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 ‖ 元末海商陈宝生家世与海外贸易史事补考——读《铁网珊瑚》所载《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

明代艺术文献《铁网珊瑚》所载《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录文）提供了元末海商陈宝生家族的诸多信息，其中有关元代海外贸易的细节，如经商的地域范围、经商者的身份、舶商和市舶司的关系等均可以补充以往的研究。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一合册揭示了海商陈宝生家族由商转文的实态，充分说明了社会主流的儒家价值观对海商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海外贸易 舶商 陈宝生 元朝

有关陈宝生家世的文献载于《铁网珊瑚》的《书品》第七卷，原书目录标出《陈节妇义集》《春草堂诗卷》《泉州两义士传》三个部分，实际出自同一册页，读《铁网珊瑚》载录的此书法册页文字之后的题跋可知： 

右《陈氏节义集》《春草堂》《泉州两义士》共三卷，诸公手迹俱存，惜埋没里中，人罕知之。尝于名公集中见题陈彦廉所藏，不知彦廉为何人也。一日于沈氏覩三卷焉，则知彦廉好义，人能表母之节于缙绅文字间，其名将不朽矣。沈氏观后一载，复于文征明停云馆阅而录之。共二十八翻。

彦廉，陈宝生字。既然称“共二十八翻”，可知是装成册页的。这段题跋的作者，先在沈氏处看到这件作品，后来又在文征明处看到，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录出了这件作品的文字。看来，这段跋文的作者就是《铁网珊瑚》的纂者。

《陈氏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三卷，内容复杂多样，在整理本《铁网珊瑚》当中眉目也不甚清晰，以下将相关内容整理为表格。而有关文字的作者、撰写时间等需要考证之处，列出备考一栏以作说明。此外，将相关诗文收载于文集的情况也一并注明。（表1）

根据上表所列，可知相关诗文达到五十二篇，相关作者则有二十八人，颇为可观。虽然有不少诗文收入了传世的各种文集，但仍有不少作者是没有文集传世的，有一些作者虽有文集传世而未收相关诗文，由此可见《铁网珊瑚》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收入文集之后，便不能体现相关诗文保存的原貌，更不易讨论这些艺术文献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了。

合册由三个部分组成，主题分别是节妇、孝子、义士，三个部分别对应其中的一个主题。相关的题咏，由王彝的两篇文章引发。此后，在明初的洪武二年至五年间，经过二十多人的题咏，最终形成这件作品。王彝的两篇文章是《陈节妇传》和《泉州两义士传》，均撰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五（1365）年。高启的一篇文章《春草堂记》，撰写于洪武四年，也可以说是引发第二部分的关键文章。高启春草堂诗小序云：“余既为彦廉记春草堂，士大夫多赋歌诗咏之，尝出以示余，因复赋五言一首记之，明年秋七月望也。”时当洪武五年，提到了他上一年撰写《春草堂记》以及随后文士题咏的情况。

相关作品的形成，主要缘于陈宝生在明初向多位文人学士的邀约。不过，同时王彝在其中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张适《泉州两义士赞（并序）》就说到： 

余在京师，日与太史稽岳王先生往还邸馆，论朝夕弗怠。一日与余言温陵陈节妇庄之贤甚详，史氏以庄在，未可预《元史》，姑述之以俟。继而士大夫多歌咏之为风俗励，裒成一卷。求一言于卷末，余以事鞅掌，未有以复于先生也。及还吴，节妇之子宝生持稽岳所制《泉南两义士传》示余求赠，又知宝生承家庭之训，尤能行古道于今之时，虽欲无言不可也。

