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回鹘景教研究述评

文摘 2024-07-03 10:34 福建

回鹘景教研究述评

杨雪、吐送江·依明

摘要

Abstract

西起七河地区、东至福建泉州的广袤地域范围里发现的景教西域历史语言写本文献、刻有十字架的叙利亚文墓碑和景教遗址证实了以回鹘人为主体的操古代突厥语族语言的景教徒的存在。吐鲁番出土的德藏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景教文献已由英、德等国联合专家组进行了系统辑录和释读。我国学者对发现于中亚、我国新疆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泉州和扬州等地的景教徒墓志文献也做了大量的释读和整理研究工作。近30多年来景教这一课题又再次掀起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潮，其中对回鹘景教徒的研究亦有广泛涉及，近年来，新疆西旁景教遗址的重新发掘和唐朝墩景教遗址的新发现为回鹘景教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研究机遇和可能性。但对比以汉语文献为基础的景教研究，回鹘景教在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回鹘景教传播历史的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推进的地方。

关键词：回鹘景教回鹘景教徒吐鲁番景教文献

“景教”一词，泛指5—14世纪流传于东亚和中亚的东方基督教派，该名称用法自17世纪中期《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后文略称为《景教碑》）出土后，经清末民初诸学家辨同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后一直沿用至今。本文依据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惯例仍使用“景教”一词，但必须指出该词的限制性，原因如下：1）景教之名或景字相关宗教名称用法，仅见于《景教碑》、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以及部分敦煌出土的汉语景教经卷中，未见唐以后相关出土文献或文物中使用该词目；2）传世汉文典籍中记载彼时基督教相关条目多见“波斯经教”“弥尸诃教”“大秦寺”等（此为唐宋时期记载）和“聂斯脱里”（此为金元时期记载）等名称，元时西人东方游记中因其作者的基督教徒身份而能明辨各种教派，故多见聂斯脱利教徒之记述，但马可波罗的记述中明确指出元代的东方基督教徒不仅有聂斯脱利派还有雅各派；3）从目前出土的唐代与景教徒相关的墓志中以及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唐代中原地区信奉景教的多为入华的粟特人、波斯人等，彼时尚未见回鹘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信徒；4）吐鲁番绿洲地区、敦煌、黑水城、内蒙古部分地区、扬州和泉州等地发现的景教相关粟特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写本文献以及与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相关的景教寺院和墓园遗址、墓碑、题记等，其中皆无景教或相近词目；5）中西方学者多有提到聂斯脱利作为教派名称的问题，如茨默（Peter Zieme），他遵循现在的学术惯例（应指西方学术惯例）使用Kirche des Ostens（德文，指东方教会）一名，而非Nestorianismus（德文，聂斯脱利教英文为Nestorianism，前辈诸学者将其与景教相对应）。一方面，因为自始至终聂斯脱利（Nestorius）从未被称作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会（东方亚述教会）的创立者，另一方面，由“应该使用一个中性术语描述中世纪东方叙利亚教会” 可知，聂斯脱利这个叫法是宗教内部斗争的工具词，是带有负面属性的，其所谓邪教性也屡遭反对。翁绍军引用诸位学者的观点说明聂斯脱利教理不是异端，王静等明确指出景教一名应指东方亚述教会，而该教会信徒从未自称为聂斯脱利派，且国内部分研究者在研究唐代中原地区以外或者国内非唐代的基督教论著和论文中未使用“景教”二字作为教名描述。综上，景教、聂斯脱利派和东方亚述教会的对应关系，虽有学者早已进行了求证，但在研究不同时代（唐与元）不同地域（中原与西域）下的东方基督教问题时还需进一步小心求证。

