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043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23日《经济日报》全部22篇评论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这是对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展的科学指引。城市群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表明，城市群作为主要形态形成增长动力源，实现联动发展、多方共赢是普遍规律。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通过跨省区域合作、产业协同创新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步伐加快，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稳步提高，正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然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存在一体化发展水平偏低、中心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不足、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偏少等问题。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持续发力。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世界级城市群的共同特点是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外高度开放。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共建新型基础设施，是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先行领域。提升互通协作的水平，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城市群联动发展，人流、物流、信息流一体化就有了基础和条件。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发展体系。城市之间如果缺乏科学分工合作，就容易造成产业布局趋同、产业发展同质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应立足优势、找准路子、突出特色，实现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合作，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完善、规模效应明显、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高地。打造公平开放的区域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是各类经营主体开展经营、参与竞争的起点。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重要方面。坚持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一企业登记标准和流程，探索建立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等，把经营主体保护好，把体制机制完善好，创新活力就能持续涌动，发展动能就将持续释放。完善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领域。公共服务难共享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特别是中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重点是加强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引导促进中心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向周边辐射覆盖，提升宜业宜居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深化，中部地区崛起加快开创新局面，这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水平协调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协同发展、错位发展、联动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定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到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优先实现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地市级全覆盖，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相关措施旨在响应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家庭对高质量托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减轻育儿压力、提升生育意愿。我国现有3岁以下婴幼儿人口近3000万，托育需求强烈。然而，我国托育服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供给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国家此次出台措施，一方面以多元化发展方式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对普惠托育体系的建设提供各类支持，努力建设一大批方便可及、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若干措施》明确各地要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资金，着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给，提高公建托位占比，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模式，这强调了政府在托育服务领域的资金统筹和政策支持作用，同时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满足不同家庭的多元化需求。《若干措施》还强调落实托育服务设施与新建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的要求，统筹社区各类资源，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用房场地，这将进一步降低托育服务门槛，确保托育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普惠托育服务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政府在增加供给的同时还需加强监管，确保托育服务的质量和安全。建议加快制定全面覆盖托育服务场所、软硬件设施、服务人员、课程及餐食等环节的标准，以促进服务的规范化。同时，将托育服务纳入公共安全重点保障范围，建立机构关停等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对于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问题的运营场所，要及时关停整顿，加大处罚力度。托育服务是关系人民群众福祉的民生大事。期待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落实好《若干措施》，多措并举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响应民众期望，为强国建设夯实人口基础。“站在新的起点上，二十国集团应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做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关于“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议题重要讲话，为世界共同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凝聚广泛共识，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为与担当。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肩负着稳定世界经济、拓展增长空间的重要使命。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挑战交织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涌动。国际社会期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推动世界经济重回稳定复苏轨道。作为汇聚世界和地区大国的多边舞台，二十国集团应与时俱进，展现推动变革的新作为，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硬道理。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中国始终坚守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初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阐述全球经济治理观——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本次峰会上，中国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数字治理、全球生态治理提出具体主张，强调建设合作型、稳定型、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这“五个完善”构成一个系统全面的整体，着力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变革呼声，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前行方向。而且，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二十国集团要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让世界经济发展拥有良好的安全土壤。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只能通过多边方式予以应对。正因如此，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张日益赢得各国认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赛义德·乔杜里表示，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发展阶段如何，都应该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并分享应有利益。塞舌尔前副总统文森特·梅里顿也认为，中国的努力必须得到赞扬和支持，因为这代表了一条通往更公正、更公平世界的道路。