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和大家分享一篇论文，有点多，希望大家耐心看完，作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历史也不是不可以。原文如下图，可自行下载，也可以后台私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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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奥运会”作为一种识别天才的方法：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
摘 要：在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智力奥运会”的历史可以与整个国家识别和培养天才的系统联系起来。发展英才教育机会，既反映了国家在促进研究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实际需要，也反映了重大思想要求。据报道，对参加莫斯科智力竞赛决赛的800多名参与者进行了一项研究。进行了智力评估、创造力和个性测试。结果发现，奥运会成绩量表的一致性较弱。APM分数与奥林匹克成绩的相关性，即使在数学上也没有超过r= 0.30的值。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人们的社会交往受“社会契约”支配，该契约提供保护，以换取人们将权力让渡给政府（霍布斯，1651-1994）。根据一种现代观点，国家教育体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群体（学生、他们的父母、教育工作者、中央政府、地方社区等）之间的社会契约。这样一种契约在这些群体的目标和意图之间起着折中的作用（康达科夫，2008）。苏联和俄罗斯的天才教育史因这一概念而得以阐明。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地方当局、研究机构和个人在教育中的相对影响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天才教育方法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苏联的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但更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在决定天才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苏联和西方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所有教育资源。然而，特殊学生，如天才学生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智力障碍学生，需要特殊的课程设置。西方政治家、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前主席路易斯·荣格（Luis Jung）阐述了在天才教育方面投入特别努力的基本原因。1998 年，荣格在与欧洲天才组织代表的一次会面中，提出了天才教育的以下主要目标：利用有天赋的人的潜力为社会带来益处（如推动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等），为有天赋的人的个人发展和幸福做出贡献，最后，获得显著成果。显然，这些目标对教育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并非同等重要。例如，虽然有天赋的学生及其家长可能主要关心自我实现和个人幸福，但中央政府主要关心的可能是利用有天赋学生的智力潜能来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然而，这些目标可以协同发挥作用；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可以为经济或科学进步做出贡献。不过，这些目标也可能相互冲突，就像在体育领域有时会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健康常常会受损。此外，用于教育的公共财政资源总是有限的。未被认定为有天赋的学生及其家长，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没有理由将如此有限的资源过多地投入到天才教育项目中，而应该将其节省下来用于其他教育目的。与天才教育相对应的不同目标确立了一种文化的背景，即教育环境的宏观系统（布朗芬布伦纳，1996）。这个宏观系统深刻地影响着外在系统、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例如用于识别有天赋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与之合作的实际做法。社会变化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宏观系统进行修改，并引发对天才教育可能性的新探索。自1945年以来，俄罗斯的天才教育体系发生了转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最为深刻。在这段时间里，政府的影响力减弱了，使得个人和地方机构有更多的自由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教育。简而言之，在整个苏联时期作为天才教育主要焦点的社会效益，让位于由自我实现所驱动的目标（耶尔托娃和格里戈连科，2005）。
1. 基本社会价值观与天才教育
除了目标之外，教育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强调：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再一次，尽管前苏联地区和西方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施瓦茨，2007），但在对待天赋、智力及其遗传基础的态度上可以找到相似之处。诸如“所有人都有天赋”或“成就的个体差异主要是由于环境或坚持”这样的说法在西方文化中被接受，但在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也得到了培养。相反，在西方和苏联，像“天赋是一种主要基于遗传的罕见现象”或“成就的个体差异主要是由于遗传因素”这样的说法不受欢迎。当然，这些担忧仅反映了公众舆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是片面的，因此常常具有误导性。这些意识形态问题影响着天才教育的实践，尤其是天赋的识别。在苏联，天才项目参与者的选拔，特别是高等数学和科学学校的学生选拔，主要基于思维奥林匹克竞赛。公众舆论认为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过度依赖参与者的努力，比那些不需要特殊准备的能力测试更甚。因此，用于识别天赋的心理评估方法通常被视为衡量“独立于实践”甚至“先天”的特征。从科学角度来看，认为认知能力的测量具有遗传因素，而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却没有遗传因素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如果孩子或青少年在接受评估的科目上事先有过学习的机会，那么天赋的识别被认为更加公平。因此，对于一个对能力的个体差异及其遗传根源问题敏感且容忍度很低的社会来说，奥林匹克竞赛比智力测试更容易被接受。所有这些因素使奥林匹克竞赛成为苏联识别智力天赋儿童的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尽管俄罗斯社会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识别和培养天才的做法，但奥林匹克竞赛仍然是俄罗斯天赋识别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下面，我将简要描述俄罗斯思维奥林匹克竞赛的历史。随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将把它与心理测试进行比较，作为一种识别天才的方法。
