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A大咖访谈 | 江晓兵教授:走出去、引进来、推出去,让中国骨科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学术   2024-12-20 17:05   北京  



江晓兵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

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者、临床基础双栖型杰出人才(第二层次),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青年珠江学者,广东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美日访问学者,先后师从世界颈椎外科主席K Dan Riew、AOSPINE全球主席Michael Janssen、日本脊柱微创协会主席Koji Sato教授等。兼任世界微创学会脊柱内镜椎间融合联盟副主席、SICOT中国部青委会副主席、中国Aospine青年讲师、广东省精准医学会骨质疏松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脊柱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副主编,主持国自然3项、其他课题16项、指导国自然6项,发表中科院1区论文5篇,获国家专利13项。曾获2014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术大会论文比赛三等奖,第一完成人获2019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02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2024年COA学术会议召开之际,骨今中外【大咖访谈】栏目邀请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江晓兵教授,向大家分享脊柱复杂手术的挑战及应对措施、脊柱疾病的镇痛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疾病以及年轻医生的培养话题。

Q
1.在脊柱的复杂手术中,您认为最棘手的挑战是什么?针对这些挑战,您采取了哪些独特且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又是如何在保障手术成功和患者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

第一个挑战是脊柱手术比较复杂。比如上颈椎手术,最大的挑战在于操作部位小,毗邻的解剖结构很复杂。上颈椎经常会出现解剖学变异,甚至出现部分椎动脉长在寰枢关节的入路暴露或者置钉位置上的情况。因此,对于上颈椎手术,术前评估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打印包含血管和神经结构的1:1模型进行模拟,为手术实施提供帮助。

第二个挑战是上颈椎手术的操作位置往往很深。有时候还要做前路经口的松解或减压,利用配套的内镜技术(包括单孔内镜、双通道内镜和显微技术)放大术野,从而在高清视野下完成手术,增强手术操作的精准度。此外,术中三维重建的影像系统可以帮助医生实时了解手术情况,避免传统情况下通过术后CT才发现问题,而进行翻修手术。手术机器人、导航等新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够让我们把复杂结构上的置钉做得更好。我们在术中还会常规进行电生理监测,了解患者神经功能的实时状态,及时做出调整。

以上这些技术都能够在复杂的脊柱手术中,为病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上述辅助技术同样适用于脊柱翻修、脊柱侧弯后凸矫形、截骨、脊柱肿瘤的全椎切除等手术。

只有熟练掌握脊柱外科的各种经典技术,我们在做脊柱翻修手术或者做一些复杂手术的时候,才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合适、更安全的选择。单一的入路、单一的手术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不是最佳选择。举个例子,对于脊柱翻修、脊柱肿瘤或者脊柱畸形的手术,很多医生熟练掌握了后正中入路,对其它入路掌握的不够熟练。但对很多病人,后入路对后方软组织和神经的破坏风险很大,而从侧前方入路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椎体切除置换,创伤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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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在脊柱疾病的镇痛治疗中,您秉持怎样的原则和策略?您如何依据患者的手术类型、疼痛程度等因素精准选择合适的镇痛方法,以助力患者尽快康复的?

首先,我们会在术前做一些超前镇痛,通过贴剂、提前口服药物,让患者在术后苏醒时的疼痛程度下降。

其次,麻醉科医生在术后会为患者配备镇痛泵,可以安全有效地控制患者的疼痛水平。局麻药物浸润也有助于改善术后疼痛。

对于术后3-5天内的急性期疼痛,要做好患者宣教,让患者主动与医生沟通,及时镇痛,避免患者因为长期持续疼痛引发慢性疼痛,产生疼痛记忆,导致术后症状长期无法缓解。

对于术中直接刺激引起的神经水肿、神经炎症反应等神经病理性改变导致的疼痛,不能单纯靠NSAIDs类或吗啡类药物来止痛,还需要使用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等对神经病理性疼痛有效的药物。

对于术后1-3个月的疼痛,我们可以采用推拿按摩等物理治疗,消炎止痛或改善筋膜循环类药物的外敷和外擦等方法综合治疗。这个阶段配合合理的康复锻炼和医生指导,可以实现较好的康复效果。

