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基思·马克尔瑞 (Keith Muckelroy ) 所著《海洋考古学》自 1978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是各国海洋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书之一，至今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海洋考古学里程碑式的奠基性著作。尽管四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海洋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但基思·马克尔瑞这部深思熟虑的著作及其对海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依然是经典之作，被称为“备受欢迎的补充”，至今还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思·马克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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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部《海洋考古学》明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没有一本其他著作能直接取代它的位置，这证明了基思·马克尔瑞的成就。有学者甚至说这部书应该得到跟西方考古学大师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教授代表作《分析考古学》一样的评价。本文通过对基思·马克尔瑞及其学术活动的介绍，希望对《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基思·马克尔瑞生于 1951 年 9 月 6 日，1970 年考进剑桥大学考古系。剑桥大学考古系有一个灵活的研究传统，就是鼓励学生从第一年开始专攻某一项科目，也可以选择一个广泛的开始，第二学年再专注一门或者两门科目。显然，基思很早就对水下考古产生兴趣，第二年开始参加水下勘探小组CUUEG），在潜水官杰夫·都伯里（Jeff Dubery）的指导下学习潜水。这个小组是 1957 年成立的，吸引了来自建筑、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参与者，它不完全是一个考古学团体，基思是该组织这些年唯一一位考古专业的学生，很快他就成为该组织的助理潜水员。1973 年，他带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潜水员组成的探险队，对利比亚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的水下港口结构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同年，在水下勘探小组的推荐下，他加入了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组织的位于设得兰岛的发掘工作，主要发掘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肯内默兰”号沉船（Kennemerland），并在 1974 年共同撰写了关于该遗址的第二季发掘报告 A。对这艘从荷兰运货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武装商船的发掘是海洋考古学最早的实践之一。对基思·马克尔瑞来说，这个分散的遗址成为他研究沉船形成过程的主要焦点，他很快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实践者和理论家之一。
基斯（左）在准备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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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教授和大卫·克拉克教授的指导下，基思·马克尔瑞于 1974 年夏天毕业获得本科学位，来到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一职。这个研究所是 1973 年才成立的，基思在所长科林·马丁（Colin Martin）的带领下，共同从事发掘和研究沉没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船只“特立尼达·巴伦西亚”号和“大格里丰”号以及马尔海峡的“达特茅斯”号快速舰遗址，长达六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正像基思在其前言中所提到的，他已经开始构思这部《海洋考古学》的结构和内容。其中最令人激奋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真知灼见都是在与大海的直接联系中产生的。大海使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并独具特色 。在 1975 年至 1978 年期间，基思在《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世界考古学》《不列颠尼亚》和英国航海协会季刊《水手之镜》等顶尖学术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学术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977 年，基思离开圣安德鲁斯，回到剑桥攻读研究生，他的兴趣集中于对欧洲青铜时代晚期沉船遗址的研究。对于英格兰南部沿海两处青铜时代沉船遗址的探索，充实了他的理论研究，并为他发展水下遗址调查和各种资料分析技术的方法奠定了基础。他以后陆续发表的著述，展示了史前遗址是如何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考古学记录熠闪光彩的。同年，基思接到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考古研究中心邀请担任考古潜水员一职，他的学术地位在英国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无疑可以使他对海洋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起到持久和重要的作用。他热爱这一事业，并已经为之做出了如此卓越的成绩。10 月，开始准备博士论文《论海洋考古学与晚期青铜时代跨渠道联系的几个问题》，并在 12 月完成了他第一部学术著作《海洋考古学》的初稿。
1978 年，他继续在“肯内默兰”号进行第五季的发掘工作，并担任水下勘探小组（CUUEG）的考古主管。这一年，他的《海洋考古学》出版，被誉为 “由一位备受尊敬的英国海洋考古学家撰写的重要著作”，代表着 “水下考古学时代的到来”。1979 年和 1980 年同样忙碌，他带领水下探险小组前往希腊的普利特拉，并对德文郡兰登湾附近的第二个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准备另外两部书稿的草稿。