稽岳，王彝字。第一次是张适在都城南京时，王彝向张适邀约题咏《陈妇节义集》卷，张适因为事务繁多没有回复。第二次是此后张适回到苏州时，陈宝生向他邀约就《泉南两义士传》进行题咏，张适应承了，写作了《泉州两义士赞（并序）》。而此前，张适已经写作了《春草堂诗》，所以《泉州两义士赞（并序）》中说到：“故余既赋《节妇诗》，复为赞以附《义士传》后云。”《节妇诗》就是指《春草堂诗》。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人分别为节妇、孝子、义士三个主题题咏的现象比较突出，有高启、倪瓒、袁华、谢徽、陆仁、阮维则、张绅、张昱，多达八人。当然，王彝也是分别为三个主题题咏的，而且一共还不止三篇，多达五篇，考虑到其中的两篇文章是至正二十五年所撰，就没有列在上述的名单之内。此外，还有分别为三个主题中的两个主题题咏的，有王行、张适，共二人。这正是因为题咏出自陈宝生邀约的缘故，既然已经邀约了，就请某位文士针对三个主题分别写作。于是，显示出分别为三个主题写作诗文者，似乎是原班人马的样子。

相关诗文的形成，很可能主要通过几次集中的聚会，在聚会之时集中创作。洪武五年倪瓒的一首长诗，诗末题云：

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轩中，壬子正月九日也。

子英，袁华字。其中所谓的“轩”，就是陈宝生家的春草轩。倪瓒此诗开篇即云：“春草轩中隐几坐，中有袁髯闲似我。”袁髯指袁华，想必他留得一把大胡子。确实，明确署洪武五年的诗文是比较多的。

倪瓒集中有一篇题跋《题唐张长史春草帖》：

右唐张长史《春草帖》，锋颖纤悉，可寻其源，而麻纸松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晋迹不可复见，得见此迹，亦希世之珍乎！颜平原，书家之集大成者，犹言杜诗、韩文、张法，亦出于此也。因与袁君子英获观陈彦廉氏，赏叹竟日。壬子人日题。

人日即正月初七，时在前述写诗的前两天，想来倪瓒逗留春草轩中有些时日，吟诗之外，还品评书法名迹，写下跋文。《春草帖》的赏鉴，袁华也同样在座。此外，高启集中还保留了一篇《跋张长史春草帖》，但未署时间。

倪瓒集中还有一篇题跋《题张贞居》：

华阳外史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只字，犹为世人宝藏，况彦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邪！舒卷累日，欣慨交心。噫！师友沦没，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标致，予方忧古之君子终陆沉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为贤于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饮酒赋诗，但自陶写而已，岂求传哉！壬子初月八日题。

贞居，张雨号。跋文所针对的陈宝生收藏的张雨的一批作品。《珊瑚网》著录过陈宝生收藏的张雨作品，称“张贞居杂诗册，凡五十五首，载集不录”，但录有卢熊、王彝二跋，其中卢熊跋文云：“右张贞居诗翰，清原陈氏得于袁子英甫，卢熊记。”王彝跋文也收入王彝文集中。“清原”当作“清源”，为泉州旧称。《铁网珊瑚》则全录张雨的五十五首诗，以及至正二十一年至洪武九年（或更晚）间的二十六跋。可知诗先系张雨为袁华所书，后由袁华赠予陈宝生。《铁网珊瑚》所录，包括前引壬子初月八日倪瓒跋文，且此跋之前另有倪瓒一跋云：

壬子正月五日过娄东，十日耕学先生出以示仆，乃知贞居之与耕学交好之情若是也。倪瓒览。

此跋说明倪瓒此次的活动至少是从正月五日到十日的一段时间。耕学，袁华斋室名，故称之为耕学先生。倪瓒称十日时张雨诗帖还在袁华处，和他八日一跋称诗帖已为陈宝生所得似乎矛盾。倪瓒第二跋作于正月八日，恰巧在前面两件作品写作时间的中间。倪瓒与张雨关系亲密，集中有关张雨的诗歌有多首，写跋时张雨已经谢世二十多年，不免引起故人之思。有意思的是倪瓒写跋时已在洪武五年，仍称张雨“诗文字画为本朝道品第一”，所谓“本朝”应指元朝。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倪瓒在明初所作诗文，均不署“洪武”年号，只以干支纪年。此外，倪瓒两义士五言诗署“壬子春”，和上述两跋很可能就在同一时间的当年正月。王彝跋署“洪武壬子秋八月”，与倪瓒跋在同一年，但不在同一月。王行也有一篇跋，但未署时间。

