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先兆，就有什么样的事端”。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也绝非一夕之间完成的，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
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但能看到苛捐杂税；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礼秦制，却会惧怕苛政滥刑。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
台湾大学梁庚尧教授在《中国社会史》中谈道：“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许多王朝的兴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细数历史剧变的七种征兆。
-01-
人口：人口锐减与流徙
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律”，说的是历代的王朝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复苏，社会繁荣），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过剩社会崩溃，进入战乱消减人口），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总是相生相伴。
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以东汉为例，汉桓帝时期全国尚有五千六百万人口，到了东汉灭亡时全国已经不足八百万人。从瘟疫引起的黄巾之乱到后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
市场：市场的萎缩与“囤货”
市场的敏感特质，使其在剧变来临之际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通常是最真实的。
春秋末年以来，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但是到了汉末，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变成了谷米、布帛等实物货币。这显然是因为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只有生存资源（有时还会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另外对于士族大户来说，建立“坞堡”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坞堡”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
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
阶级：门第与阶级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灭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都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成为旧贵族。
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难免不会出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之类人物。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而农民起义的领袖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
魏晋以后，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政府中的高级官位，士庶之间有了明显界线， “公有公门，卿有卿门”，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层，与寒族泾渭分明。比如同为“太子党”的钟会反叛司马昭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兄弟阋于墙”的一场争端（钟会的家人不受牵连）。
-04-
-05-
无独有偶，王莽收归天下土地实行井田制（把土地为九个小块。在九个小块中，中间一块为贵族或皇室所拥有，周边八块则分予平民。平民耕种完中间的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也让新朝在短短十四年间崩溃。很多君王都怀着改善兼并状况的雄心，最终却让自己连同王朝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06-
此外，皇帝陛下的怀柔天下也经常成为国家的负担，唐朝君王赏赐突厥、鲜卑、高丽等国“动辄数十万金”，也让国家财政不堪其苦。
-07-
王莽更是谶纬之学的集大成者，上百条谶语伴随着他从大将军、安汉公、宰衡、假皇帝，一路走到真皇帝。后世历代君王对“异端邪说”历来毫不容情，也是因为明白谣言谶语的破坏力。
所以，先知书店要向大家诚挚推荐这本《中国社会史》。作者梁庚尧教授生于广东，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执教数十年。本书简体版首次引进中国大陆。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