基斯在《海洋考古学》上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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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基思·马克尔瑞刚刚过完 29 岁的生日，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却不幸在苏格兰第六大湖泰湖（Loch）的一次潜水事故中去世，年轻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识过人的青年学者，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他的最后两部学术著作《水下考古学：世界水下遗址地图集》和《发现历史沉船》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专业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是声名卓著的，已有百年历史，一直被誉为考古学家的摇篮。这里不仅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导师和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孕育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理念。基思在剑桥大学有幸得到了两位著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让他的学术观念与以往考古学家所采用的传统主义或历史学方法迥然有异。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也揭示了他如何师承往哲先贤的精髓，在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上，坚持了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成熟的新考古学基本原则。有趣的是基思的两位老师的姓的发音都是一样的，格雷厄姆· 克拉克（Sir John Grahame Douglas Clark）和大卫·克拉克（David Leonard Clarke）。
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1907—1995）
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史前学家之一，专门研究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史和古经济学。克拉克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包含了景观、经济和社会主题，而不仅仅是贴有标签的器物。他更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如何或为什么。这与其他考古学家过分关注器物类型相反。
从 1972 年起，克拉克开始大量参与使用新开发的科学技术来分析考古材料。受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模式的影响，克拉克利用民间传说和民族志来更好地了解史前的生存方式。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使用这样的类比，他相信当较旧和较新的社区之间存在持续的历史联系，并且他们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环境条件下时，它们才最有用。克拉克帮助将史前考古学确立为“完全专业的学科”，具有明确概述的目标和方法及基础。他是生态学、功能主义考古学方法的先驱，也是第一位撰写全球人类史前史的考古学家。
基思·马克尔瑞非常推崇克拉克教授的代表作《考古学与社会》，尤其是关于遗址保护的一章，启发了基思《海洋考古学》的很多想法。
克拉克关于环境因素对遗址保存情况的影响分析、文化重建的思路深刻影响了基思。正如克拉克写的干热或湿冷的气候一样，基思写的是海流、海浪和风向。克拉克讨论不同类型的土壤，基思用同样的方法讨论了海床的坡度、地形以及不同的沉积物。基思将克拉克的气候和地质过程转化为水下分解和海床运动。克拉克关于社会行为的第三部分，同样启发基思讨论在水中的打捞活动。最终，基思破译沉船遗址形成的过程与克拉克描述人工制品生存或消失的章节异曲同工。
大卫·克拉克教授的《分析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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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大卫·克拉克（1937—1976）是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的学生，以过程考古学（另译为“新考古学”）而闻名。1964 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就是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大卫·克拉克教授早期研究分析考古学，重视系统论、量化和科学推理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并将生态学、地理学和比较人类学牢牢地纳入考古学的范围内。他强调一个合格的考古学家必须具备这些学术知识。
他的代表作《分析考古学》对基思的影响最大。大卫·克拉克试图建立一系列解释考古学数据的科学分析方法，并试图证明这些方法如何成为考古学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供其他考古学家遵循的指南，在这种情况下，基思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之一。他对基思的统计学和系统理论的应用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并为他提供了可以进行分析和测试想法的框架。基思统计分析的大部分应用都采用了《分析考古学》中的观点。
《海洋考古学》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方式，也参考了《分析考古学》所探讨的社会子系统的体系。在探索海洋考古学这一新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时，基思通过不同层次的研究来充分估价出各个沉船遗址的意义，勾勒出这一分支学科的整个范围。这种分析层次与《分析考古学》中提出的分析层次非常相近，但克拉克教授采用周密的分析方法是为了从器物和器物组合方面获取大量的知识，基思则花了很多精力论及遗址及其形成过程。
