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娜到郑钦文，先活出自我再活出超我的超越之旅

李娜和郑钦文走的路，也有鲜明的时代发展印记。

李娜是在举国体制下由国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从小进入省队，后入国家队。举国体制的特点是，所有的培训、收入、开销等一切外部事务都有国家负责，运动员只负责训练和比赛就行了，当然，还要接受国家队的一系列纪律规定，个人意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李娜的个性还是挺火爆、叛逆的。在釜山亚运会前夕，李娜不辞而别，单方面退役读书去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感觉是在为别人打球，自己则看不到希望，失去了打球的乐趣；即使一直在进步，但从未得到教练的认可和表扬；受伤了依然被要求打封闭针去比赛，无视她的身体健康；被迫拆散混双搭档，无缘与男友强强联合等。

此次事件，也加速了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改革之路，试水放手运动员单飞，开始了两条腿并行的策略。一条腿继续延续原有的选拔、培训、国家负责制，一条腿探索运动员自行负责所有的训练、团队建设和经营、参赛等安排，只需要在国家队参加的赛事上回来代表国家打球就行。

李娜是第一批获批单飞的四名球员之一。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李娜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国内甚至亚洲人拿到第4名的历史纪录，开创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光明局面。

郑钦文就是双轨制的受益者。

郑钦文的父亲本身也是运动员，在发现女儿可能适合打网球之后，就一门心思带着女儿拜师学艺，李娜曾经的教练都被他找了个遍。在进省队走国家培养的路子，还是自己做个体户的选择面前，他给女儿选择了后者。

当然，靠一个家庭独自支撑培养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还是很难的。2022年郑钦文杀入澳网16强之后，年终排名到了世界第25位，但同时也面临后续资金无以为继的困难，然后她就获得了武汉市体育局的资助，之后才需要代表省队征战。

郑钦文从一开始，走的路就和李娜不同。

李娜从接受训练一开始，就是国家的人，打球是为国家荣誉。而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氛围都是为国家争口气，经历了全方位落后挨打后奋起直追的艰难历程，急需通过奥运金牌来鼓舞人心和展示新中国、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在全世界面前重新赢得尊严与骄傲，所以，那时候的运动员站上赛场的时候背负的是沉甸甸的、十几亿中国人的热切期待与盼望。

所以，自始至终，李娜在打球的时候，很难有机会体会到为自己打球的感觉，都是在为别人打球。

在她拿到历史最好成绩的时候，观众们的热情、期待和在球场上的情感投入，也远超过了她可以承受的程度。在北京奥运会半决赛的时候，激动的观众们为她呐喊，指点战术，让她大受干扰，并因此丢掉关键的一分，气得她冲观众大喊“shutup”，随后又因此饱受指责和批评。

赢了球观众比她更开心，随即寄予更高的期望，而输了球，失望就化作对她的攻击和批评。

2004年，李娜自行退役的2年后，当时的国家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找到李娜劝说其复出，并没有说那些国家培养了你、寄予了多少厚望等老生常谈的东西，而是靠一句“你有没有考虑过为自己打球”打动了李娜。这才有了李娜后面高歌猛进的战绩。

郑钦文呢，她从一开始就是在为自己打球。她是在打出了一些成绩之后，才获得了国家的培训经费支持，但依然享有极高的自主决策权，也更少背负外在的压力。

在个人职业运动员的赛场上，尽管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2024年初获得澳网亚军之后，世界排名升至第7位。但在面临世界级选手的、各种比赛环境的高不确定性下，她的情绪状态还是挺能影响成绩的，被网友戏称，状态不好后面就开摆了。

而在巴黎奥运会获得冠军之后，她在采访中说过这些：

“我从未对赢下一场比赛有如此强烈的饥渴感，我可以为此付出一切，但我知道网球不是这么打的，不是付出一切就有好成绩。我为自己这次能战胜压力而感到超级骄傲，我超越了极限。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能连过这样的5场比赛，特别是两天里打了7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在这里超越了极限，将来无论我在比赛中落后多少，我都会记住这一刻，这能让我振作起来。”

“因为我是击败了世界第一，也是这几年一直蝉联法网冠军的人。这一路其实并不容易。加上我前两天在场上征战了六个多小时，三天内估计在场上呆了有8小时，我觉得一直都是有那口气在支撑着我。”

“其实我知道，如果是普通的比赛，在连续这么长时间征战下来，我的体能可能早就没多少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的体能一直很充沛。我知道，即使进入到第三盘，我也一定会拼到最后一口气。即使再让我为我的国家打三个小时，我觉得我也能做到。”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和家人来说，奥运会是比大满贯更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荣誉是永远要超过个人的。”

