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对现实的共同基准认知，并将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堪称一项艰巨任务，而美国人大相径庭的经济体验，只会加剧这一挑战
文 |迈克尔·斯宾塞
在官方消息来源和媒体纷纷强调美国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就业数据，或吹捧美国股市的高估值之时，却有36%的美国人认为经济状况“不佳”，41%的人认为“一般”。这种表现与认知之间的脱节可能会产生各类深远的影响，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值得考虑的是市场参与者如何处理非对称信息，也就是当一方比另一方或多方拥有更多或更优质信息的时候。试想一下，你正准备买一件东西。作为买家，你通过直接观察搜集到的相关选项信息其实相当有限，因此你会根据自己对这些选项的信念作出决定。但交易完成后，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接下来你将进入“探索发现”阶段，也就是观察。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一些与促使你作出决策的信念不符的东西，你就会修正这些信念。
在经济学家使用的信号传递和筛选过滤模型中，各类代理人作出的选择可以填补信息缺口并最终达到均衡。关键一点是，交易后的直接观察可以固化信念并左右均衡。但在我们这个以专业化与相互关联为特征的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中，这种观察并非总是可以实现的。相反，如今对个人福祉或决策至关重要的许多条件都不会存在于当场或受个人观察的影响，也不一定会有一个综合全面的探索发现过程来确保信念与基本现实相联系。
当个人验证变得不切实际或不可能实现时，我们就得依靠传统媒体、政府或专家等各类信息中介。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资源也在我们的信息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这些信息中介机构想要弥合信息鸿沟，它们就必须值得信赖——而美国人并不相信它们。
2023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从媒体到政府等各类机构的信任度达到了历史新低，18%的受访者表示相信报纸，14%相信电视新闻，8%相信国会。科学家的情况要好一些，7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或“比较”相信科学家会为了公众的最大利益行事，不过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人也在增加。
美国人为何会不信任那些本应帮助弥合信息鸿沟的机构？答案的一部分或许是经济表现方面的利好消息未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状况。
收入分配数据有助于揭示这些现实情况。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底层50%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了重大打击。2010年，这部分家庭仅拥有全体家庭总净资产的0.7%。虽然经济部分复苏，但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的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通胀加剧又带来了新的阻碍。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将95%以上收入用于必需品，这导致他们就算遭遇一些轻微冲击都会很艰难，几乎无法积累财富。2024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为154万亿美元，其中最底层那50%的家庭只拥有3.8万亿美元，仅为总额的2.5%。
其实不难理解美国人为何会不信任机构。即使媒体确实强调了许多美国人面临的严峻经济状况，但它们的报道并未转化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和行动。这种已经持续20年的状况削弱了人们对整个体系的信心。当人们不再相信传统信息来源时就会转向其他或许不那么可靠的信息。互联网为这一过程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其更加复杂，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其结果可能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虽然围绕社交媒体对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仍在进行中，但Facebook、TikTok等平台显然已成为强大的群体形成机制。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个人根据部分共同信念选择自己的群体，而群体又影响成员的观点。
在此背景下，恢复对现实的共同基准认知并将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堪称一项艰巨任务，而美国人大相径庭的经济体验——这源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医疗保健和大学费用上涨等诸多困难——只会加剧这一挑战。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兼前院长；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5；编辑：许瑶）
责编 | 杨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