除了聚会的形式可能是最主要的集中获得题咏的方式，也有是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邀约的，如徐一䕫的一诗就题作《寄题陈氏春草堂》。

元末至正二十五年之前陈宝生已经定居苏州太仓（参见本文下一节所述），因此和活动在苏州一带的文士关系密切，他所邀约题咏的，基本上都是元末明初活动在苏州的著名文士，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基本上可以说，陈宝生和他们处于一个活动圈子。苏州昆山人殷奎《强斋集》卷十《附录》载有一组亲友送殷奎就任咸阳县教谕的诗文，分别为洪武四年张绅《送殷先生叙》、洪武四年王彝《送殷教谕赴咸阳县序》以及秦约、余诠、陆仁、袁华、曹亨、吴儁、包䡆、高启、陈珪、镏肃、昙瑞、申屠衡、傅㪺、陈永、谢应芳、殷璧、殷箕、卢熊诸人《送行诗》，其中多数人便是见于前列表格中的。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参与修撰《元史》诸人——宋濂、王袆、谢徽、高启、张宣、王彝都是题咏文字的撰者。这主要和明初修《元史》时有《列女传》，需要采访相关史料有关，其中高启还是《列女传》的主纂人。对此，王彝《陈节妇传》有详细的叙述：

史氏曰：洪武初，诏修《元史》，予执笔从史官后。比予在元末尝为庄作传附野史，今《元史》有《贞节传》焉。庄生元世，史官曰：“宜传，然生者不预也。”既而曰：“姑述之。”庄今生逢有明而身犹康强，其亦有所待哉！方下诏时，不以属儒臣之尝食元禄者，而以命今史官与未仕士，岂无所为而然耶！夫忠孝节义，为声教先。今国史如传贞节，庄固其人欤！然则庄不预《元史》者，非削之也。

前引张适《泉州两义士赞（并序）》也涉及到《元史》修撰中的相关问题。因为庄氏是在世的人物，按照体例就没有收入《元史·列女传》。当然，王彝在至正二十五年所撰二文并不在明初因为要修《元史》而采访列女事迹之列。

《铁网珊瑚》展示的“《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已经可谓洋洋大观。不过，查询文献，发现还保存着与上述作品主题有关而有不见于《铁网珊瑚》所载者，罗列如下：（1）张昱《可闲老人集》卷四《春草堂为陈生赋》；（2）徐一蘷《始丰稿》卷四《陈节妇叙赞》；（3）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十一《翰苑别集》卷一《贞节堂记》；（4）王行《半轩集》卷二《贞节堂铭》；（5）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卷一《乐圃集·陈节妇诗》（不太确定）；（6）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题陈节妇传后》；（7）黄公望《仇海赋》（据《乐郊私语》，文已佚）。

上述作品的主题并非海外交通，但是仍因陈氏父子等人为海商的缘故，多多少少涉及到海外活动、海外贸易相关的一些情况。王彝《泉州两义士传》一文的相关信息在陈高华先生的论文中已经充分讨论，现在再根据其他的文献，就与元代海商相关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补充说明。

（一）海外经商的地域范围

关于陈氏在海外经商的地域范围，《泉州两义士传》记：“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外，若阇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而在其他的文献中，对此也有叙述，略可补充。

