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064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全部3篇评论文章
01 【光明论坛·温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援引中国古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努力。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自《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他人立得住，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他人通达。凡事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可以称得上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儒家强调的“仁者爱人”“知者利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相通性，体现的是推己及人、修己安人、立己达人的忠恕之道，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由此延伸到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上，体现在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蕴含着人类社会中处理关系与交往活动的道义准则和价值伦理。既包含处理“自己—他人”的人际关系，也包含处理“国家—世界”的国际关系，表达的是一种“立己达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由个人推及他人、由中国推及世界，这种心系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以共同体的意识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正是古老信条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彰显。根本上讲，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各国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当坚持包容普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表达的是中国智慧，展现的是大国的胸怀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现在，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我国相继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携手前行的豪迈气概。例如，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钱凯湾内的钱凯港，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也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该港口每年为秘鲁带来45亿美元收入，创造80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为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同时，还将为整个拉美地区打开一扇门，将其纳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新脉动，是中国和秘鲁两国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典范，更是中拉合作的生动缩影。可见，人们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竖起对抗的藩篱，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唯有做大合作蛋糕，实现合作共赢，方能携手迈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坚持的是共商共建，实现的是普惠共享。每个国家都是国际大家庭的成员，要弘扬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深度对接有关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充分发掘和发挥各方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作者：陈明琨，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王菀渟，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02 【光明论坛】多元共治，加速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太本站镇新华村，村民文化广场上处处可见法治元素，该镇平安办、派出所、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和各村治保员等组成政法小分队，隔三岔五就“出摊”普法；广东梅州丰顺县着力在调解队伍、组织、方式、文化上下功夫，创新打造“丰调语顺”调解工作法，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贵州遵义张王村积极探索“党建+”治理模式，纵向构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为主体的三级组织体系，推动党建与基层治理融合互动…… 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进程关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一个融合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的关键策略。其中，通过“自治”可以降低农民诉诸法律的司法成本，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成本。通过“法治”有助于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德治”可以提升村民的个人修养，促进社会文明的遵守。因此，实施“三治融合”以促进自治和德治的有效运作，发挥乡规民约和道德规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实现法治的刚性与道德教化的柔性结合，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效果最大化，夯实社会善治的思想基础，推动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公共属性，确保了其均等性、便捷性和高效性以及广泛的覆盖范围。随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维护个人权益观念的不断更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因此，依托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法治化的村级治理结构，通过完善村民的法律顾问制度，以及设立法律援助站点、组建村级法律服务团队等措施，推动法律服务在农村的普及和深化，有利于解决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帮助村民树立法律意识，引导他们在家庭、邻里、婚姻、土地承包、房屋土地征收补偿等领域依法行事。通过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培养村民的守法意识，使其成为法治的维护者和自觉遵守者。构建一个立体化、多元化的矛盾解决体系，以源头治理的理念，形成多元化的解纷主体，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进阶升级。 有效实施涉农法律，需要提升乡村司法能力和执法能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需要健全涉农法律法规，在保障农村公共服务、农业产业支持、生态资源与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村民矛盾化解和权益维护等领域，通过提升乡村司法和执法能力，有效发挥法律的刚性保障作用。乡村司法体系应依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法官、村级干部、司法协理员、人民调解员等多方力量，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以彰显乡村司法和执法能力。形成“关口前置，就地化解”“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法治环境，实现“诉讼优先”向“诉讼断后”的程序格局转变。高效的乡村执法能力则是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关键所在。通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促进乡村执法能力的提升；通过法治建设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解决乡村执法渗透力不强、综合协调不足、乡村执法者“责大权小”等问题。 发挥农村“两委”在乡村基层治理与协调全局中的关键作用，构建村民矛盾纠纷的化解、公共安全的提供、综合治理与维稳、突发事件的应急等工作协调机制。通过完善农村法律法规体系，保证乡村治理有法可依。发挥村规民约在维护乡村秩序、倡导文明新风中的特殊作用。推进平安乡村建设，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并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形成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多元化和问题解决一站式的协调共治机制，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此外，推行社会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推动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规范化，不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作者：徐 阳，系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杨 远，系辽宁大学法学院博士）03 【光明时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这一重要指示，为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县域经济是因地制宜发展的结果，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形成了诸多类型的县域经济模式，涌现出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县域是农产品的供给侧，农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业经营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许多县域围绕特色农产品形成了生产加工集群，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县域也是我国制造业重要的微观组成“细胞”，一些依托制造业成长起来的工业大县，其GDP规模可达千亿级别。这些工业大县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乡镇企业，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块状产业集群，并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很多县域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随着乡村多元价值的发现，生态优势和文化资源将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旅游大县、生态大县。 县域本身是一个多层级城镇化体系，县城、乡镇和农村在县域经济中发挥不同作用。以中西部地区常见的茶叶产业为例，茶叶的种植采摘在农村，由农户承担；茶叶的收购初加工在中心村、乡镇，由各类小商贩、小型茶厂承担；茶叶的精深加工、包装、运输、营销一般在县城，参与这个环节的不少是龙头企业，一些还是规上企业。由此，我们看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结果，这个产业体系以县域为单位，分布在县域城乡之间，整合县域多元主体和多种要素，形成了一个互相协作的体系。同时，县域经济与乡村产业也有着直接的关联。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但乡村产业并不仅仅局限在乡村的产业，我们更需要从县域经济的整体来认识乡村产业。 县域与大城市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随着产业下沉、消费下沉、数字下沉成为新趋势，现代的资本、技术和理念不断与县域在地要素互动，催生新业态、创造新模式。产业下沉，县域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县域正越来越多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虽然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环节为主，但是也有一些头部县域开始承接高新技术产业。消费下沉，县域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方向。县域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迅速，乡村市场的销售增速高于城镇市场，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使县域消费市场在整体消费市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数字下沉，县域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应用场景。电商平台的下沉促进了农村网络零售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成为县域产品上行的重要通道。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与既有的县域经济模式深度融合，正在改变传统的产业模式，推动县域经济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注重营销，这个过程也是县域产业链不断延伸、价值链不断提升、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的过程。 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充分尊重县域社会的历史和县域产业的本土化特征。我国县域历史悠久，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县域社会结构和文化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和韧性。县域社会孕育的产业合作能力，是县域经济繁荣和韧性的基础，也赋予了县域经济独特的性质。县域产业很多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主体多、产业链长，产业主体之间有诸如订单分包、资金互助等各种形式的产业合作。这也是县域经济能够依靠群众力量“自下而上”繁荣发展，低成本、低门槛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县域社会形态的变革也会深刻影响县域产业的形态。当前，中西部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长期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流动，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性别和代际分工。在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返乡往往是因为家庭的需要，比如子女需要教养、老人需要照料。县域产业需要充分适应返乡人口的这个特征，为这些群体提供适宜的产业，而非盲目追求产业的高大上。在实践中，一些县域引进了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却陷入招工难的境遇，就是产业没有充分适应县域社会形态的结果。 人才是推动现代要素与县域既有体系深度融合，推动县域产业取得新发展的关键。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变革给县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很多新业态与乡村传统种植养殖业、加工业有很大不同。比如乡村文旅产业，需要用市场化的运营思维对乡村各类文化资源进行转译、开发，这需要一批专业化的运营人才，他们既要懂市场运营，又要有艺术品位。因此，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运营团队进入县域，成为县域文化创意产业、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充分融入县域社会的挑战，只有充分融入县域社会，才能处理好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村集体和农户的关系。这也对县域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重视促进人才的城乡流动，同时也要重视挖掘和培育县域本土人才。 （作者：付 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