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当北岛迈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门时，才发现这里并不是tian堂。
除了繁重的学业外，每天那些骑进学校的高级进口自行车，飘荡在耳边的高层小道消息，以及每周末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都让他感到莫名的自卑和压抑。而在同时，所有人的衣着却又都很统一和朴素，甚至朴素到了可疑的地步，显得很“平等”。
这让北岛感觉很不对劲：“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岛走进教室，忽然大吃一惊：高干同学们已经摇身一变，披上了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呢制的将校制服，脚蹬大皮靴，腰扎宽皮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红得耀眼。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18位亲历了文革的老四中学生的回忆录。由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寒门子弟，所以文革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比如在王祖锷看来，当时阶级路线被贯彻得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上学、参军还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处处受限，根红苗正的人则享有很多便利，“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赵京兴则说得更大胆直白：“按照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
用不平等、压迫等常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这乍看起来很令人惊讶。
但正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说，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社会”也不会出现……他们会极力掩饰这一点，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
高干子弟和寒门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产生全国性红卫兵运动的社会基础，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只打击了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者虽然换了，但统治结构却没改变。不知不觉间，人民内部已经形成了四个阶级。四中学生就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缩影：高干子弟的地位最高，工农兵和普通干部子弟次之，知识分子的后代再次。“黑五类”子女则早已沦为贱民，绝对进不了四中。
文革开始后，高干、工农兵、知识分子二代都组成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分别称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虽然这三派红卫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话语，一眼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从他们的具体行为和立场来分析，就能看出这三派红卫兵其实有着各自明确且迥异的政治诉求。
“老兵派”又被称为“第一代红卫兵”，顾名思义，他们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于能通过家庭在第一时间了解高层政治动向，他们可以先发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们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著名口号，并由刘辉宣谱写成《红卫兵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所有社会资源都已经向红色贵族倾斜，但他们还是不满足，担心“狗崽子们要翻天”。所以，他们要利用文革，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这个意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门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暂时敢怒而不敢言。
“老兵派”的行动紧锣密鼓。6月初得到毛泽东有意废除高考的内部消息后，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十几位高干子弟立即起草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书。此倡议书由刘源提交给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并随即见报。
但是，风光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在8月5号忽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整个官僚阶层，并随后解散工作组，却使得“老兵派”的形势急转直下。
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究竟是缘于对官僚阶层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政治异己，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举为之前被压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红卫兵”的横空出世扫清了障碍。
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更是强烈地感觉到，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因此陷入领袖崇拜的迷醉中无法自拔，并在随后肆意“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门子弟）的政治诉求与“老兵派”（高干子弟）针锋相对。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权阶层”，剥夺红色GZ的权力，“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遇罗克的《出身论》是“第二代红卫兵”的政治纲领。在他们看来，刘少奇是支持“血统论”的，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是支持“出身论”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打倒刘少奇。
写《出身论》的遇罗克
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
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的“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本着“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四三派”、“四四派”由一开始反对“老兵派”，反对官僚阶级，进而发展到反对社会的一切秩序，无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这种破坏一切社会秩序的狂热被黑格尔（G.W.F.Hegel）称为“否定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通过无止境的破坏，他们暂时获得了一种空虚的自由。“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的平等，但是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会马上带来某种秩序。”
他们担心一旦文革结束，旧有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便会死灰复燃。他们渴望的其实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但“这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
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寒门子弟人数远远胜过高干子弟，所以前者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但其权力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奥尔森（Mancur Olson）就曾指出：“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文革初期的“老兵派”由于人数少，容易统一行动，所以局势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反思武斗的油画作品《为什么》，作者高小华
发展到最后，红卫兵运动渐渐脱离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蛮的权力斗争。有的人始终一往无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肉体湮灭。有的则被现实的血腥和残酷所深深震撼，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并痛苦地思索这场运动的意义。
毛泽东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于是便提倡上山下乡，把红卫兵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借此稀释其破坏力。于是1968年，一批批的红卫兵带着困惑和失落，经火车站离开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远方荒凉且贫瘠的农村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在“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看来，文革中的他们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若非他们挺身而出，中国早就建立起严密的金字塔形等级制了。而在“老兵派”看来，他们在文革中始终代表着一股稳定的理性的力量。他们在“红八月”局势失控时组织“西纠”，通过一系列行动试图阻止流血事件的蔓延。随后更是成立了“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甚至还要“打倒江青”，并“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这难道不是有反文革的正面含义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方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进行主动反思的根本原因。
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知青）所受的种种磨难和不公待遇，则使他们转而认为自己才是文革中真正的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由于这苦难，之前犯下的罪恶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完全颠倒过来——这是永恒的规律：比起加害行为来，人类更容易记住的是受害体验。
也许文革的唯一贡献，就是让大部分人看清楚：国家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甚至连其最引以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过是张空头支票。
尹敏志先生上文（抱歉，本号转载时不得不有所删节），是迄今我所看到的，对北岛所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准确解读。
北京四中是名重全国的重点中学，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由于他们家庭地位的特殊和特定时期社会对“革命后代”的期许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四中的学校风气和环境气氛也就大不同于其他中学。
本书就是当年那所特殊中学的学生对“文革”山雨欲来之际和暴风雨高潮时期的翔实记述。
正如北岛在序中所说，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但是“历史的真实”就存在于不同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那些曾经在“文革”暴风雨中心经过的人，用这种方式，将暴风雨中的记忆留下，或许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细节的补充，从而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提供线索和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