陆仁《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云：

南贾真腊与阇婆，东极三韩及耽罗。

张绅两义士文云：

二君皆有母，欲归省，造大艘如长陵，谓余言将伺风海上，南抵泉广，且游阇婆、高句骊诸国，访异人，采药仙人所居，归以为母夫人寿。

二文关于泉州海商的活动范围，与《泉州两义士传》大抵一致，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多地。略可补充的是，《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多出耽罗和真腊二地。真腊即今柬埔寨一带，元代海商对真腊是相当熟悉的，元末至正间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真腊的专门条目，说明此地是海商的重要目的地；而此前的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周达观出使真腊之后著《真腊风土记》，则显示了真腊知识在中国已经得到系统的传播，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贸易方面的信息。

耽罗即今朝鲜半岛南端的济州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处偏僻的海外地方，长期以来记载到此的很少。至元代则渐为人所知，乃至《元史·外夷传》专门设“耽罗”条。而明初洪武、建文间在元至正末年成书的《臝虫录》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异域志》一书中也有“郸罗”条。入元，耽罗为元朝直接控制，设立了耽罗招讨司，派驻军队，设置牧场，并成为发配犯人的重要目的地。元朝从至元十年攻占耽罗，直到洪武十年才撤出，重新为高丽所控制。《高丽史》引高丽元宗时的官方话语，称“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宜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将耽罗列为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看来是承袭了宋代的一般状况。不过，在《岛夷志略》中并无耽罗的专门条目。

（二）陈思恭、陈宝生及庄氏的身份

张昱《陈母节义词（并序）》云：

陈母节义谁可及，二十守志今六十。家本泉州身姓庄，户版抄入商人籍。夫陈亦是海盐商，远来壻庄图久长。

明确地说明了庄氏是“商人籍”。元代实行诸色户计，主要以民族、宗教信仰和职业为区分的标准，但似乎有关商籍的记载并不多。高荣盛老师曾提及元代存在商籍的情况，所依据的史料是《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户口》列出的户籍中有“海道梢水”，《松江府志》卷二十八《田赋志·户口》列出的户籍有“海船、舶商、梢水”；还指出“舶商”又称“舶户”，自然是行商海外的专门商户。

陈氏为海商是明确的，但是并未记他们家是否为商籍。从陈氏与庄氏通婚来看，似乎也是商籍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三）舶商向市舶司借贷

有几篇诗文提到与陈思恭有往来的石章其人，展现出一位海商与市舶机构之间的商业关系的情况，颇为可贵。其一是王彝《陈节妇传》：

初，思恭来泉时，有前娶妇生子曰宝一，在海盐外家。思恭死二年，庄曰：“宝一年已十三矣，今谁赖焉？且彼所生与我所乳，均出吾夫，固均为吾子。吾闻吾夫有田在彼而质于人，可复也。”乃使人遗宝一钱四千缗，俾赎以自养。思恭尝贷其友石章钱五千缗，章至是负舶司钱，系狱中。庄曰：“生而称贷于人，死不可使有负也。”倾所余财偿之。

母呼宝也语近床，贷汝父钱名石章。章负舶钱今系狱，汝父虽没钱须偿。呼婢卖珠遣宝送，泉人义庄作歌颂。

这两条文献都记到了石章借贷市舶司的钱，因为不能偿还而被投入狱中。市舶司主要负责海商进出的管理，石章的故事则说明市舶司还会借钱给海商。过去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元代海外贸易中官本船贸易，即由官船给本，民间海商出海，收益互相分成的外贸形式。官本船贸易开展的一开始还禁止私人海船进行海外贸易，后来则并行不悖。石章似乎仅仅是从市舶司借贷，与此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形式，有利于我们更为立体地理解元代市舶司在海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海外贸易资本来源的多种形式。

同时，石章还借钱给作为同行的陈思恭作为本钱从事贸易，这也是说明海商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生动个案。石章是陈思恭的朋友，陈思恭原先在海盐经商，而陈家偿还所欠是在找到陈宝生仍在海盐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陈宝一之后，因此可以推测石章也是活动在海盐的商人。