回鹘景教研究因其自身特点和历史原因一直以来是一个国际性研究课题。随着《景教碑》的发现，景教之名重现于世并引发东西方学者对于中古时期中亚和东亚基督教的关注，近代中国学者洪钧和钱念劬引西人研究成果用汉语发表了唐代景教即为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脱利教派的观点，陈垣在此论断的基础上对唐元二代的景教进行了比较。西方学者因其基督教属性，或从宗教传播角度或结合西方旅人的东方游记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多国学者和探险队来中亚地区以及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挖掘”，发现大量古代西域语言及古代民族语言的文献与部分景教相关的遗址。其中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包括景教文献在内的回鹘语文献，掀起了一百多年来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方学术界对9—14世纪回鹘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专门学科研究。近30年来，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侧重点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东方基督教研究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主题可以看出西方学者逐渐将唐元时期东亚与中亚的景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于唐元时期中原与西域景教的外沿定义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以叙利亚语为教会语言的东方教会本身对于这些研究课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其看作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我国对于回鹘景教的研究起步较晚，多位学者于20世纪后半叶在泉州、扬州、新疆和内蒙古也发现了部分景教相关的文书和墓碑铭文，并对其进行研究，但和早期的西方学者如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缪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克林姆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以及葛玛丽（Annemarie v. Gabain）类似，研究的重点是对西域古代民族语言景教文献文本的语文学研究。

21世纪初，牛汝极对届时国内发现的古代突厥语景教碑铭文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杨富学将20世纪回鹘景教研究取得的丰富成果按照景教史、景教文献和景教文物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为之后我国回鹘景教的研究打下了学术史的研究基础。牛汝极积数十年之功，专注于发现、发掘并整理研究国内与回鹘景教相关的文献资料，此外，还积极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将近30年国外景教研究领域的最前沿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介绍给国内学界的第一人，极大地拓展了后辈学者的研究视野。回鹘景教研究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崭新的研究热情且深入到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积累了不少值得认真学习和总结的学术成果，故在此做一梳理。

回鹘景教是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课题，且直接相关的传世文献与其他古代宗教相比少之又少，因此出土文献和文物就成为回鹘景教研究的绝对依据，但又不能将研究视野局限在文献和文物上。它涉及历史、语言、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全面且缜密地对前人成果进行爬梳剔抉绝非易事，故按照以下两个部分进行内容整理，未尽之处还请方家予以指正。

一、关于回鹘景教文献、文物与遗址的研究

根据茨默、牛汝极和何湘君的研究，目前出土的回鹘景教文献的收藏情况可总结如下：1）海外藏回鹘语景教文献：吐鲁番地区（葡萄沟、库鲁特喀、高昌、柏孜克里克）发现的多为景教写本文献，其中的大多数现藏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其来源为1905年和1906年第二次和第三次德国考察队从吐鲁番地区带走的写本文献。另外一部分写本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和日本龙谷大学大谷收集品。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和粟特文景教徒相关文献藏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国外发现的回鹘景教相关墓碑主要来源在七河地区。2）国内藏回鹘景教文献：新疆伊犁阿力麻里、内蒙古（包头、赤峰、呼和浩特和翁牛特旗等）、扬州和泉州发现的多为墓碑铭文，大多藏于当地机构。敦煌曾出土过两份叙利亚文书写的景教文献，其中一份是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的编号为B53:14的景教遗物，题记出现在呼和浩特白塔上和敦煌榆林窟第16窟内。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所属年代各有区别，且同一地域上文献所属时间不连续，如敦煌出土的与景教徒相关的回鹘语和粟特语写本文献属9—11世纪，但同时也出现了元代的叙利亚语景教经典文献。吐鲁番出土的写本文献时间大都集中在蒙元时期，但是不同语种间的文献所属时代也有差别。其他地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出土的与回鹘景教相关的文献大多为墓碑铭文、墓顶石及少量题记，且时间上为蒙元时期。