基思所著《海洋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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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教授知识渊博，乐于提携后进，对学生给予极大的包容和鼓励，深受基思和其他学生的热爱。基思的这本《海洋考古学》就是 1974年受克拉克教授的委托，成为其《考古学新研究》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于 1977 年 12 月完成的。可惜克拉克教授在 1976 年突然死于败血症，基思·马克尔瑞在前言中把《海洋考古学》作为献给老师的礼物。他深情地说：“令人悲痛的是，这本曾得到他大力支持的著作，现在却只能作为一件菲薄的奉献品来报答他的恩情了”。
乔治·巴斯教授
除了这两位考古学大师之外，基思的导师还包括“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George Bass）教授。1960 年，他率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队员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沉船进行的水下调查和发掘，是世界上最早并且最规范的水下考古实践。他建立的标准、理论及工作程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努力遵循的楷模 B。他主编的《基于水下考古学的航海史》也是基思推崇的经典之作，在他的书中多次引用。巴斯教授认真阅读了基思的《海洋考古学》，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将基思视为海洋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当然，他更喜欢基思的另一部专著《水下考古学》，因为他认为《海洋考古学》的研究过于学术化。
科林·马丁教授
科林·马丁（Colin Martin）是基思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工作期间的导师，他指导了基思对西班牙舰队船只的突破性研究，为基思提供该书许多观点得以产生的知识背景，还通读了全书初稿并和他讨论过其中的不少章节。他跟巴斯教授一样，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完善水下调查和发掘的技术，并证明了这些成果与在陆地上获得的成果一样行之有效和富有价值。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来者，基思的角色是在这些基础上承嬗离合，将海洋考古学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基思的研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自信的第一步。
基思·马克尔瑞的英年早逝虽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让后人痛心惋惜，但他的名字并没有渐渐消弭，无人铭记。恰恰相反，四十多年来，基思·马克尔瑞形骸虽无但精神不灭，他的理论通过其《海洋考古学》承前草创，启后规模，影响了几代学者不断在海洋考古学这条艰难的路程上砥志研思，深稽博考。古尔德教授（193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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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写过《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的美国布朗大学考古学教授古尔德（Richard Allan Gould）回忆说，他 1977 年在剑桥出版社见到基思之前，对海洋考古完全没有概念，由于跟基思多次兴奋的交谈才对海洋考古产生兴趣。“正是基思，而不是别人，将这种观念移植到我的大脑中，即水下考古学拥有学术上的合理性，而绝不只是神秘详细的航海故事和航海技术”。他的《海洋考古学》为我沿此方向开辟了途径。二十年后，对于熟悉基思工作的人来说，其卓具才智的影响在我的书中将明晰可见。对于在这一航行之始他所给予的激发与鼓励，我深为感激”。
乔治·费舍尔教授（193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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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海洋考古学家受到了基思·马克尔瑞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人员中，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乔治·费舍尔（Fischer）及其学生。1983 年，费舍尔领导了对 1748 年英国军舰“富伟号”（HMS Fowey）的系统性发掘，就像基思·马克尔瑞在“肯内默兰”号所做的一样，使用网格系统和分层取样策略来确定文物模式。菲舍尔的学生在研究沉船遗址的过程中，也继续应用过程考古学理论，以寻求比较沉船文物组合中的定量模式。1998 年出版的《海洋考古学：实质性和理论性贡献的读本》一书面向有志于从事海洋考古的学生以及关心海洋考古的公众，对该学科的发展和现状提供了及时的观察和评论。该书特意转载了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中的三个章节，作为对他的致敬。1999 年，中国著名海洋考古学家、厦门大学吴春明老师在他早期研究海洋考古学的论文中也多次引用了基思这部书的观点和资料。进入千禧年后，基思·马克尔瑞的遗址分布模式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海洋考古学家。科林·马丁以基思·马克尔瑞的技术为基础，对整个北欧的遗址进行了研究 E。托马林（Tomalin） 等人在 2000 年有意识地遵循这一方法，在英国怀特岛附近的泼默恩（Pomone）遗址取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马丁·吉布斯（Martin Gibbs） 2006 年的一篇论文扩展了基思·马克尔瑞的模型，以考虑灾难发生时的人类行为以及人与沉船之间的长期关系。该模型使用对参与灾难的人类的研究，将人类活动描述为围绕失事时间的不同阶段。2016 年，马修·基思（Matthew E. Keith）在其主编的《沉船遗址的形成过程》（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导言中概述了海洋考古学中遗址形成理论的发展，介绍了基思·马克尔瑞的基础性工作，并采用了他开发的流程图方案，用于解释环境和遗址的形成过程 B。2017 年，南安普顿大学的莎拉·霍兰德（Sarah Holland）在她的博士论文《沉船简史：重新调查和持续管理英吉利海峡沉船遗址的综合方法》中基于《海洋考古》的理论，对适合重新调查的分散性遗址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一直到 2020 年，在巴西塞尔吉佩联邦大学鲁阿娜·巴蒂思塔·古拉尔特（Luana Batista-Goulart）研究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论文中依然重视“第一个研究沉船遗址考古学形成过程的考古学家基思·马克尔瑞及其名著《海洋考古学》一书”。![]()