（四）其他有关海外贸易的零星信息

此外，王彝《陈妇节义集序》谓“泉，南裔也，其俗趋商而竞贾”，王袆陈节妇诗云“一朝嫁夫壻，共往桐城住。门前有舶船，便欲为商去”，桐城当即刺桐城的约称，可以反映泉州的经商风气之盛；王彝《陈节妇传》记陈思恭第一次出洋前后达五年（其间大概遇到海难而转辗飘回），回来后的当年又再次出洋，王袆陈节妇长诗云“归家三涉夜，贩宝复东游”，可以反映海商热衷出洋的情况；张绅两义士文称孙天富“家僮力役百人”，可以说明海商力量的雄厚；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至十年，百货既集，犹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有一泉”，张昱二义士文称“历诸番国，积十余年，共财不私”，可以理解为海商合伙的一种方式；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载“两人客万里裔夷，动必服中国礼俗，言必称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国家圣德神功、文章礼乐，与凡天下之人材，异国于是益信吾中国圣王之道海内外可共行也”，反映了海商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情况，相当可贵。以上一鳞半爪的文字，在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中也都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明清两代有关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的记载，往往会将陈氏记作温陵（泉州）人或者海盐人，并不统一，还会将庄氏也记作海盐人，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早在明人笔记《泉南杂志》中就已经涉及，王颋先生也有所讨论。其实通过《铁网珊瑚》中系统保存的史料，特别是王彝《陈妇节义集叙》《陈节妇传》二文、张绅《陈氏春草堂记》一文，相关的历史情况可以得到非常明确的说明。不过《陈妇节义集叙》、《陈节妇传》二文在纪年方面有着明显的抵牾，《陈妇节义集序》称“庄寡居在至正间，凡年二十有六，至国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宝生以逾壮”，《陈节妇传》称“顺帝初，庄年二十四，思恭以商来，因赘为壻”。庄氏二十四岁与陈思恭结婚，婚后的次年陈思恭两度出洋，第一次五年，第二次二年，五年和二年均连头带尾计算则合计为五年，则庄氏寡居时约三十岁。因此可知两文所载庄氏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查王彝《王征士集》所载《陈妇节义集序》则云：“庄寡居在至正间，凡廿有六年，至国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宝生以逾壮。”（图1）即庄氏寡居时为三十岁。同一篇文章的两种文本，文字略有差异（上引加着重号部分），文意则全然不同。而《王征士集》本《陈妇节义集序》和《陈节妇传》则不相冲突。此外，“凡”字即“总”的意思，用在间隔的时间段上是合适的，用在年龄上是不合适的。因此，《陈妇节义集叙（序）》一文的相关内容，应以《王征士集》所载为准。至于张绅《陈氏春草堂记》，撰于洪武五年，称“庄今五十有八”，与《陈妇节义集叙（序）》只差一年。

现主要据《陈妇节义集序》以年表的方式将史实大致罗列如下：

可以确定，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经商海外发生在元顺帝时期。陈思恭入赘泉州庄氏，所以所生子宝生可以称为泉州（旧称温陵）人。而陈宝生其父为海盐人，且后来陈宝生就徙居海盐，所以也被称为海盐人（元代设海盐州）。不久陈宝生一家又居太仓，所以也将他作为太仓（元时属平江路昆山州）人看待。

以上涉及的海盐、泉州、太仓三地，是故事发生的空间框架。这三个地方的出现，对于海商陈氏而言，并非偶然，海盐、泉州、太仓是元代东南地区航海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国际港口。

《元史·食货志》“市舶”条载：

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䚟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1298），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四年，又罢之。延佑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蕃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1324），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

大致展现了大德二年（1298）澉浦市舶司由设到罢，并且此后对于海商下海多有限制，甚至市舶司也一度停设的情况。后至元三年（1337）陈思恭从海盐（澉浦）到泉州，或许和海盐澉浦的市舶司取消有一定关联。当然，一般说来泉州的海外贸易条件也要更为优良。