（一）写本文献

回鹘景教写本文献的研究始于德国。1905年萨豪（Eduard Sachau）公布了第一批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写本文献，1908年缪勒整理发表了关于东方三贤士（Magi）故事的回鹘语写本，1909年勒柯克也刊布了一部分回鹘语景教文献，1926年邦格将分散刊布的写本整合、识读并作以评述，葛玛丽等学者也做了一些相关补充研究。1974年以来茨默对剩余的回鹘语景教写本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08年3月开始，茨默加入了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United Kingdom）资助的“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图书室”（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项目，负责数量较少的一组回鹘突厥语景教文献的编目。作为该项目的成果，茨默的专著“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的回鹘语景教东方教会文献》）于2015年问世，其中列出了柏林收集品（Berliner Sammlung）中夹写回鹘文回鹘语或叙利亚文回鹘语的叙利亚语写本残片、叙利亚文回鹘语写本残片，以及回鹘文回鹘语写本残片。另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大英图书馆藏、日本龙谷大学大谷收集品中的景教写本以及黑水城发现的写本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的题记。并对出土于吐鲁番、黑水城和白塔的文本和题记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转写、换写、翻译和词汇语法注释，书中涉及的文书内容丰富多样，学术价值较高，是在其前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和延伸。除少部分信经片段和圣人传片段外，该批文书还包括祈祷和忏悔类文书、仪式类文书、故事以及社会经济文书，部分文书甚至是回鹘基督教徒的原创文书。书后附有详细的索引，包括人名、圣经人名、地名和族名、词汇表以及叙利亚语的引文等内容。但是文书的解读难度较高，茨默对每一份文书都进行了字斟句酌的识读，并尽可能多地给出相关的研究内容供读者参详，行文中茨默也多次表示文书中部分释读仍值得商榷。但整体来讲，这本著作无疑是目前为止对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语景教文献的最为深入的系统性研究。而德藏相关文献的具体编目工作是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的德国东方写本编目（VOHD）学术计划的框架下进行的。

特别需要关注的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世俗文书中景教徒的踪迹。拉舍曼（Simone Raschmann）从两卷编号为VOHD 13.21和VOHD 13.22的柏林收集品古代突厥语写本目录中辑录出38个编目下的大约50件文书残片中和景教团体相关的资料并列表分类，其中包括叙利亚文书写的1个编目文书，回鹘文书写的37个编目文书，相关文书大都是葡萄沟（23件）和库鲁特喀（18件）出土的（高昌出土的有6件，出土地不明的有4件）。从德国探险队带回的其他文物中可证实这两地存在过景教团体，另外高昌也存在景教团体。吐峪沟和胜金口也发现了叙利亚文文书，其他的文书中有叙利亚文渊源的人名。拉舍曼根据文书的内容、按照SUK II—III的分类模式将这些文书分类，并对每一份文书内容做了详细说明与注释。此类文献茨默在其著作中也有提及和分类，但因为该类文献多数只出现了基督教人名，而文书本身并非宗教类文献，故未作过多注疏。

敦煌出土了两份叙利亚文书写的景教文献。第一份为德国宗教学家克林姆凯特收到的敦煌研究院藏文书复印件，该文书的出土时间和地点皆不明。根据克莱恩（Wassilios Klein）和图巴赫（Jürgen Tubach）的研究，文书内容是选自《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的圣书日课内容，根据正面纵向书写的注释，可知该文书是用于“圣周六”的仪式文书，后由德国学者考夫霍尔特（Hubert Kaufhold）进行了补正。第二份文书为莫高窟北区石窟B53号窟出土的编号为B53:14的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其中第一面为叙利亚文和回鹘文交替书写的文本。该文书的叙利亚文部分由段晴进行了释读，段晴推测该抄本可能是一位刚刚接受了景教信仰的回鹘人抄写了叙利亚文《诗篇》，又用回鹘文写下其心愿，望得到好报。张铁山对该文书的回鹘文部分进行了释读研究，认为回鹘文部分是佛教相关文献。牛汝极对这两份文书都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指出第二份文书上的回鹘文是佛教韵文，或与《般若经》有关。

