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隐蔽政策”与17—19世纪中日琉关系的变化

摘要：17世纪后期清朝国力逐渐强大后，江户幕府制订“隐蔽政策”，维持琉球自主，借以获得中国商品与情报。在江户幕府的贸易禁令下，萨摩藩受到许多限制，琉球却获得贩卖唐物与砂糖、渡唐银资金保证、收购海产品等特权，使萨摩藩放松对琉球的控制。通过“渡唐银”集资与渡唐役人的挑选，琉球王府得到琉球士族的支持，并能按出资比例分享朝贡贸易的利润，更推动“中国化”改革措施，改造琉球社会文化，确保琉球王府的统治权。清朝虽察觉异状，但琉球借“度佳喇”向日琉两国求援的名义，掩护萨摩武士的活动，保住朝贡贸易的资格。由此可见琉球借中国之势，维持自主，而日琉两国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平衡的模式，也让17-19世纪的中日琉关系维持相对的安定。

关键词：“隐蔽政策”  朝贡贸易  渡唐银  度佳喇

自1609年萨摩出兵至1879年明治政府单方面宣称琉球废藩置县为止，琉球从属于中日两国。随着清朝国力日益强盛，江户幕府放弃同化政策，施行“隐蔽政策”，避免得罪清朝。清朝虽察觉日琉关系的异样，但因日本未干预中琉宗藩关系，琉球也按时遣使朝贡、保持联系，遂佯装不知，却时刻注意日琉关系的变化。中外学界普遍认为琉球为两属之国，但学者们对“两属”的定义却意见纷歧，多有争论。例如，高良仓吉、仲原善忠、新里惠二等人主张琉球形式上属于中国，实质上从属日本，却完全忽视了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丰见山和行、渡边美季主张琉球同时从属于中、日两国，将琉球的“两属”地位概括为“从属性二重朝贡国”，并考证中日两国对琉球的影响强弱程度，强调琉球在中日两国之间，实有其主体性与自主地位。比嘉克博主张琉球是一个独立国家，并认为琉球只是形式上从属中日两国，实质上却拥有充分自主权。中国学界主要讨论中琉宗藩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及其影响。例如，梁嘉彬、谢必震、赖正维不但详细分析中琉宗藩关系与朝贡贸易的关系，也说明了琉球与福州、台湾及东南亚诸国的往来情形。在中琉宗藩关系的大框架下，这些成果补充了琉球海洋贸易的相关活动，但较少关注到日本的江户幕府或萨摩藩对琉球的影响，而何慈毅与薛明指出江户幕府警戒中、琉、萨三方暗中勾结的阴暗心态，补充了中日两国相互提防的面向。若干学者另辟蹊径，注重中、日、萨、琉四方的通商网络，或关注这些参与贸易的人、事、物及其衍生的情报，或商船遭遇海难时的漂流人与救助措施，或分析琉球朝贡贸易的商业网络及其获利情况等面向，突显琉球研究的“东亚性”特色。因此，本文利用《琉球王国评定所文书》、《历代宝案》、《中山世鉴》、《球阳》、《琉球一件帐》、《岛津家列朝制度》等史料，讨论江户幕府的“隐蔽政策”如何影响琉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并分析琉球王府与琉球士族在中琉朝贡贸易的资本投入、人员选择、萨琉双方的贸易权分配，进而讨论“隐蔽政策”与中琉朝贡贸易如何影响琉球内政外交体制的重整。

    自1644—1868年，琉球向江户幕府派遣谢恩使与庆贺使的次数，共有18次之多。根据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琉球聘使记》记载，可知江户幕府虽设定琉球为“通信国”的身分，还比照朝鲜通信使的礼仪接待，令其前往江户、谒见德川将军（即江户上，或称江户立），实则视琉球国王为萨摩藩的家臣。

宝永七年庚寅十一月十一日[按：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萨侯源吉贵[按：萨摩藩主岛津吉贵]率琉球国中山王聘使入都……十五日，萨侯吉贵入觐。十八日，率美里、丰见又朝城。昧爽，从高绳邸乘肩舆，由芝口达郭内，幸桥第，从此[按：琉球]二王子乘屋轿，副使以下至乐童子皆跨马，鼓吹导行，成列而进，观者如堵。历霞关坂，由外樱田门，过西城下，穿曲仓，至端门，皆下轿马，以至登厅。每过一门，鼓吹并起……盖“中山王”，实为萨附庸，而其使人与萨侯之老比者。国家柔远之意，故见优待焉耳。

    由此可见，江户幕府接待琉球使者的规格明显比朝鲜使者低一等，只被当作萨摩藩之附庸，由幕府的老中出面与琉球使者交涉。每逢新任德川将军袭位、或新任琉球国王即位时，琉球便派遣庆贺使或谢恩使前往江户，向德川将军祝贺并报告琉球国内情形。