陈宝生父陈思恭显然是从泉州出洋，从事海上贸易的。宋元时期的泉州可谓东方第一大海港，与朝鲜半岛和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南海地区关系密切。陈高华先生曾主要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揭示出北宋泉州人在高丽的活动状况。《高丽墓志铭集成》收录了两位北宋时期入居高丽的泉州人的墓志，分别在北宋前期和北宋后期，可惜两方墓志未能说明从泉州去往高丽的具体路线。不过《诸蕃志》记往高丽的航路，特别说明了是要先到四明（今宁波）。而南宋的《诸蕃志》和元末的《岛夷志略》所载南海地区的各国，都是以泉州为出洋地的。

前引张绅两义士文反映的出洋港口，则已转移到了太仓，所以有“南抵泉广”之语。《泉州两义士传》所反映的出洋港口，其实并不明朗，因为开篇即云“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州人也”，所以过去学者多以为反映的是从泉州出洋的海外贸易情况，将孙天富、陈宝生称为泉州舶商。其实根据本文关于陈氏家族活动年表的讨论，从陈宝生出生于后至元四年（1338），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已经在太仓，而此时从事海外贸易已经长达十年来看，《泉州两义士传》所反映的出洋港口仍以太仓（或者先在海盐后在太仓）最为可能。至于《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所反映的情况，则同《泉州两义士传》。

《两浙名贤录》所载庄氏小传，陈宝生幼年时庄氏已经携之往海盐，则可以作为上述意见的旁证：

庄氏，海盐陈思恭妻。庄本泉南人，思恭自海盐客泉南，赘焉。思恭尝客于海，三年不归，人以思恭死矣讽之嫁，斥绝之。又二年，而思恭归。未几复去，竟死于海。讽者复来曰：“今固可嫁矣。”庄绝之愈甚。时年二十五，乃自泉携其孤彦廉，扶思恭柩归葬海盐。抚彦廉成立，庄以高寿终。高季迪作诗美之。

关于陈宝生在元末移居太仓的原因，陈高华先生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元末泉州动乱，为“义兵”所占，势必会对海外贸易有所破坏，而在张士诚政权控制下的太仓则比较安定，迎来作为重要的海运港口的繁荣发展。与孙天富、陈宝生二人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诗人袁华，有一首《送市舶官》诗，表现的正是元末太仓在海上交通、海外贸易中的重要位置，其中云：“娄东太仓吴要津，襟带闽越控蛮荆。贾胡夷蜑贡贽琛，关讥互市什一征。”略可补充的是，陈氏出自海盐，陈宝生还有同父异母的兄长陈宝一在海盐，陈宝生母庄氏对陈宝一也很关照，这便无形之中将陈宝生在海外贸易当中对于海港的选择牵引到了江南地区。前引《两浙名贤录》，也正记录的是庄氏携子宝生将其夫归葬故里的情形。

陈氏经过陈思恭、陈宝生两代数十年的积累，固然是富裕的海商，但是到了陈宝生的一代，开始由商而文。陈宝生能诗文，善绘画，还富收藏。

元人笔记《乐郊私语》载：

州诗人陈彦廉好作怪体，兼善绘事。其母庄本闽人，父思恭商于闽，溺死海中。庄誓不嫁，携彦廉归本州抚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时高流。最与黄公望子久亲昵。彦廉居硖石东山，终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岁一诣之，至则必到海上观涛，每拉彦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黄乞与同看，陈涕泣曰：“阳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卫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见？”子久亦为之动容，不看而返。因为作《仇海赋》以记其事。

