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通行证”“墓志铭”“镀金天空”和“弯曲倒影”吗

文摘   2024-09-03 08:18   四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上面四句出自北岛最著名的诗作《回答》


▌七十年代,从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1969年时,在内蒙古插队的北岛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招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诗人食指(郭路生
▌时代的孤儿:时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
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
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林彪坠机残骸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
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
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
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动荡年代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摄影作品《幕》局部
▌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

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动荡年代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动荡年代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

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西单民主墙 | 马克·吕布 摄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油印版《今天》第一期封面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

“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有创办《今天》的北岛、偷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方向的浪潮,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
所以,先知书店要为大家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这本书是属于那一代人的生活记忆,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群像,杂芜生长的个人故事。被读者认为是“看到了命运、巧合、国家机器、时代、爱情、生活、理想……有些很震撼人心。”

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因为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它也足够深沉,反映了大背景下人们的压抑和痛苦。

本书自出了第一版后,由于种种原因,就再也没出过第二版了。十多年过去,看来已是再版无望,所以它在二手书市溢价严重,还不一定能到手。

好在,北京三联设法复活了这本《七十年代》,先知书店取得独家授权,仅有少量现货。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抢先收藏,立即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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