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酸枝木笔筒
“红木小件”是从中国木器文化的“小木作”中划分出来，以紫檀、乌木、鸡翅木、花梨木等红木为主要材料，精雕细琢而成的文玩摆设。我国古代先民注重实用性，其审美观和艺术思想多寄托于实用器物中。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工匠在造物活动中对于美学理解的不断深化，一些超越实用的工艺品获得了发展。自宋朝开始，妪煦涵育，文风大盛，整个社会对于审美的需求也愈发提高，此时便出现了专门从事精雕细刻文玩摆设的工匠，使用小块红木，通过榫卯结构和各种雕刻技法，制作而成各种几、盒、匣以及玉牙底座等，红木小件由此而生。这些“以奇思巧工见长的红木小件”，常陪衬、点缀于厅堂、书斋、卧室，其审美价值和文化承载功能远远高于实用价值。
清末之前，红木小件大多为满足皇权和士绅阶层，作为体现自己身份、地位、文化、愿望的重要符号，形成了以北京、广东、苏州为主要生产区域的类别构成，上海并未出现具备独特区域特征的作品和匠人。鸦片战争摧毁了中国延续千年的社会结构，皇权士绅阶层的不断落寞和缺失严重动摇了红木小件行业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明清江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以“移民人口为主体”“融合近代西方元素、以追逐实利为目的，彰显个性、立足大众、灵活多变”的海派文化，为红木小件行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依托自由开放的市场需求诞生发展的海派红木小件行业，在短短百年进程中便带着时代气息和城市个性，成为近代中国红木小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2 酸枝木菊花瓣底座
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战火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引发了江浙地区人士的大规模迁徙。上海华洋杂处的混合文化语境、渐趋发达的市场环境所构建的新型空间，对周边人群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人口从1843年的52万左右增加到1949年的540多万，成为国内贸易中心，
原本服务于皇权士绅的匠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庇佑和需求。为求生活，江浙乃至全国的工匠纷纷背井离乡，以所创的手工艺品作为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在这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都市里寻找机会。在生存交往中，这些迁徙而来的手艺人逐渐构建了越来越丰富的工匠群落，为周边的工匠在现代城市中的生活提供了新鲜经验。他们在人事聚合、技艺传播、市场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使得上海成为现代红木小件发展的新的空间起点。
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手工艺人来说，他们所创作的传统手工艺品多受限于自身的经济水平和材料需求。红木业中所使用的“红木”，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特定的集合名称，常包含紫檀、花梨、香枝、酸枝、乌木等，属于名贵木种。红木在明清时期被大量运用，原产于我国南方的红木被砍得所剩无几，明清之后大部分红木依赖从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进口。开埠以后，来自西方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进口主体，原材料的输入由于利润微薄，并不被精于进出口业务的洋行所追捧。红木价格的昂贵和数量上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红木产业迁移。而红木小件所需材料多为小红木块，常使用大木作的边角料甚至是从旧家具中拆下来的零星部件，来源相对灵活。另外，红木小件的成品体积较小，生产和交易的空间和成本要求低：彼时沪上红木小件大店作坊不过十五六个平方米，小的不过几个平方米，且一般采用前店后坊的形式，以求最快时间内回笼资金。这些天然的行业特性，给移居的工匠带来了生存的可能。
图3 黄花梨摆件
海派红木小件发展的过程中，经营方式和行业分工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我国漫长的手工业发展历史中，家庭是最为重要的生产结构，初期迁居上海的红木小件行业也不例外，但鉴于他们同为外来者的身份，出于地缘或亲缘关系，迁沪之后往还密切，由此构建出了比较稳定且集中的创作群落。
地域的集中性和技艺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行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发展的动力。这些小生产者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同时，也迫使行业发展逐渐呈现理性化的趋势。为了取长补短以共同获得生存和发展，以单一工种独立出现的红木小件作坊如木工作、雕花作、漆匠作等也逐步发展出来，这使得最为传统的手工艺行业愈发出现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社会行业分工的特质。
红木小件的经营也出现了规模化、集群化的特点。1920年，上海于南市区成立了“上海红木小件公所”，公所规定特定活计对象，维护最初的知识产权，最大程度上缓解行业的内部矛盾，保证行业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以茶馆形式存在的行业集会更是集商品展示、商业洽谈、行内切磋为一体。这样的组织形式使得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逐渐向有组织的商业生产模式迈进，匠人们原先保守的意识，在茶馆的聚会中不断被冲击淡化，同行间的技术交流也带来了充沛的活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制作红木小件的作坊发展到了100多家，从业人员达到数百人，红木小件在上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图4 黄花梨摆件 局部
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小件体现了这个时期艺人所面对的文化基础、社会生活、技艺水平和市场状况。早期的红木小件，多为满足皇权士绅阶层的审美需求，这与海派红木小件有着本质的区别。上海红木小件的产生与发展，完全得益于庞大的文物市场和发达的进出口贸易。