另外，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和粟特语景教文献必须在回鹘景教研究领域引起同样的重视。这对于研究7—14世纪（甚至更早的）中亚和东亚的景教经典和文献来源、宗教仪式与教团生活、回鹘景教的产生和中亚景教在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中的传播以及中亚地区民族宗教交流等有深刻意义，必须与回鹘文文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2012年，在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的领导下，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叙利亚文粟特语和新波斯语基督教文献写本编目完毕并出版，是为《德国东方写本目录（VOHD）》系列第18卷/4（Band XVIII/4：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辛姆斯·威廉姆斯在该编目中将因曾散藏于三处而编号不统一的文书进行了全新且连贯的统一编目，以大写字母E（[Church of the] East，东方教会）为共有的编目首字母，后缀有1—57的数字序号，有别于最早期的分类方法，如T II B 66 (T=吐鲁番，II=第二次探险 B=葡萄沟）和汉森（Olaf Hansen）的分类方法（C=Christian）。辛姆斯·威廉姆斯按照主题对文书进行了重新分类和排序，分列出圣经文书（E1—E7），仪式文书、赞美诗和祈祷文（E8—E22）, 圣徒传记文书，圣经注疏和一般基督教文学作品（E23—E36）、杂项类、世俗类和不确定类文书（E37—E57）四大项。每个文书的编目细节标有n, M, So, U, SyrHT, MIK等标签编号，帮助读者了解其收藏场所。在编目的最后部分，给出了不同分类系统的对照表，这是极有价值的。文书编目内容包括文书描述、尺寸、行数、书写区域、内容、引文、专名、刊布情况等。辛姆斯·威廉姆斯多年来吐鲁番粟特文景教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他曾指出，在葡萄沟景教修道院存在的最后时期，他们当中很多人更可能说的是“回鹘突厥语”“粟特语祈祷文E22=n 221中的修士的名义很多是突厥语名义”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的景教粟特文残片（西域文化资料2497）由日本学者吉田丰进行了再研究、并得出了对景教传播历史极有启发性的推论。一是该写本与葡萄沟出土的9—10世纪的景教粟特文写本不同，有8世纪写本的特点，因循该断代结果将西域景教与中原景教相联系，作者指出中原常见的米姓景教徒可能与弭秣贺的乌尔古特修道院有关。二是根据文本语言特征分析得出两种粟特语方言的存在，吉田丰推测该东西方言分别与撒马尔罕地区和七河地区的景教教团相关。

德国藏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景教写本文献编目已于2014年由亨特和狄肯斯共同编写完成并出版，是为《德国东方写本目录》系列第5卷/2。已故的亚述东方教会大主教马丁哈四世（K. Mardinkha IV）为其作序，序中表达了叙利亚教会当局对该学术研究项目的高度赞赏。编目收录的文书保留了德藏叙利亚文写本文献的统一编号SyrHT，并缀有MIK，n，So和U等以前的文献标签编号。编目中每份文书除文书编号和出土地标签外，还详细记录文书内容、物理性状描述、文字书写情况、文书边缘空白尺寸、书写字体、墨色和标点以及其他书写特殊标记，还附有例文和例文翻译。亨特和狄肯斯认为该批文书为9—13世纪所书写的。编目中收录的文书按照书写使用的语言文字分为两类，一类是叙利亚文叙利亚语文书以及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文书，另一类是包含部分其他语言的叙利亚语文书，其中以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文书为主，还包括新波斯语和回鹘语。文书内容以宗教仪式文书为主，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文书对当时回鹘东方教会宗教仪式传统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即便在高昌回鹘，叙利亚语仍是宗教仪式中的主要语言。除宗教仪式文书外还有一些仪式赞美诗、新约教义、《胡德拉（Ḥūḏrā）》等祈祷书、圣徒传以及历法和医药文书等。狄肯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景教文书的多语言特征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对吐鲁番景教徒日常生活的了解与认知以及粟特语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并指出将吐鲁番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和内蒙古景教信仰情况对比的重要性。