此外，基思的同事和朋友们通过建立“基思·马克尔瑞奖”（Keith Muckelroy Award），评选出英国海事、航海或水下考古学方面的最佳作品，让基思的开创性思想和学术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继续传承和不断发展。![]()
作为勉励后学的精神遗产，“基思·马克尔瑞奖”旨在奖励涉及海洋、航海或水下考古学的优秀出版物，作者的国籍、书籍出版地点以及项目地点均不受限制，但要求提交作品必须用英文写作。从 2004 年起，“基思·马克尔瑞奖”已经成为英国考古奖的一部分，由基思·马克尔瑞信托基金（Keith Muckelroy Trust）、IFA 海事小组、航海考古学会和地方政府考古官员协会海事委员会赞助。该奖项的评委有他的老师和同事科林·马丁博士（圣安德鲁斯大学）、保拉·马丁博士（Dr Paula Martin，《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编辑）、戴夫·帕勒姆（Dave Parham，伯恩茅斯大学）、马克·雷德克纳普博士（Dr Mark Redknap，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和艾莉森·谢里丹博士（Dr Alison Sheridan，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基思·马克尔瑞奖”没有奖金，只有一个证书和奖杯，但还是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参与。海洋考古学者们也以获得这项奖项为荣。如澳洲的吉米·格林（Jeremy Green）是航海考古学委员会成员、西澳大利亚大学史前史中心荣誉研究员、考古学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和航海考古学研究所研究助理，科廷科技大学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的兼职副教授，也是《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的顾问编辑。在自我介绍中他把获得“基思·马克尔瑞奖”作为自己的殊荣。顺便说一下，这位格林先生对中国海洋考古学也有相当的贡献，后面还要提及。由于疫情缘故，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 2020 年“基思·马克尔瑞奖”的评奖活动的报道。纵览历年“基思·马克尔瑞奖”的评比资料，被提名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其主题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例如，2013 年“基思·马克尔瑞奖”得主为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的《不列颠的开端》（Britain Begins）（牛津大学出版社）。该书以海洋视角贯穿整个论证过程，给评委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正是吸引基思·马克尔瑞的那种视角和理念，它对英国和爱尔兰人民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看法，融合了海洋考古学的所有方面，构成了对英国故事的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介绍。![]()
2015 年的“基思·马克尔瑞奖”得主为斯图亚特·尼德汉姆（Stuart Needham）等人撰写的《大海的召唤》（Claimed by the Sea），其清晰无缝的叙述，体现了基思·马克尔瑞的思想，即将这些遗址视为水下考古学和陆地考古学之间的桥梁，跨越了当时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的观念鸿沟。如果没有基思·马克尔瑞的开创性努力，这些最初未受保护的遗址就得不到科学的发掘，也不会以这种规范的方式整理出这份出版物。从发现和发掘遗址的方法到地貌学分析以及遗址形成过程的建模，创造了对古老历史的新理解，评委们一致认为这部书是对海洋考古学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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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提交的作品进行排名时，评委们遵循的标准是，获奖作品应该是 “最能反映基思·马克尔瑞的兴趣和愿望”。换句话说，基思·马克尔瑞自己会选择哪一个？如果基思·马克尔瑞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以下为部分获奖者以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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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马克尔瑞![]()
（1）基思·马克尔瑞对海洋考古学的明确定义。基思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水下遗址的分析调查和解释，这也是他的博士研究和许多出版物的主题。在他的时代，海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还很年轻，但已不再是一个新鲜事物。英国特别是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前辈们正在吸收新的哲学思想和分析方法，并尝试应用在海洋考古学的研究中。因此，基思·马克尔瑞浸润在剑桥大学这个“考古学理论温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很早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海洋考古学的理论范畴，从而前瞻性地对海洋考古学的本质属性做深入的思考。基思《海洋考古学》探讨了海洋考古学的各种特征，把学科定义为“对人类及其海洋活动物质遗存的科学研究 ”。他明确指出，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人，而不是研究者直接接触的船只、货物、设备或仪器。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遗物本身，不如说是通过遗物来了解制造或使用它们的人。其次，他强调海洋考古学关心的不仅仅是船舶，而是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活动有关的一切物质。