当她不是为自己而战，而是为国家而战的时候，她有了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之源。也是这份为国家荣誉而战的力量，帮助她克服了面对世界第一、曾经六战六败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让她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李娜，从一开始的为别人打球、为国打球，尽管拿到了一些成绩，但在一路取得突破性的成绩的时候，却开始对已经训练了十多年的网球失去了热情和兴趣，是为自己打球重新点燃了她的热情，并迸发了更强劲的活力；而郑钦文，则是一开始是为自己打球，充分享受到了为自己打球的自主与乐趣，之后，为国家打球的信念和力量，带她跨过了为自己而战所能达到的疆域，来到了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

这个顺序挺重要的。

李娜打破的是为别人、为国家的桎梏，她争取到了为自己打球的权利和自由。她曾经说过，“一开始，我会被每个人的期待所影响，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只是把他们的梦想投射到了我身上。我不是圣人，我真的从心底里认为我只是个运动员。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代表不了。”

而郑钦文，打破的是为自己而活的桎梏。她让人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懂得如何是为自己而奋斗的人，在主动选择为所属的集体、归属感、认同而战的时候，她可以超越自己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打开多么广阔的空间。她说过：“在为国争光，不是为自己打的时候 ，会有一种特别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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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想到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往往也是一部分来访者前来求助心理咨询的原因。

这种状态就是，尽管从外在的社会标准看，他们工作体面，收入不错，生儿育女，家庭美满，但到了某种程度就会有一种很空心的感觉，按理说该觉得挺幸福的啊，可就是没有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做什么都没有以前那么有乐趣。

尽管外在的表象是相似的，但内在的原因却是不同的。

一部分人的原因就在于，从小背负家长的期望长大，过于依赖外在的标准，可能确实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一个人自身的生命活力和愿望一直被压抑、被忽视，会让他和自己的感觉和需求越来越失联、越来越陌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欢什么。

而另一部分人的原因则在于，个人的需求终究是有限度的，如果都满足了之后呢，后面的人生又该如何度过？能够很好地应对的人，要么是能够活在当下、善于在平凡庸常的生活中找到乐趣、自得其乐的人，要么是像乔布斯、马斯克那类有着极强的个人雄心和创造力，不断推陈出新超越自己的人。

如果这两部分都不足以支撑未来的生活意义，要么就容易走向不断追求更强烈的刺激和感官体验、更冒险，要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了。

这两种不同原因的解决之道，分别就对应着李娜和郑钦文走过的路。

李娜的为自己而活的力量还是很强劲的。在那个时代，能够任性的抛下身为国家运动员的责任，正是她强大的内在力量为她选择的脱困之路。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很有可能她会在一种身心不一致、拧巴的状态下越来越失去热情，最后真的就泯然众人矣。

她退役之后，结婚生子，家里没有任何关于网球的元素，女儿3岁的时候看着电视里的宣传片，还要跟母亲确认，你是李娜吗，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网球带给她的乐趣和苦痛。尽管是在中途退役的2年间，她确认了自己对网球的热爱，但她经历过的所有痛与难，也都与网球相关。

而一些人的内在力量从一开始就没被允许过，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喜好是什么，想不起来任何一件曾经发自内心高兴的事情。成年之后再去发展这部分，需要克服的困难就要大很多。

但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必经之路。我是谁，要去往哪里，是每个人迟早都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人必然是要为自己而活的，是要活出自己的。

而如果想要找到更永恒、更长青的生命意义，想寻求更宽广更高远的超越自身的力量源泉，那么投身于一个更宏大的理想和身份认同则是非常好的方式。

在现在这个多元化价值观的环境里，去讲理想、超我、宏大叙事是很遭人讨厌的。毕竟，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很擅长讲这个，也把很多人压在了为别人而活、还没有机会活出自己的那一步。

但它本身是很好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正受益于此。

如果你在看到《觉醒年代》时，为年轻的陈延年、陈乔年上刑场时的转身微笑而热泪盈眶，如果你会为张桂梅的事迹而感动，小小的身躯如何支撑起那么多山里女孩的梦想，如果你也会为那些从坐着滑索上下学到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走几分钟到校的孩子们由衷感到高兴的时候，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正如郑钦文所说，为国家打球的强大信念帮她克服了当时的心理困难，也让她体验到了突破自己极限的潜能和力量。这也是一种双赢啊，她为国家打球，国家赋予她力量。

李娜花了十几年，才从代表国家走到只代表自己，她的终点成了郑钦文的起点。而郑钦文再次把代表国家放在首位的时候，这种精神力量，也推动着她到达了她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李娜到郑钦文，这条路，也是每个人活出自己、活出生命力、不断超越自己的必然之路，值得去试一试。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为国为民为人类什么的，确实离得太远了。但它属于超我的一部分，指向的是一种利他的、为集体的、为超越个体的群体目标的认同，大到为国为民，小到为家庭、为工作，都在这个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