对于术后中晚期疼痛,需要判断产生疼痛的原因:是否是手术的问题,内固定、融合器是否松动,是否出现了不融合情况,是否有感染等。术后3个月左右疼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缺乏锻炼、康复训练不足,这时候我们会采用棍辅推拿的手法,帮助病人做筋膜肌肉的松解,更好地进行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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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您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疾病相较于单一治疗方法,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在临床实践中,您是如何将中西医方法有机融合,为患者制定更优质、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
手术治疗能够解决患者疾病部位的问题,而对于患者术后发热畏寒、胃口不好、大便不通、失眠等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我们可以通过阴阳平衡、脏腑协调等中医理论进行分析。中医对改善这些症状很有帮助。
一方面,根据中医的强筋壮骨、补益肝肾的理论,应用中成药和经验方有助于减轻患者术后存在的肢体乏力和疲倦感,更好地解决慢性疼痛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成药配合针灸,能够改善术后神经病理性疼痛及麻木的问题。对于术后中晚期手术部位产生的瘢痕,我们采用了特色棍辅推拿手法,应用我们特殊设计并取得专利的木棍工具,操作简单且无创。通过这样的手法让患者的肌肉得到快速松解,激活缺血的肌肉群,获得很好的肌肉收缩和平衡的功能,缓解患者术后的慢性疼痛。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在脊柱外科领域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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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4.多年来,您积极践行脊柱外科领域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的发展理念。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两者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脊柱外科不断进步的
我在脊柱专业从业快20年了,从一个年轻医生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求学经历。从2012年开始,基本每年我都会利用年假时间短期地出国学习。出国学习的经历让我接触到全世界的名师,以名师为样板,学习他们的手术技巧和体系,学习他们对学术开放而严谨的态度。现在我对其中几位特别优秀的老师还记忆犹新:
世界颈椎外科主席K Dan Riew教授,是当时美国公认的颈椎外科第一人,我向他学习了颈椎的翻修手术、复杂的寰枢椎复位和矫形手术,以及辨别颈椎融合是否良好等关键的技术标准。他的睿智与开放、谈吐和风采令我钦佩;

AOspine全球主席Michael Janssen教授,擅长椎间盘置换和腰椎的侧前方入路手术。在丹佛期间,我参加了很多次侧前方入路手术,现在对腰椎侧前方入路手术的熟练掌握就得益于那一个月的学习;
日本脊柱微创协会主席Koji Sato教授。他为我们开放了医院的随访系统,让我看到脊柱手术术后10年、20年的核磁影像,对脊柱外科的手术结果有了更理性、更客观的认识。
在国内,我们也组织和参加了很多交流学习活动,比如邀请国内上颈椎第一人王超教授来我院设立了工作室,以便随时进行手术的指导。

在学科建设和个人成长方面,我们应该大胆地“走出去”,去跟国内外的名师进行交流,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也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

现在除了“走出去”和“引进来”,我们还主张“推出去”,也就是“把我们做出的有特色的成果,推向全世界”。通过学习和钻研,我们做了很多的器械和技术流程的改进,也发表了很多篇SCI论文。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两期左右的国际论坛,邀请了国外的名师来中国交流学术。我们参加了中亚和俄罗斯的骨科论坛、日本微创脊柱外科学会年会,把椎间孔镜处理复杂脊柱病变等技术以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国外的骨科同行,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也让世界了解到我们先进的技术。“推出去”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未来,我们会做更多“推出去”的工作,尤其在一带一路的辐射区域,做更多的培训和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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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作为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指导老师,您在培养年轻医生和科研人才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方法?
我其实带学生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要谈体会的话,首先是做好“管”和“理”。“管”,是指要制定明确的规则,用成果分享、工作纪律等制度来管理团队;“理”则是指要了解团队成员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现在每周四,我们都会雷打不动地一起开组会,学习和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了解团队的工作进度,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
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我的理念是因材施教。在研究生入学时,了解他们的人生规划,根据他们的规划确定接下来的学习重点,是侧重临床,还是更多地参与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的工作;帮助有读博计划的学生提前做准备,提升简历的含金量和被录取的几率;对于中途想要转换方向的学生及时调整培养计划。第一尊重学生的意愿,第二给学生合理的引导,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保证我们的学生在学好临床基础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提升研究和学术能力。

在博士的培养方面,因为未来的就业岗位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承担教学和科研的任务,我们会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科研实操能力和标书及科研论文的书写能力。

博士后方面,我认为,如果博士毕业以后的就业单位不是特别理想或者特别合适的话,可以大胆的去做博士后的研究。博士后的研究可以让学生在人才成长的空窗期得到更快速稳定的成长机会,为职称晋升后带医疗组或者未来参与人才培养项目提供宝贵的经验。我们团队一直以来聚焦于骨与软骨的再生、数字化脊柱相关的研究、技术体系的开发以及转化,欢迎有意向的同学来我院进行博士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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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0241217-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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