伴随着士绅缺失和国内外市场发展而生的海派红木小件，从诞生之初开始便怀着开放的状态开始了自我成长。在这个四方来客八方杂处之地，小件艺人以吴越文化为起源，以苏作技术为基础，融合全国地技术特征，综合海、内外市场为需求，逐渐形成继承技术，却又不拘泥于传统的特征。
从图案和装饰纹样来说，来自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杭州等吴越文化积淀深厚之地的海派匠人一边带着鲜明的原籍技术特点，一边又正面面对新兴的中西融合的审美要求。传统小件作为承载士绅文人身份、品位、愿望的重要符号，其装饰纹样设定往往承载着较强的象征意义。梅兰竹菊、麒麟、貔貅、四季平安、寿字、喜字、拐子纹等是传统小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这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在向西方输出的过程中显然会出现文化藩篱，海派工匠迅速调整，选择具备自然和几何特征的纹样如回纹、云纹、卷草纹等以获得市场的文化认同。
造型方面也受到西方写实主义的影响，大量具备写实特征的果蔬花卉如卷心菜、花生、北瓜、黄金瓜等大量出现在此时的海派红木小件中。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的著名雕刻家金绍芳曾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一套像生果蔬，不限木种，不拘寓意，取酸枝、紫檀、黄杨为之，雕琢如生，足可乱真。
图5 红木白菜摆件 局部
海派红木小件应市场而生，却也受市场的制约。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小件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一边守护绝活，一边创新求变，创作具备生命力的作品。在制作过程中，海派小件匠人或以整木顺势而为，或以暗榫结构创作，配以描金、镶嵌、髹漆装饰手段，以“精巧”立足；与此同时又从各地的家具、玉器、青铜器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吸收营养，因材施艺，不拘一格。除了传统圆雕、深雕、半深雕、浅雕、拉空雕等技艺之外，各地的木工制作技艺在当时的红木小件中均有所体现，如山东家具中的红木嵌银丝技术、宁波的镶嵌工艺，苏式的子口处理方式等。
材料的选择也愈发宽泛。部分匠人为体现其珍贵，保持明清时期小件制器定用紫檀、花梨、酸枝，绝不掺别的木料的特征，且常选择独木创作，整料成形，依料而变，顺势而为。部分匠人则为扩大市场打破界限，除选用传统红木之外，柚木、橡木等材料也用于其中。海派独具的宽容性、兼容性和灵活性给小件带来了宽泛的生存空间。
传统的红木小件，其题材常涉及盒、盆、架、几、摆件、文物底座等种类。而海派红木小件则明确分出“西洋装”“东洋装”和“传统式”三大类别。
“西洋装”客户大致可以为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是定居或半定居于租界内的西人，一部分为来自十六铺的水手船员，一部分为洋行买办。他们或为了装点居室，或为了文化猎奇，或为了买卖生意从而成为“西洋装”的主要服务对象。最受市场追捧的题材包括摆件龙舟、黄包车和各种烟酒器具。如当时“西洋装”的高手周兴玉及其内弟张爱泉，尤擅各种烟具、酒具。他们在发挥红木小件的技术优势，保留苏作精雕细作的工艺特征的基础上，以客户要求随需而变。如“吉祥如意万年青”烟具四件套，烟盒为椭圆形，烟缸是海棠型，火柴盒架则是鸡心型，烟盒上有圆雕立像，中间嵌银丝勾勒出万年青造型，既饱含东方的神秘韵味，又具备西方的文化特征。
“东洋装”的需求主要集中于食盒、茶具、筷匣、东洋书卷等。日本人对食具茶具的需求由来已久，而红木小件工匠又尤善于此。花梨木、檀、黄花梨、鸡翅木、酸枝等材质纹理细密、色泽光润，传统的榫卯结构，在拼接、制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且能在外观上充分利用木料固有的纹理色泽。在装饰方面则会根据客户需求，改变器物形状和装饰纹路，使其获得日本人的文化认同，从而得到市场认可。
“传统式”的需求，则大多是为了满足上海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多为留学东洋、西洋的文人，或是各地涌入的商贾。他们既无法摆脱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文化底色，也必须面对新时期到来的认同焦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章法严谨、雕工精致，制器所需材料必为紫檀、花梨，绝不掺别的木料，而造型语言愈发奇巧细腻，这对创作者的艺术造诣和技术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造就出一批技艺精湛的小件匠人。如“传统式”“小件大王”的陆产良所创作的小件，“造型奇巧，雕工极精，制作的盒子按任何角度转动都丝丝入扣”，“以工艺精巧奇绝见称于沪上，为时人和古董商争相定制”。
图6 金绍芳 像生果蔬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海派红木小件出现于上海开埠之后，成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受到市场洗礼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社会环境下，人才的聚合、市场的形成、新技法的引进和融合迅速构建出了海派红木小件产生和发展路径，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创作者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使用者，随需而为，这使得海派红木小件具备更自由的审美，更多样的选择，更广泛的市场，从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由于市场所赋予的海派红木小件创作者敢于突破传统程式，追新求变的特质，使得海派红木小件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发展成中国红木小件最重要的组成之一，在一定时间内超越了有着悠久历史的苏作、广作。一直发展到解放后，上海红木小件成为国家在工艺美术外交阶段，国家领导人以及公务员挑选国礼的最重要的选择，同时也成为出口创汇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在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的今天，重新认识海派红木小件的形成以及风格特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同时也将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当下逐渐凋零的海派红木小件的发展之路。（来源：《上海工艺美术》杂志2023年第一期 作者：陈玲 林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