（二）墓碑铭文文献

牛汝极对国内现存的、发现于敦煌、阿力麻里、百灵庙、王墓梁、呼和浩特、赤峰、北京、扬州和泉州的叙利亚文回鹘语（带有少量叙利亚文叙利亚语）景教文献，包括写本、碑铭和题记等进行过较为全面的释读。并对碑铭文献的载体——墓碑等的发现地、保存地、现状、形制等作以具体说明，且附有大量详细的文物图片。牛汝极经过多年对元代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和文献的研究，总结了其中叙利亚文突厥回鹘语语音系统，是研究元代叙利亚文回鹘语文献极有用的参考资料。其中泉州出土的景教徒墓碑还受到了以刘南强（Samuel N. C. Lieu）教授为首的澳大利亚学者团队的关注。自2000年起，团队多次造访泉州当地并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展了相关合作研究。2018年唐晓峰研究员在内蒙古翁牛特旗新发现的古代景教徒墓顶石是国内发现的关于元代景教徒较新的材料。唐晓峰对墓顶石的年代、族属和墓主人身份都做了考证，进一步向东扩展了元代北方草原景教徒的活动踪迹。

19世纪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七河地区、比什凯克和托克马克出土了大量元代叙利亚文书写的景教徒墓碑铭文。七河地区出土的碑铭由俄国著名学者赫沃利索恩（Daniel Abramovich Chwolson）于19世纪末进行了系统研究，比什凯克出土的碑铭多由德国学者克莱恩辑录研究。出土于七河地区的、现藏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历史博物馆中的13—14世纪的景教徒墓志铭后来由狄肯斯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根据四份墓志铭样本分析结论认为，叙利亚文碑文的大量语法和拼写错误说明叙利亚文只在教会事务中使用，但它可能不是很多人都能流利使用的语言。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非景教徒一样，他们的日常语言应该是一种回鹘语方言；墓碑上的名字、头衔和术语显示了该地区丰富的文化影响，包括叙利亚语、回鹘语、粟特语和新波斯语，考虑到h(atliya)一词的出现，可能是亚述语、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楚河流域的景教徒已经形成了突厥和叙利亚文化的综合体，包括在单个家庭中叙利亚人名与波斯和回鹘人名的混合，以及联合使用塞琉古时代的历法和回鹘生肖纪年法；几乎所有家庭里至少有一个成员是神职人员，而除了神职人员之外，景教群体还包括其他职业，如军事指挥官和教师，至少该群体中的一些景教徒似乎与统治阶级有着良好的关系；根据quštānč一词的普遍性，社区中有大量的女牧师，这可能表明教会非常重视对年轻女性的教育，回鹘社会传统上给予妇女的地位高于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1894—1896年由法国探险队带回法国的叙利亚文古代突厥语景教徒墓碑由法国宗教史学家迪斯罗默（Alain Desreumaux）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认为法藏的墓碑虽数量不多，但极具代表性。

（三）遗址与遗物

在勒柯克关于第二次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发现于高昌故城外的一座景教修道院遗址以及该遗址中两幅推测为景教的壁画。该遗址至今已所剩无几，诸学者对于该壁画多有提及，陈怀宇的《高昌回鹘景教研究》对该壁画进行了发散式的考证，但段晴认为该文对景教圣事和节日的归纳并没有反映出景教的特点。茨默记述了在Magische Götterwelten（《神秘的诸神世界》）一书中，根据对该壁画的碳十四测定结果将壁画年代确定为公元683—770年。

陈怀宇对于高昌回鹘的景教进行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该文中富有创造性地对景教寺院（唐代长安的大秦寺，碎叶的8世纪景教教堂和阿拉伯地区6—7世纪景教寺院）进行了对比且梳理了景教僧职系统，使得读者得以更进一步窥见高昌回鹘景教的真实面貌。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回鹘景教文献的出土地——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具体位置，于2014年由李肖、张勇和王丁等根据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资料比定完成。2021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一座丘岗上的西旁景教遗址进行了遗址岗顶建筑部分的考古发掘。根据刘文锁、王泽祥和王龙对目前阶段的考古报告总结可知，该部分建筑遗址存在至少三期使用过程，分别为唐代、西州回鹘时期（主体时期）和清代，其中前两期建筑均具有景教寺院的性质；该寺院宗教功能完整，与位于西亚和中亚的景教寺院布局接近，并结合了当地传统进行了回鹘本地化改造。该遗址出土遗物近500件，包括叙利亚文和回鹘文写本残片以及壁画。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是我国目前最新发现的景教遗址，该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202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科学考古发掘，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回鹘景教乃至景教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任冠和魏坚的考古发掘报告可知，该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唐朝墩古城中轴线的北段，在城中的地理位置重要，考古团队认为该景教遗址主体建筑与城址内佛寺和浴场遗址的建造时间基本一致，约为公元10世纪前后，至14世纪与城址一并废弃。经与国外发现的景教遗址相比，考古团队确定该景教寺院遗址的形制结构为典型的景教教堂，遗址内发现有位于墙面和砖块上的墨书回鹘文题记以及绘有十字架、权杖、天使、棕榈枝等内容的壁画等。

