有那种长达三十年，看着彼此成长的女性朋友，即便她们后来不住在一个城市，即便生活的轨迹早已不同，但心里总有一块属于彼此的自留地，女朋友甚至和闫妮说，和我老公在一起还没有和你在一起有意思。闫妮的母亲生病，闫妮在拍戏回不了家，她的好友代替她陪伴左右。每一次，只要闫妮回西安，两人就会回到少女时候的状态，一起窝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地东拉西扯，一不小心就聊到天明。
闫妮把这样一种现实中存在的情感，“移植”到了剧中黄玲和宋莹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一路扶持。黄玲见宋莹的儿子林栋哲裤子破了洞，怕他被同学嘲笑，帮他缝裤子，做新衣，宋莹心里暖洋洋，对黄玲说，“你总是给别人做衣服，你也得给自己做一些漂亮的”。黄玲儿子庄图南上学离家远时，宋莹主动提出把攒了好几年买电视机的钱借给黄玲买自行车。我最喜欢看的是黄玲和宋莹坐在院子里纳凉闲聊，又或一起洗衣择菜，东一句西一句扯家常。聊婆媳、孩子、隔壁邻居和厂里八卦，总是聊得咯咯乐。伤心时，都是给彼此疼惜的暖心话，彼此扶持照应。
与此同时，这种女性情谊的背后还有一份超越那个时代的自觉，成为母亲的女性还能多大程度保留自己？在一次午后的闲谈里，黄玲和宋莹一起聊天，感叹道，成为了母亲之后，好像不聊孩子就没有能聊的话题了。女儿庄筱婷过生日，宋莹提议三人一起下馆子，不带男人和男孩，享受属于女性的私人时间。侯明亮说，在剧中的时代背景下，女性面临着很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黄玲也没有完全被这些观念左右，她坚持让子女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追求自己认为对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对家庭关系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
闫妮说，其实黄玲在和宋莹的相处过程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两人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的关系。在大米写的同名原著当中有较为直接的描写，书中写道，“黄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大，大到完全压制不住对婆家的怒气了，或许是因为和宋莹对话越来越习惯直来直去，又或许是因为看到宋莹的霸道肆意，她羡慕之余，心里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在看剧的过程里，对于黄玲和庄家父母的矛盾是唯一让我感到有压迫感的冲突。庄超英从未正面阻拦过父母对黄玲、筱婷的重男轻女的偏心，导致庄超英与黄玲的家庭矛盾不断发酵。同样是女儿，筱婷被黄玲一路呵护长大，而庄家二女儿的命运则具有了时代局限的悲剧宿命感。因为是女儿，她成为了一个家族里被牺牲掉的那个，作为知青，她一辈子只能与偏远的山区相连，好在儿子鹏飞得到了黄玲的帮助，从小寄宿在舅妈家，因此命运得以改写。
女性成长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如果没有黄玲的爱，筱婷又将成为轮回之中的庄家二女儿。闫妮聊到她对女儿筱婷的保护时说：“她对儿子和女儿是不一样的。在庄家，黄玲是’淋过雨’的人，她要给女儿做的，就是为她撑起一把伞。”有一集，筱婷在爷爷面前替母亲说话，“父母不会离婚，妈妈没有错，是爷爷太偏心”结果爷爷一怒之下打了筱婷。当黄玲知道这个事情，她先是洗手，然后转身说，女孩子会反抗，不是件坏事。
有时候我会想我母亲那代人的生活轨迹是怎样的呢？我们从来只见过她成为了母亲的样子，她为家奉献、操持，然而她是否还会有自己的快乐，拥有自己的梦想，有她依靠和共同成长的女性情谊吗？在黄玲和宋莹的身上，我真切地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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