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音已远 历史犹存--小记宁乡服装厂（二）▌朱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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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8 06:18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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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完了宁乡服装厂的西门车间，这篇说说服装厂的南门车间。南门车间的具体位置，我在上篇文章中已经有了具体详细的描述，要说明的是，在宁乡服装厂的三个车间中，南门车间的建筑，是最好的，尽管说不上豪华，在当时的宁乡县城，却也显得十分气派。对着南正街的这栋砖混水泥建筑小二楼，从外观上看，与当时县城里的其它建筑相比，在精致和结实上，不输分毫。临街有个橱窗，里边挂着好几件做工精致的高档服装，向过往的行人展示，似乎在告诉过往的行人，服装厂的缝衣技术，是整个宁乡县最好的。紧挨着橱窗的左边，是一张双扇合开的玻璃木门，木门两边的拉手，告诉人们这两扇木门有点年头了。进门，右边摆放着好几台缝纫机，好几个堂客们坐在那里头也不抬地缝制衣服。而在她们的身后，一张往里的木门旁，摆放着一面很大的玻璃镜子，方便顾客和出进的客人对镜妆容。我从小跟着我妈，在服装厂的西门、南门和北门几个车间转悠，看到的都是堂客们一天到晚不停地缝制衣服，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堂客们有闲暇的时候。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个场景依然活跃在我的脑海里，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一直非常感叹，我妈她们单位的堂客们，真的很伟大，很杰出，她们真正传承了中国女性勤劳、善良、温厚的所有美德，真正把温良恭俭让实践在自己的言行中。也因此，我出外多年，我妈和她们单位的堂客们，那种勤劳和善良的品德、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无论多么艰难的条件和环境，都要克服困难，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从大厅前走，穿过一张木门，左转是一个上楼的楼梯。服装厂的财会室和党支部、厂部革委会就设在二楼大厅周围几个相邻的房间里。而在这个大厅的中间，摆放着几张大桌子，作为裁片师傅的工作台。这个二楼是服装厂所有建筑中，最坚固、结实和美观的。从这个楼梯出来左转，是一个大约四十多平米的带斜坡的地坪，地坪的左手边，是几间比较低矮的青瓦红砖房，这是服装厂南门车间的食堂，当然，西门车间和北门车间的职工，也可以到这里就餐。食堂门口用水泥修了一个长方形水池子，淘米洗菜就在这个水池子边上进行。有一天一个职工的儿子在水池边洗脸，洗完脸擤鼻子，顺手将一把浓鼻涕甩出去，就那么巧，正好服装厂书记谭丰盛的儿子谭竹筠从这里经过，他儿子一只眼睛有点瞎，这把鼻涕偏偏就那么甩在他那只看得见的好眼睛上面，整个蒙住了，急得小谭好一阵大喊大叫。这是我少年时期在服装厂经历过且记得十分清楚的一件糗事。食堂的大师傅姓雷，一个十分壮实也很勤快的中年男人，大家喊他“雷师傅”，年轻一些的职工，叫他“老雷师傅”。雷师傅很勤快，一天到晚都在忙食堂的事，因为整个食堂做饭菜就他一人，买洗做全是他一人，有时有几个堂客们闲下来一点，就紧赶着过来帮雷师傅择菜、淘米，甚至掌勺。雷师傅炒的菜如何，我已经毫无印象，因为我没在服装厂的食堂吃过饭。唯一吃过的一次，是雷师傅做的忆苦餐。雷师傅按照领导的指示，去菜市场买回来好些大白罗卜，在食堂门口的水池子边上将罗卜上边的泥巴洗净，剁成大块，也不放油，大铁锅一通乱煮，起锅时放点盐，撒点大蒜叶和红辣椒面，忆苦餐就算成了。别的单位做的忆苦餐，有时会撒点豆饼和麦麸皮，以示解放前老百姓吃的饭菜，都是喂猪的。雷师傅却没有往这一锅罗卜里撒豆饼或米糠。雷师傅是个心善的人。虽然做法简单，也没什么佐料。可我却吃了好几碗，到今天我都认为五十多年前服装厂食堂的这顿忆苦餐，味道不错，算得上我人生中吃过的最好的美味。当然，这跟当时的这一顿忆苦餐不要钱，可能也有关系。服装厂的食堂养了一只狗，黑中带黄花点，服装厂的职工叫它小花。记不起来这是只母狗还是公狗，但从这名字来看，应该是只母狗，可记忆中却没有一点这只狗下过崽的印象。我妈最早在服装厂南门车间缝制衣服，经常工作到深夜。