海洋考古学涉及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技术问题，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从而使这一年轻并且缺乏系统理论基础的考古学分支具有明确的内涵。有人评价说，自基思以来，没有一位考古学家的观点对海洋考古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个框架，该学科明显走向了对人类、陆地和海洋之间关系更加全面的理解。基思·马克尔瑞让海洋考古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概念很快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评判方式，形成了解释海洋文化遗产问题的现代科学观点。海洋文化遗产被定义为与航行和人类发展所有方面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合。正是由于基思·马克尔瑞的影响， “海洋考古学”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他曾经常用的术语，如航海考古学、水下考古学、船舶考古学等。上图表示海洋考古学与船舶考古学和水下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双线圆圈以内表示海洋考古学，其他两门学科如船舶考古学和水下考古学各有一小部分被排除在外。船舶考古学的这一部分是指在完全与海洋无关的环境里发现的古船，例如，随葬船（A）。水下考古学的这一部分是指与海洋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遗址，例如沉没于水下的古代陆上遗址（F）。水下考古学的主体仍与海洋活动有关，包括对航海技术的研究（D）以及其他许多方面（E）。除此之外，海洋考古学还包括不在水下却与古代航海有关的材料（即拖到岸上的古船）和与整个过去的海洋活动有关的遗址（即干涸的遗址 B 和遗址 C）。（2）基思·马克尔瑞开发了沉船形成过程模型，对水下遗址形成过程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存的考古记录，并澄清影响沉船遗址的全部考古学背景。四十年来，这一方法已被广泛用于考古沉船遗址的发掘、记录和解释。可以说，这是基思《海洋考古学》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基思认为，在海洋考古学中，任何正确的结论都取决于对沉船过程的认识。因此，对沉船过程的研究必然在海洋考古学中占有中心地位。通过了解遗址的形成过程，考古学家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文物的分布和沉船的腐烂，从而更完整和准确地重建船上的生活。但以往许多沉船遗址的考古报告往往对沉船的过程及其以后的情况轻率地作出不合实际的臆测，从而降低了其价值和权威性。在 1973—1978 年的发掘工作中，基思·马克尔瑞直接受到已经用于陆地遗址的类似模型的影响，开发了研究分布模式的统计方法。1976年，基思在《世界考古学》发表的题为《沉船遗址的历史与考古数据整合研究——以“肯内默兰”号为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理论构想。1978 年，基思·马克尔瑞在《海洋考古学》中扩展了该理论，用很大篇幅详细讨论了沉船遗址和地貌的形成过程。在他提出的 11 个影响遗址形成的因素中，有 4 个是地貌因素，包括他发现的决定考古遗迹生存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水下地形、最粗沉积物的性质和最细沉积物的性质。接着，他用流程图表示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理论，并使用统计模型来澄清大量的数据，以辨别沉船过程中的模式。这些想法以前从未被提出过。他的这些概念与新考古学呼吁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不谋而合，并首次将其引入到水下沉船研究当中。基思的沉船遗址形成理论成为解释沉船遗址的经典模型，直至今天，对水下遗址（尤其是沉船遗址）堆积物的讨论研究，都要从基思的《海洋考古学》谈起。所以有学者称基思·马克尔瑞在海洋考古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
基思·马克尔瑞提出船舶是前工业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特
征，船员也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海洋文化，并受到当时经济和社会框架以及周围海洋环境与船舶本身关系的影响。基思·马克尔瑞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于在其历史背景下更好地理解沉船，这个框架系统的三个方面是：1. 船舶作为一种机器，旨在利用动力源作为运输工具；2. 船舶作为军事或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其基本存在理由；3. 船舶作为一个封闭的社区，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习俗和惯例。在回顾历史上人们对船舶及其作用的理解时，可以看到他对“系统”的明确表述，即船舶的技术机构与总体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及社会理想交织在一起。许多海洋考古学家在寻求了解船舶作为更大文化系统一部分的时候，这一模型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4）基思·马克尔瑞善于衡量学科变化的趋势，并且具有挖掘新考古学时代精神的能力。剑桥的学术环境对他方法论的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基思·马克尔瑞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套用。在分析沉船遗址的环境时，他利用海岸形态学的方法，保持了克拉克教授应用生物科学方法的习惯，以及整合各个不同社会科学的做法。他将海洋考古学定义为一种科学实践，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追求核心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进步。他在书中对计算机潜力的讨论，反映了这个时代考古学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在许多方面，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能完成。当然，他的研究也包括了系统理论和基于归纳推理的一般规则，所有这些都是新考古学的标志。基思·马克尔瑞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调查分散的沉船遗址的系统方法》（1975 年发表在《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上）中已经包含了他在克拉克等教授的指导下应用统计方法的尝试。