以上吐鲁番地区景教寺院的考古发掘成果，无论是建筑建制还是写本、题记和壁画都是研究回鹘景教存续与发展历史的绝佳资料，对探讨回鹘景教信仰的存续年代有实证意义，可以部分弥补回鹘景教文书缺少明确时代划分证据的不足。

景教十字铜牌这类文物最近引发了国内学者柳博赟和祝帅的关注，他们根据聂克逊的“青铜十字”收藏中的实物史料，对景教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提问，希望能够引发对景教十字铜牌和景教史的关注和讨论。牛汝极对于这类景教十字架铜器物有着更早和更为全面的研究。他指出除上述于鄂尔多斯发现的、现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的铜牌外，在敦煌曾出土的元代铜十字架以及现藏于鄂尔多斯东胜博物馆的40余枚同类铜器的景教铜十字架的形制、图案和大小等基本一致，应为元代景教遗物。此外，阿力麻里和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盆地也发现有景教青铜十字架。对于不同地区同类铜十字架（或称铜牌）的更进一步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器物与不同地域的景教团体及其往来有着必然的联系。

综上可以看出，对于吐鲁番出土回鹘语、叙利亚语以及粟特语景教文献的语文学研究，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细致且成熟的工作，国内发现的写本和碑铭文献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也进行了极有意义的解读工作。但是对于回鹘景教涉及的历史、族群、传播相关性等问题涉及较少，且文物与文书的所属年代跨度较大（从7世纪跨越至14世纪），部分阶段只出现文物或文书，这种无法匹配的文物和文书的“断层”亦导致目前的研究将景教问题区域化、时段化、碎片化，特别是回鹘景教文献的价值并未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实现最大化的价值。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学者能够结合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发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揭开回鹘景教甚至中国景教的未解历史谜题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二、对于回鹘和操突厥语族语言族群景教信仰历史及其活动的研究

（一）回鹘和操突厥语族语言景教徒的身份判定

元代扬州和泉州回鹘景教徒的身份是由牛汝极确定的。他通过把元代扬州和泉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与新疆阿力麻里和内蒙古出土的文献进行对比后发现了这些不同地区的景教墓碑的一致性，断定“扬州和泉州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墓碑主人多为畏吾儿人” 。

“花门贵种”的“西域聂斯脱里贵族”、元代景教背景家族汪古马氏，由殷小平根据传世文献厘清了这个家族与回鹘景教之间的关系。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由白玉冬和日本学者松井太共同进行了释读，白玉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该题记“出自丰州天德城一带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他还对金元时期史料记录的汪古五大代表性集团进行了分类讨论，认为汪古人的景教源流可能与西域有关，并细致区分了汪古部的统治阶级是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部族包括部分突厥人和回鹘人的后裔。