萨摩藩控制了琉球的对外贸易，但因“隐蔽政策”的限制，岛津氏允许琉球王府享有人事权、裁判权及祭祀权，等于承认琉球王国的内政自主。琉球王国原本没有士农身分之别，人民可自由居住、自由流动，任职王府者被称为奉行人，但为了适应琉球被编入幕藩体制，琉球开始实施士农身分区别制度，并设置“系图座”，为琉球士族编纂家谱，划分士农阶级，而士族内部也依照祖先功绩多寡与入仕世代而划分门第高低，身分高者为“谱代士族”，身分低者为“新参士族”，用以决定士族们的职位等级。为了中央集权、强化王权，琉球王府仿照中国官制，官品定为正一品至从九品18级，并设置评定所，由摄政、三司官、申口方、物奉行组成，提高琉球政府的行政功能，其中的申口方负责琉球与萨摩藩的交涉，也是萨摩藩干预琉球内政的管道。

萨摩藩一开始不敢明目张胆参与中琉朝贡贸易，但因琉球向清朝称臣纳贡、顺利接续中琉宗藩关系，萨摩藩开始限制琉球朝贡贸易的商品种类、销售管道及商品买卖价格，使琉球士族日益贫困，屡思反抗。例如，1667年萨摩藩审查琉球士族的“北谷惠祖事件”，便是琉球士族反抗萨摩藩、夺回朝贡贸易权的尝试。1663年（康熙二年），琉球国王尚质派遣三司官向国用（北谷亲方朝畅，又称吴国用，吴为原姓）与紫金大夫金正春（城间亲方守恒）担任谢恩使，并因顺治皇帝崩逝、康熙皇帝即位的消息，再派遣王舅英常春（惠祖亲方重孝）与正议大夫林有才，担任庆贺使。但庆贺使英常春等人的贡使船却在闽江口梅花港搁浅，从人惨遭溺毙，贡品全数损毁，英常春等人留在福州琉球馆等待指示。1665年，谢恩使向国用带上英常春等人一起返回琉球，并向萨摩藩报告贡船损毁、贡品丢失的事。萨摩藩主岛津光久（1616—1695）感到事有蹊跷，下令萨摩官员审讯19名相关人员，竟查出这起案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向国用的侍卫与那城仁屋假冒中国海盗，劫掠贡船。贡使团成员仲村渠仁屋、宫里子及休斋很快查明与那城仁屋的不法行为，但他们竟毒死与那城仁屋，并卖掉金壶，获得巨金，还贿赂知情者，避免败露。向国用决定杀人灭口，佯称仲村渠仁屋等人失足落海。真相大白后，萨摩藩主岛津光久认为此事性质恶劣，要求琉球国王斩杀向国用与英常春，剥夺士族身份，将其子弟流放外岛，还要重罚琉球摄政具志川王子尚亨（具志川王子朝盈，1610—？），让琉球士族相当愤慨，萨摩藩也打算出兵惩处琉球君臣。

正当危急之际，尚亨委托向象贤（羽地按司朝秀，1617—1676）接任摄政，并由亲萨摩官员毛国栋（嵩原亲方安执）接任三法司，安抚萨摩藩。为了缓和萨琉关系，向象贤推动琉球“日本化”的改革，强调“日琉同祖论”，将琉球传说的“舜天王统”说成日本源为朝的后裔，遂获得萨摩藩与毛国栋的支持，化解“北谷惠祖事件”的紧张局势。向象贤主动向萨摩藩靠拢，表示效忠，缓解萨摩藩的不信任感，实则调整萨琉之间的经济失衡，让琉球王府参与朝贡贸易，增加王府收入，并借用萨摩藩的权势，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裁减冗官冗员，打击神女势力，更开垦荒地，修建水利，奖励农民培植苏铁，生产甘薯，开拓财政来源，让濒临破产的琉球财政逐渐好转。正因为向象贤的改革，强化王府的统治力量，也改变了琉球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多少化解萨摩藩带来的种种问题，使琉球学之父伊波普猷（1876—1947）高度评价向象贤，并认为向象贤的改革复兴了琉球王国，甚至通过“日琉同祖论”，凝聚共识，创造琉球共同体的自国认同。换言之，琉球认同自身为中国的属藩国，并在日琉关系的二重认同里，琉球同样称臣纳贡，却保持了一个独立王国的身分。

向象贤的“日本化”改革只是缓兵之计，未能持续。随着清朝国力大盛，琉球与清朝的关系也随之强化。例如，1686年清朝重新恢复“官生制度”，同意琉球选派子弟送往北京国子监学习，而在1718年琉球王府设立明伦堂，向久米村子弟教授北京官话、经书、诗文及贡表文书的写作。因此，出身琉球久米村的蔡温担任三司官后，推动“中国化”的改革措施，培养琉球官民的自国意识，降低萨摩藩影响琉球内政，并延续向象贤“振兴农业”的原则，厚植山林，清丈土地，修建水利工程，开发荒地，增加农作产量。除了经济改革外，曾赴中国学习儒学的蔡温也积极引入儒家思想，提高王权，并彻底执行“身分制”，固定士族与农民之地位差异，稳定琉球社会秩序。例如，蔡温规定琉球各村落必须在每个月初一和十五日宣读《御教条》，强化琉球国王的权威，还要求琉球官民遵行“隐蔽政策”，不得向中国官民泄露琉球内情，并强调琉球与萨摩藩之间的特殊关系，避免激怒萨摩藩。蔡温“中国化”改革政策的基础，正是以当时实力最强大的中国作为后盾，保障琉球王国的安全，而儒家文化的引入，也影响琉球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发展。