具体而言，基思展示了矩阵分析和数字分类法如何被用作解释分散沉船遗址的手段，以及这些遗址如何因此值得进行多学科的考古学研究。矩阵分析是一个统计过程，确定一组样本的相似、相关或差异程度。这些样本可以是任何特定的东西，但集合中的每个样本必须由一组共同的离散特征来量化，根据这些样本来推断古代社会的情况需要应用概率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由此得到的结论和知识才能具有统计性质，才能避免主观臆测。基思把分散的沉船地点定义为缺乏连贯的船体结构，需要确定整个考古现场不同文物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并对这些文物样本进行比较以确定其相似度。在他的分析中，文物类别的集群似乎与它们在船上的作用相匹配：最大的集群是货物，而外围的集群是设备、供给或船员个人物品。他证明了有可能定量地、而不仅仅是凭直觉来确定分散沉船遗址上哪些文物类别是货物的一部分，哪些是个人物品。基思的统计方法本质上是可复制和可检验的，可以被反复应用于许多沉船遗址，每一次的结果都将是同样有效和可比较的。因此，这项研究是基思·马克尔瑞更大目标的第一步，即整理来自大量遗址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确定准确描述水下遗址的一般规律。
基思·马克尔瑞
1978 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跟随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教授和蔡凤书副教授等老师系统地学习了跟考古学有关的各项课程。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是 1972 年开始创办的，我们应该是第三届学生，初创时期教学和生活条件比较简陋，刚刚进校时二十人住一个宿舍。但老师们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我们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平均年龄 28 岁（只有我和三位同学是应届毕业生），大多都是工作多年以后才得到高考的机会，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他们刻苦努力，拼搏进取，希望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同时，强烈的求知欲让大家不满足于国内现有的教材，总是想知道国外的研究现状。这让我受到了感染和激励，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过一些国外的考古学论文和专著，曾经翻译过英国考古学家罗纳德·杰苏坡（Ronald Jessup）撰写的《奇妙的考古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Archeology）一书，作为我的毕业论文。1987年与刘敦愿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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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维华教授，开始对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课题当然离不开考古资料，尤其是水下考古，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1983 年 5 月，我赴江西九江参加了中国航海学会（及其下属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的“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认识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造船史研究生戴开元和他的导师、造船史专家周世德先生。戴开元 1970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在长江轮船上工作多年，研究造船史可谓得心应手。因此，我经常向他求教各种造船史的问题。同年，戴开元跟我分享了基思·马克尔瑞的《海洋考古学》，我们阅读后都认为这部书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海洋考古学有所助，就利用各自的业余时间（当时我俩都要应付研究生的课程）开始分工合作，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这部《海洋考古学》翻译出来。海洋出版社虽然同意和支持我们翻译此书，但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海洋考古学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征订结果非常不理想，所以出版之事一拖再拖，一直到 1992 年才予以付梓。该书出版的时候，我们俩人也不知道，因为戴开元已经去美国留学深造，我在读完博士之后选择了下海经商。就在我和戴开元一起翻译《海洋考古学》的过程中，1983 年，周世德先生发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B；1983 至 1984 年间，我也撰写了《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和《浅谈海洋考古学》两篇论文。其中《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 只是一个铅印本，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教研室的教材分发给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另外一篇《浅谈海洋考古学》发表在《海交史研究》1984 年总第 6 期。我主要根据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也利用了其他的一些外文资料，简要介绍了欧美和日本海洋考古学的发展情况，并对海洋考古学的定义、方法、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戴开元 1984 年在《科学史译丛》第 2 期上摘译过基思·马克尔瑞的部分内容，题名为《海洋考古学的发展史》。![]()