这只小花就经常送我妈到大西门坳脚下五福堂我家。我母亲回家一般走南门到大西门，赶上有急事，就从日新巷穿到大西门的正坡上，那时小花总送我妈，据我妈告诉我，小花是有粮食供应的，每月大约二十多斤粮食指标，由城关粮站供应。对于集体单位养的看家护院的狗子，那时政府考虑比较周到。整个城关镇，能够有粮食供应的狗子，只有服装厂的这只小花和炸药仓库那只大白狗，这是我从服装厂职工以及后来从好几个城关镇老人那里了解到的。小花送我妈到五福堂，我看到过好几次。那时我还不害怕黑暗，虽然年纪很小，和我哥待在家里甚至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害怕。小花送我妈到家，一般不马上走，它喜欢抬头看着我妈，在屋子中间摇着尾巴。我妈知道它的心思，赶紧找出一点剩饭剩菜或就是一点剩饭喂它。它吃完就摇着尾巴不声不响地走到门外去了。在服装厂的整个大院，职工和职工家属进来，小花非常高兴，无论谁它都喜欢摇着尾巴黏你，可要是生人进院子，它就发了疯似地一通狂吠。这个时候，雷师傅就走出来了，看看究竟是谁进了院子。好多年以后，我问起我妈这只小花，我妈说多年前小花就不见了，服装厂的职工全体出动，在整个城关镇和东西南北四郊找了个遍，也不见小花的踪影。我妈说那只狗应该是被人打着吃了。我听了沉默半天，心里既难过，也很不忍。想起小花对我和我妈摇尾巴，跟在我们身后黏着，那股黏乎劲儿，心里不由得感叹半天，十分怀想这只可爱的小花。正对着食堂的对面，是一间低矮的红砖平房，大小只有十来个平米，这是服装厂的传达室，一张大木门，通着外边的童家巷子。大木门的左手下方，开着一张很小的木门，来找人的外人，一般从这张小木门进来。真正的顾客，则只从前面正门进入，没人跨过大楼大厅和地坪连接的那张木门。来传达室找人的外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乡下女人，来找我一个发小谢利维的妈妈熊永琪阿姨。因为那个月熊阿姨挣了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在县城里引起了轰动，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乡下，这个乡下女人趁着进城的机会，特意绕道来看看这个一月挣了一百多块钱的服装厂女职工，究竟是何方神圣？从传达室右转往下走，经过食堂和食堂门口的水池子，迎面而来的是一栋红砖建筑的平房，坡屋顶，坡屋顶正面那个三角形的砖面上，用水泥镶嵌了几个字，然后用白色油漆刷白，上面写着1970年建。这几个字给我印象格外深刻，因为我在南门车间的这个工作间里，目睹过很多惊心动魄的事，其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批斗“土匪婆子”徐正群。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徐正群是否做过土匪婆？”我妈的回复是：“当然做过，这不是枪怕眼瞎说的、外调的人去查过很多次，说是有这回事。”但我想，徐正群即使历史上曾经当过土匪婆，那也一定不是自愿去做的，肯定有很多难处。或被抢，或被强迫，或家里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或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她成为“土匪婆”或所谓“压寨夫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历史上有过这个所谓“污点”，所以，好几次开批斗会，徐正群就挨了打。在那个坡屋顶下面写有“1970年建”字样的红砖建筑里，我就亲眼看到她挨了打，而且很厉害。徐正群被押在一张八仙桌上，接受大家的批判，主要是几个积极分子的批判。说到激动处，站在八仙桌旁边的王姓车间主任一声喊：“这样的人，四类分子，硬再得打。”话未落音，就见王姓车间主任袖子一撸，冲到八仙桌前，对着站在八仙桌上身材矮小的徐正群，就是两个非常清脆的大嘴巴。徐正群当即从八仙桌上跌落下来，额头撞在八仙桌尖锐的直角上，流了很多血。王姓车间主任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喊：“还装死，就再得打死。”当即扬长而去。我目睹这一幕，吓得要命，紧紧攥着我妈的手，生怕王姓车间主任给我来两巴掌。我妈俯身在我耳边轻轻说：“别怕，我们家不是地主，没做过坏事。你爸是共产党员，没人敢打我们。”徐正群被八仙桌直角撞破的额头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在场的人，七手八脚忙乎，似乎有点慌了神。那天晚上我跟着我妈回家，走在日新巷那没有灯光的黑巷子里，心里感到很害怕。从此以后，我对王姓车间主任没有好印象。因为打人尤其打一个女人，这样的事情是很不应该的。