“隐蔽政策”一开始执行不彻底，日本商人仍在琉球公开活动。例如，康熙二年（1663），清朝册封使张学礼抵达琉球，很快注意到琉球“所出土产惟蕉布、硫磺，其烟、刀、纸张、折扇、漆器之类，皆来自日本”。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汪楫（1626—1699）与康熙皇帝的对话，可见清朝对日琉关系并非一无所知。当时汪楫准备出使琉球册封尚贞（1645—1709），临行前曾向康熙皇帝请旨：“闻海外日本诸国与琉球往来，今皆瞻仰德化。如有通贡之事，允行与否，非臣等所敢擅便，恭请皇上指授，以便凛遵圣谕，临时应对”。康熙皇帝回答：“若有通贡之事，尔等报部，听部议可也”，可见清政府并非对日琉关系一无所知，只是不愿与之计较。为了隐蔽萨琉关系，避免清朝察觉异状，蔡温编写了《旅行人心得》，要求琉球官民反覆练习对话，所有服侍中国使团的从人都必须学习问答手册。当中国册封使团询问问题时，琉球官民必须遵照手册、回答“标准答案”，并禁止提起与日本有关的话题。若中国册封使怀疑岛上的日本人或日本商品时，琉球政府就推托这些人员或物品来自日本属岛的“度佳喇”（吐噶喇群岛，原属琉球奄美五岛之一），还将“度佳喇”伪称为“宝岛”，作为琉球隐蔽日本官商的代称。还在若狭町出口、泊高桥、安里桥设置关番所，派驻6名关番轮流监视出入人员，防止琉球百姓与中国使团接触。

蔡温撰写的《中山世谱》里，刻意用“度佳喇”的名义去解释日琉关系，并间接隐蔽萨琉关系：“时王言：吾事中朝，义当有终。日本深嘉其志，卒被纵回。自尔而后，朝鲜、日本、暹罗、爪哇等国，互不相通，本国孤立，国用复缺。幸有日本属岛度佳喇商民至国贸易，往来不绝。本国亦得赖度佳喇，以备国用。而国复安然。故国人称度佳喇，曰宝岛”。正如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指出的那样，琉球主动隐蔽萨琉关系的具体办法如下：

此外，对遭遇海难、漂流到琉球附近海域的中国商人们，萨摩藩与琉球也小心谨慎，快速应对，不但命令奄美大岛官员或久米村的通事接待这些中国商人，还动用预备资金，尽数购买这些中国商人带来的货物，避免他们到处乱走、探得琉球内情，甚至不惜自掏腰包，为他们修补船只，让他们早点离开琉球。若一时无法修好船只，萨摩官员或琉球通事也会赶紧安排远离城区的住处，让他们住在一起，并提供每日食物与生活用品，派人看守进城道路，避免他们接触琉球百姓。根据道光年间中国士人与朝鲜燕行使讨论当时中日琉关系的对话，可见蔡温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打消了清朝的疑虑，也让朝鲜放下戒心，不再视琉球为日本帮手。蔡温的种种努力，即在维持中国属国的身分，并在幕藩体制下与萨摩藩共享朝贡贸易的利润，让琉球圆滑地在中国天下秩序体制与日本型华夷秩序体制来回摆荡，再利用制度漏洞屈身前行，保留琉球内政自主的空间。

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东亚，蔡温编写的《旅行人心得》渐脱现实，难以使用，再加上清朝册封使赵新（1809—1876）、于光甲（1822—1871）等人抵达琉球，所以琉球评定所编成《条款官话》一书，避免赵新等人察觉其异。从《条款官话》模拟的琉球人答话范本，琉球评定所竭尽所能地列出中国官民可能会询问琉球贡使团的问题，可想像琉球向中国官民隐蔽日琉关系的用心，也可发现美国、法国、英国已要求琉球签约通商之情形，并在这些虚拟的对话中，琉球多次强调中琉宗藩关系，消除清朝疑虑，还要撇清琉球与欧美诸国私定条约的嫌疑。值得注意的是，《条款官话》特别解释吐噶喇商人的活动情形，可知琉球借吐噶喇列岛的贸易往来，隐瞒萨琉之间的主从关系，并以吐噶喇列岛遭遇饥荒、向江户幕府求米为理由，掩盖琉球使者觐见江户幕府的事实。事实上，清朝册封使即使察觉琉球异状，但只要不对清朝造成威胁，琉球按期朝觐进贡，册封使往往不愿多事，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对清朝而言，琉球的双重朝贡未必是严重的外交问题，反而是基于“天下秩序”的弹性空间，将琉球视为中日两国的缓冲与协调者，而在清朝的默许下，琉球借力使力，使江户幕府与萨摩藩不敢冒险开战，两者又互相牵制，才让琉球勉强保住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