对于中亚地区景教历史的研究较早的有狄肯斯根据西方史料、西方旅人的东方游记以及新疆和中亚的出土文物对中亚地区三个时间段（前伊斯兰时期，伊斯兰时期和蒙元时期）的景教历史作初步的梳理，构建了中亚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信仰景教历史的大致框架。唐莉则是充分利用中国传世文献理清了分布于中亚和中国的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及其分布、发展和迁移，根据西方史料的记载叙述了中亚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皈依景教的记录，以及蒙元时期的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景教徒的信仰情况。森安孝夫根据叙利亚语史料，将其中诸突厥语族民族改宗景教的传说以及西州回鹘景教信件文书有机结合起来，并补充汉语史料探讨了克烈部、汪古部和乃蛮部13—14世纪（蒙元时代）的景教信仰于10—11世纪发端于西州回鹘的可能性，其中还延续了吉田丰的观点，讨论了葛逻禄人信仰景教的前因后果，认为西方史料中的居于中亚且最早信仰景教的操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是葛逻禄人。牛汝极在其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了中亚和新疆的最新景教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结合不同版本的景教叙利亚语祈祷文书《胡德拉》，将东方教会的宗教传播史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延伸和扩展，串联起了6—14世纪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传教的脉络，并再一次为“东方教会”正名。王静在探索了景教教会独立后在西亚、南亚、中亚和唐元时期的中国传播史，就景教在向东传播过程中所面对的本土化挑战、本土化发展情况以及衰落的原因进行了细密论证，认为景教作为“异质”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的过程中未做到真正的本土化，没有扎根于当地的文化土壤，最终走向衰落。

泉州发现的景教徒墓碑中除了上揭叙利亚文书写的回鹘语墓碑铭文外，还包含了数方用汉字、汉叙双文或汉文八思巴文双文刻写的数方元代景教徒墓碑铭文，夏鼐、牛汝极等学者对该类铭文进行过语文学研究，陈少丰对1994年发现的一方汉文刻写的汉族女性景教徒合葬墓碑进行了再研究，通过对墓碑铭文上的纪年进行辨析，明确指出墓碑主人为元代中后期泉州的汉人女性景教徒，而非之前学界认同的南宋末期。泉州出土的带有汉文刻写铭文的景教徒墓碑具有重要的景教传播历史研究价值，但对于汉文铭文出现的原因尚未进行过深入讨论。

（二）回鹘和操突厥语族语言景教徒的活动

最早对元代中亚和高昌回鹘的“聂思脱里教”的分布进行区域论述的是刘迎胜。在回鹘景教文书的主要出土地吐鲁番地区之外，回鹘景教徒的身影在敦煌等地也多有活跃，学者们抽丝剥茧，发现了回鹘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景教徒的活动范围甚至轨迹关联、经济活动与景教传播密切关系，与并指出景教教团与佛教教团的联系及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鲜为人知的政治功能。

陈怀宇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景教徒和高昌回鹘景教徒之间的联系也进行了论证，主要的依据是敦煌出土的Or. 8212:86号粟特－突厥文书札、Or. 8212:182号粟特文占卜书、1990年敦煌出土的敦煌研究院藏叙利亚景教写本以及敦煌出土的几个汉语景教写本。但是茨默对敦煌是否也出土了载有景教内容的回鹘语文书这件事存有疑问。他认为目前明确的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敦煌也存在回鹘景教徒，但是哈密屯（J. Hamilton）和辛姆斯·威廉姆斯辑录出版的粟特突厥语文本提供了一些线索。此外，殷小平论证了回鹘景教是唐元景教的中间环节。王媛媛通过对宋代史料中被记作“波斯外道”的人物身份考证，认为“波斯外道”应是一位来自西州回鹘的景教徒，证明9—10世纪景教“势力确实延伸到了西域的几个重镇，各地教团间也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并进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一个链条” 。

松井太在对敦煌榆林窟第16窟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徒题记进行了释读，并将其余发现于敦煌石窟的回鹘文和蒙古文佛教题记作了对比，得出了“回鹘景教徒与回鹘佛教徒有共同的文字文化”这一结论，并指出“在佛教圣地瓜州曾经存在一个回鹘景教群体，他们遵从佛教徒的信仰，并时不时地享受佛教盛宴” 。在吐峪沟佛教石窟诸多佛教徒留下的题记里，吐送江·依明发现一则冠有景教徒名Bäküs的教徒留下的回鹘语题记，这可能和榆林窟的情况极为相似。松井太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借助蒙元时期回鹘语文献，更加详细地论证了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与景教徒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包括回鹘人在内的突厥人景教徒网络在蒙元时期自东部天山地区直至甘肃、内蒙古，甚至泉州，而且这一网络几乎与回鹘人佛教徒网络重叠”。