此段文字首先记录了陈宝生能作诗与能绘画的情况，称之为“名士”，又称之“有才名”，都是可信的。至于着意铺陈的陈宝生不愿到海上的故事，则是不太可信的。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的主角之一就是陈宝生，文中称“两人相让，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陈宝生与孙天富一起经商海外长达十年之久（或载十余年）。洪武二年泉州德化尹永嘉林常伯撰二义士文称“余自闽南来游浙东，西过吴门，适道多梗，遂浮海东归，解后惟善、彦廉同舟”，林常伯从吴门浮海东归（或是泉州德化，或是永嘉），和孙天富、陈宝生同乘一舟，时当元朝快要灭亡之时。似乎《乐郊私语》的记载主要是为了凸显陈宝生的孝行，同时也有可能是陈宝生后来由商而文（不再从事海上贸易）的转变的一种戏剧化的解释。王秀丽女士据袁华《耕学斋诗集》卷七所载《送人之番禺》《送孙惟善之广东次倪云林韵》二诗指出元末江南沿海政局动荡，陈宝生等转而从事国内转贩贸易，沿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路一线到广州去贩舶货盈利。这一解释颇有见地，也许是可以解释《乐教私语》所载陈宝生不至海上的真实原因。

高启有《题陈生画》诗，其中云“何事下征帆？西陵渡头驿。”西陵渡在萧山，这位“陈生”行船经商，很可能就是陈宝生。当然，这也可能只是画中的内容而已。

至于陈宝生在书法、绘画、碑帖收藏方面的成绩，则更为知名。张绅两义士文云：“陈君好蓄古书史图籍，能一一辨问其义理隐微。”文征明称陈宝生“所蓄书画极富”。洪武三年高启辞官还乡之后，多次观赏陈宝生的收藏，所作《跋张长史春草帖》、《跋兰亭》、《跋张长史自书杂诗》、《跋松雪临兰亭》、《跋松雪书洛神赋》、《跋王右军墨迹》，以及《题宋迪晚归烟舍图》、《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戏婴图》等诗歌，品题的都是陈宝生的收藏。王彝也曾为陈宝生藏米芾《贞观纳谏图》作赞文。前文也叙述过陈宝生藏唐人张旭书法作品和元人张雨书法作品的情况。保留至今的古代书画作品，可以确认为经过陈宝生收藏的，尚有神龙本《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怀素《食鱼帖》、柳公权《蒙诏帖》、杨凝式《夏热帖》等，钤“陈氏彦廉”“贞节堂印”“春草堂图书印”诸印。从这些藏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名品来看，陈宝生的收藏是颇具水平的。

同样的由商而文的情况，还见于海盐著名的海商杨梓家族，杨家乃至成为元代知名的曲家，这样的情况在元代的海商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于一般的富户转而向文，在元代江南非常普遍，其中也不乏兼带从事海上贸易的。

元明之际陈氏家族的转型，还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即陈宝生对于母亲庄氏贞节和自己孝亲以及在经商中的义气的宣扬。明初洪武二年至五年间，陈宝生通过邀约当时最为知名的文士的题咏，在元末至正二十五年的仅有的寥寥两篇有关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洋洋五十多篇三卷的厚重的册页，使得家族的光辉事迹能够名留青史。儒家讲“忠孝节义”，陈家则已四有其三。除了书法文学作品原件为明代以来艺术领域所一直关注，其中的多篇文字还收入了相关人物的文集之中，一直传承至今。

而陈宝生之所以能够邀约明初诸多的著名文士题咏，也直接得益于他由商而文，与大量的文学之士的交往。倪瓒、黄公望、袁华、高启、张适等人，都是陈宝生家的座上宾。或者说，正是因为陈宝生成功地转型成为了元末明初江南文化团体中的一员，才得以邀约多位著名文士为他的“家族历史”进行题咏。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思恭、陈宝生父子以及孙天富等作为元末的重要海商，其经商的事迹如果不依赖陈宝生后来的由商转文，成为贞节好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拥护者，是很难流传下来。总的看来，虽然元代的海商相对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时代地位似乎稍高，但是仍然不能逃脱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以“商”为最末的地位命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积极发掘如陈氏一般的海商的历史时，所不能不关注的更为主要的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

作者杨晓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阶段性成果。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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