这四篇文章是 1987 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海洋考古的基本认知，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基思·马克尔瑞的《海洋考古学》，比中国考古学泰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在百科全书“考古学”总条中的相关认识还要早，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实际上，1983 年刘敦愿先生曾写信介绍我去拜访过夏鼐先生，并把《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这份铅印本送给夏鼐先生。所以在《夏鼐日记》里面有两次提及我的名字，他也曾经给我回信，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在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的亲自主持下，1987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现已合并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同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中澳合作海洋考古研究项目”，实即我国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该项目的澳方教授主要是澳大利亚博物馆海洋考古部主任吉米·格林，他是水下考古学之父巴斯的学生，也是“基思·马克尔瑞奖”的获得者。因此从技术与学术源头上说，中国的海洋考古是世界海洋考古的组成部分。现任青岛市博物馆馆长的邱玉胜就是“黄埔一期”的学员，他回忆说基思的《海洋考古学》中文版是他们重要的参考资料。另外一位“黄埔一期”的元老、现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和研究馆员的孙键先生告诉笔者，当年他自己到海洋出版社，把所有的《海洋考古学》存书都买回去做了参考书。他说，“中国的考古学整个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田野考古就是老一辈从国外学成带回来的，一开始就和国际接着轨。水下考古学也是一样，开始时我们真是一无所知。正因如此，就可以直接面向世界，主动向国外学”。广州考古工作者陈博宇说，回望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基思的《海洋考古学》正是在我国水下考古诞生之初、国内尚未出版任何一种综合性水下考古专著的背景下产生，所以若从中国水下考古学术史的角度看，译介工作意义非凡，其对学科发展思路的影响无疑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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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马克尔瑞完成《海洋考古学》时，刚刚二十六岁，从大学毕业仅仅三年，学习潜水只有六年的时间。作为一位海洋考古学的白衣骑士，他提出了富有开创性的想法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并在海洋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之间建立了一个有机的关联。《海洋考古学》对海洋考古学领域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显著的。这部著作虽然只是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一位英国年轻海洋考古学者的观点，但作者试图使书中提出的体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适用于一切尽责而科学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基思·马克尔瑞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上继续进步。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所长科林·马丁如此评价基思的工作：基思总是将海洋考古学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学科，认为这一学科不可能局限于某些特殊领域、时期或地理分布，只有将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对某一特殊遗址所进行的探讨，就比孤立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基思自己在“肯内默兰”号沉船上所做的深入研究，就是对探讨沉船的特殊时代和整体关系的重要贡献。但其更为广泛的价值则在于将一个残破遗址上的沉船形成过程看成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一看法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时期的残存沉船遗址。中国既是大陆文明国家，也是海洋文明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民族之一。考古学证明，中国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和航海活动，是享誉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国。随着中国海洋考古及航海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华航海精神也向世界展现出灿烂辉煌的内涵。海洋考古对中华海洋文明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海洋考古学也是一项充满理想与激情的研究，拥有极为广泛的主题，从搜索古代文明到绘制消失的贸易航线，都具有无穷魅力并充满挑战。希望更多的年轻学子通过对基思·马克尔瑞及其《海洋考古学》的认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海洋考古学的建设之中，不断创新理论与方法，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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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各位老师，在山东大学期间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训练对于我后来的人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的考古情结始终没有泯灭，一直以欣喜和自豪的心情关注着母校考古专业一步步达到今天的辉煌成就。特别要感谢方辉院长为《海洋考古学》再版所做的努力，没有他的关心和鼓励，这部三十年前出版的译著不可能再次跟读者见面；海洋出版社原副总编刘义杰先生为此书的再版也多次斡旋，作了精心安排；责任编辑张欣女士为书稿编排校对付出了心血；刘善沂老师及武笑应、彭富仁和田钟灵等同学还在酷暑中帮助重新绘制了书中的大量插图，在此一并致谢。
丨 本文发表在《东方考古》第20集 第1-17页 科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