付马从传世史料中的“丘处机与迭屑头目相遇”一事出发，借助散藏于各处的与景教徒相关的回鹘语文书小心求证，识别出隐藏于字里行间景教教团这一宗教团体的特殊政治功能。文章指出，唐元之间中原政权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瓦解，当地景教徒凭借基督教教区管理制度下连接中亚西部、北亚甚至西亚的景教网络，“受到丝绸之路沿线政权的青睐，被委任为使者执行外交和通商的任务”，而“在政权的边界地带或远离行政中心的地区，景教团体的聚落可以充当馆驿。”

白玉冬在森安孝夫的研究基础上，在2011年《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10世纪九姓达靼与丝绸之路贸易）一文中便提出了“景教徒粟特—回鹘商人”的概念，论述了11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出身的粟特系回鹘商人因为与漠北的达靼部落保持有商业贸易关系，在漠北克烈部改宗景教问题上，起到比纯粹的传教士更大的作用的观点。其后白玉冬结合敦煌出土的部分回鹘语文书论证了汪古景教与高昌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向东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白玉冬根据相关史料及其中景教徒粟特—回鹘商人的经济活动记录，进一步论证了12—14世纪漠北草原信仰景教的汪古部、克烈部与蒙古的密切互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多从西域地区的景教入手，试图将唐元之间的景教合理地串联起来，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目前明确的是，7—13世纪生活在西域的回鹘和操突厥语族语言部族的景教信仰历史本身也不是连贯的，中间环节仍需考证。而且对于吐鲁番和敦煌景教徒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但欣喜的是已有学者尝试去填补这些中间环节的空白，在历史沉淀的碎片里探微西域景教徒们的日常生活。对生活在在北方草原、泉州和扬州的回鹘背景的景教徒的研究让我们对宗教的功能和元代回鹘人东迁产生了新的看法，这对进一步了解景教在中亚和东亚的传播历史，以及景教徒在丝路东西交流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结语

通过以上简短的梳理，可以看到对于回鹘景教文献的研究，目前较多的集中在出土文献的语言学和语文学方面，与对汉语景教文献的研究相比，缺少不同语种之间的文本对比以及不同宗教文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对于回鹘景教传播境域内不同宗教之间的影响与融合问题也鲜少涉及，文献价值并未做到最大化，回鹘景教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传播历史研究尚有断层，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另外，从古代宗教研究的角度来讲，与回鹘佛教和回鹘摩尼教相比，回鹘景教留存的历史资料体量较小，且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较之国内要丰富许多且研究时间跨度更大，这对国内回鹘景教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信仰群体来讲，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作为中古三夷教之一的景教，多见的是如回鹘人、粟特人、波斯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因此作为信仰主要群体之一，回鹘人的景教信仰研究对于研究景教在中亚和东亚的传播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鹘景教的深入研究对于解决唐武宗灭佛后至蒙元时代这一时期内景教不见于中原史料记载这一难题或有一定帮助。泉州和扬州发现的刻有汉字或汉叙双文书写的数方元代景教徒墓碑铭文是继唐代《景教碑》、洛阳景教经幢和墓志后，仅存的用汉语汉字书写的关于景教徒身份的出土资料，特别是泉州出土的单独使用汉语汉字书写的景教徒碑文，这为探讨共同信仰背景下的民族融合问题提供了实证，也提出了对宋元时期景教传播问题的新思考。再者，对于吐鲁番绿洲地区的景教徒的日常生活的情形我们不知其详，缺少对这些曾经活跃在东西交通历史舞台上的鲜活族群进一步的探索。另外，我们还需认识到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分布广泛与其他民族和宗教交流密切，且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故而回鹘景教及其传播的复杂性和其对东西交通影响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

杨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吐送江·依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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