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本老我就是在读三七——刀尔登的文章中……变老的。所以今天忍不住要推介他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如下。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
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
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
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
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
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
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
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
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
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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