2.苏联和俄罗斯在智力天赋识别系统方面的演变
当教育只提供给某些年轻人时，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天才教育”。只有当教育普及到大众，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异增大时，天才的特殊项目问题才会出现。在苏联，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出现，并在二战后高等教育普及后变得重要起来。虽然俄罗斯帝国天文学会在 19 世纪就已经举办了“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但俄罗斯奥林匹克传统的真正开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1934 年，数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鲍里斯·德隆在列宁格勒组织了第一届智力奥林匹克竞赛。1935 年，第二届智力奥林匹克竞赛在莫斯科举行，有 314 人参加。物理科学和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始于 1938 年，由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组织。苏联的奥林匹克运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事件而中断，但战后出现了影响苏联天才培养计划的新因素。与美国在核武器、导弹以及后来的太空探索上的竞争促使苏联领导人大力支持物理科学和数学研究。苏联的顶尖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机会发展他们所在机构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其他关切中，他们试图支持新一代有才华的科学家的涌现。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时期”，在这一领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建立了强大的奥林匹克竞赛体系，并为有数学和科学天赋的儿童及青少年的教育建造了一些机构。1963 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新西伯利亚的大学设立了四所专门的寄宿制数学和科学天才儿童学校。在此之前，已经建立了数学和物理远程教育体系和暑期学校。远程教育和暑期学校除了具有教育功能外，还作为识别有天赋儿童的工具。自1970年以来，一本面向在校学生的特殊物理和数学杂志《量子》（Kvant）开始出版。在美国，由国家科学教师协会的双月刊《量子》杂志与纽约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量子》的英文译本。我在此不会讨论苏联天才教育体系的细节，而是专注于主要与智力奥林匹克竞赛相关的天才识别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与主要大学，有时是学区相关的地方性数学和物理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主要在希望为科研招募有才华青年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倡议下出现。渐渐地，大型大学的奥林匹克竞赛成功招募了学校或学区级别竞赛的获胜者。1960 年，最具影响力的苏联大学——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有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参与者的大规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次年，即 1961 年，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竞赛”的官方称号。在这个时期，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包含地区（“州”），而这些地区又包括若干个区。因此，共和国级别相当高，但还不是国家级别。1961年的奥林匹克竞赛不只是俄罗斯的赛事，因为几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学生都参与了。然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直到1967年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举行时才正式获得“苏联全国竞赛”的称号。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数学竞赛之后稍有延迟地展开。1962 年，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MFTI）组织了一场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有 6000 名学生参加。这次竞赛的组织方式很特别：来自俄罗斯不同地区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寒假期间回到家乡为中小学生进行奥林匹克测试。1963 年，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与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联手组织了“苏联欧洲部分和高加索地区物理与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次竞赛的选拔在 167 个城镇进行，决赛在莫斯科举行。同样的工作也在西伯利亚进行。1962 年，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举办了全西伯利亚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这次奥林匹克竞赛的决赛在暑期学校期间组织，并作为新西伯利亚大学附属的寄宿制特殊学校的入学考试。化学是第三个奥林匹克竞赛科目。苏联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始于1938年，与物理竞赛同年。莫斯科市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自1944年就已存在。1964年达到俄罗斯共和国级别，1967年达到全国级别。其他学科也紧随数学、物理和化学之后。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在苏联从未达到全国级别，仅在1979年达到俄罗斯共和国级别。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仅在莫斯科地区级别举办过。明天继续分享好了，一次分享太多也不行，盯着手机看眼睛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