初中时，我的作文写得不错，那时班主任曹老师经常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诵读，这激起了我写作文以及对于文学的极大兴趣和真诚爱好。未曾想，有一回宁乡服装厂召开职工大会，在前面那栋楼的大厅里进行。车间主任范春光（他在西门车间和南门车间都当过车间主任）知道我作文写得好，就背地里悄悄问我：“今晚我们开职工大会，你的作文写得不错，能否在会上发个言，因为今天的职工大会，内容跟你早几天在学校的作文也有关系。完全可以作为发言稿在会上念一下。我是主持人，你也不用紧张，有事我会关照你。”我一听，马上就答应了。回家后，我精心准备了那篇作文，作为晚上服装厂职工大会的发言稿。吃过晚饭后，我就跟着我妈到了南门车间，我也没有告诉我妈范春光要我在会上发言的事。会议进行到中间，范春光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对着台下的职工大声说：“今晚有一个小朋友将在我们今天的会上发言，下面请朱大平小朋友上台发言。”其实，我就坐在范春光的身后，听他叫我的名字，马上站起来走到台前，从口袋里掏出那篇作文大声念起来。台下的众多男女职工没想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有这个胆量走上讲台当着大家的面发言，作文相对来说也还写得不错，内容也符合整个会议的气氛，他们很高兴，纷纷鼓掌。人生中我在服装厂职工大会上的那次发言，赢得了满堂彩。回想起来，这得感谢范春光，他给了我这次机会，也给了我支持和鼓励。并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很小，就看不起我或不拿我当回事。这样大庭广众之间的发言，固然是一次露脸，其实，更多的是对一个人的鼓励，对一个人胆量和口才的锻炼。我妈在台下，听我在台上念稿子，众人纷纷鼓掌，她也很高兴。我看到我妈高兴，心里同样十分高兴。尽管一生中口才不算好，但经历过这么几次以后，也有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台发个言，露个脸。至少不怯。有时我想，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事，很多人，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一个人胆量和才智的历练机会，实际地看，这是一个锻炼和修行的过程。时间还没有到改革开放阶段，服装厂就在不断探索，想在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在服装厂南门车间那栋建于1970年的红砖房右侧后院几间平房里，建起了一个电线车间，专门生产黑胶皮外包的绝缘铜丝芯电线，我妈又调到了这个车间。那时我家住在大西门坳上，我一个人或跟我弟弟不敢待在家里，因为害怕，就陪着我妈工作，一直到她十一点多下班，我和我妈常常穿过日新巷那条巷子，过大街岭回到大西门坳上的住家；有时也走南正街，过大西门回到家里。改革开放前，我家从五十年代初直到七十年代末，始终未离开大西门，开始住在大西门靠近杉木桥，巷子口斜对着鸭婆巷的五福堂，后来搬到大西门坳上，直到七七年搬到北门射圃巷，再后来搬到西郊八一路堆子塘。家庭的变化，其实也伴随着服装厂的发展变化。反映出的是整个社会和时代大潮，对家庭和单位的巨大影响。尽管宁乡服装厂已经消失，但服装厂的历史还在，父辈们奋斗的精神还在，他们走过的足迹，依然清晰如昨，深深地刻印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里。祝福我曾经的那些长辈和同龄人，无论你们活着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都永远记着你们。记着你们的善良、仁厚和勤劳，记着你们为生活不懈努力，勤奋劳作的身影和精神。在我的精神库藏中，你们是最深厚的。作者简介
朱大平，湖南宁乡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外聘教授，国家一级编剧，天津市文博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舞台艺术评论员。历任天津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编写过大型历史剧和现代剧《燕丹子》《绝不宽恕》《子曰》《地球是圆的》等，撰写过多篇历史考据文章，一百多篇戏剧理论和评论文章，一百多篇地域文化、市井人物散文；编写了天津人艺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传记，参与编写《中外古典名著欣赏辞典》等，发表过戏曲论文多篇，电影评论文章60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