面对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需求、共同的责任，中国将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为契机，携手各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应对时代挑战汇聚共识和力量，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作出更大贡献。日前，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结果，不顾成员国之间巨大分歧和欧洲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的反补贴税，给新一届即将就任的欧委会委员留下了“烫手山芋”。叠加全球整体贸易环境及中欧竞争态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一段时期中欧经贸关系承受的压力可能进一步上升，欧方若任由“去风险”主导对华经贸考量，反倒会将自身的发展复苏置于风险之中，并不明智。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演进趋势。首先，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叠加冲击，世界贸易增长陷入低迷，其间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仅为1.4%，低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3%的增长率，使得贸易逐渐失去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其次，贸易干预措施激增。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贸易干预措施年均新增5600项，远超2009年至2019年的年均3000项。最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趋向重组。世界在时隔30年后再次陷入地缘政治动荡困境，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发达经济体对内制定产业补贴等相关政策，以邻为壑推动制造业回流、重振本国制造业，对外则给产业链供应链贴上“价值观”标签，推动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欧盟近年来动辄以“经济安全”考量主导对华贸易，并未能让欧洲更加“安全”。今年以来，欧盟在市场准入领域“安全为上”的政策取向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发起针对我国在欧运营企业的多项行动，涉及铁路机车、光伏、风电、安检设备等的招投标或经营活动，以及利用《国际采购工具》限制我国医疗企业参与欧盟医疗设备招投标等。另一方面，贸易救济调查已成为欧盟对华“去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沉寂了两年之后，2023年起欧盟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再度抬头，2023年达9起，占欧盟全部12起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75%，包括对华纯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对华生物柴油、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的反倾销调查等。2024年前10个月，欧盟对我国产品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3起，已经超过2023年全年的数量。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中欧贸易占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在逐渐降低，这并不符合中欧双边利益。从欧方统计看，2024年前8个月，欧中贸易额在欧盟域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从2021年的高点16.1%下降至目前的14.3%。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制定经贸政策的过程中，均会将安全因素纳入重要考量，但对新一届欧盟机构而言，理性面对一系列“内忧外困”现实挑战，坚持战略自主，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才是当务之急。中欧贸易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欧都实行外向型经济模式，都支持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健康、稳定、可预期的双边贸易关系，对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都至关重要。限制贸易摩擦范围、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应成为可行的选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亟待共同找到一个维护国际贸易正常往来、兼顾各自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就中欧贸易而言，尽快就中欧电动汽车贸易的价格承诺达成一致，避免更多的领域卷入贸易冲突，让贸易回归经济本身属性、而不是政治化，将有助于重新激发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此同时，围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两大经济体内部市场优势，对于中欧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带来机遇。（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副研究员）充分释放银发红利，要抓住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机遇期，洞察并把握好消费观念及行为上的变化，推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携手共进形成合力，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谐且富有活力的社会。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银发经济”大家一定不陌生，但对于“银发红利”这个新提法，熟悉的人可能就不多了。银发经济是应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而生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同样位居全球之首。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深度老龄社会。银发红利则更多是从激发老年群体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角度出发，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挖掘和释放银发红利的过程，也将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新路径。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普遍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包袱，老龄人口越多，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供给。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压力，完全能够转化为政策端、产业端、消费端的巨大动力，而实现这一转换，关键就在于充分释放银发红利。充分释放银发红利，要抓住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潜在增长率，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能够为老龄人口提供更多的消费产品与服务。与此同时，老年群体消费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这将有助于拉动内需增长。显然，银发红利释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经济增长反过来也有利于促进银发红利的充分释放。充分释放银发红利，要洞察并把握好消费观念及行为上的变化。从老龄化人口结构看，未来10年，在全国4亿多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中，有很多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这一代“低龄老年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他们的消费观念较之前老年群体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吃饱喝足穿暖，而是在学习、旅游、娱乐、社交等方面有着更多元的诉求。也就是说，未来老龄人口的主体仍将是有着正常消费能力的群体，无论是政策引导还是市场决策，对此均要作出及时的调整。充分释放银发红利，要推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携手共进形成合力。党的二十大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过去的被动应对转变为如今的主动出击，传递出为银发经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强烈信号。要善于通过政府“有形之手”，不断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银发产业的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力度，也要用好市场“无形之手”，引导经营主体参与银发经济建设中来，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老龄人口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当然，我们强调释放银发红利，一个基本前提是要为老龄人口的发展创造更多红利。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支出、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具备了为老龄人口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实力，要通过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为更多老龄人口发挥聪明智慧、服务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更高层面看，充分释放银发红利，其价值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谐且富有活力的社会，让老年群体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有机会有能力为社会进步贡献更多力量，实现老龄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双赢。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精准回应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可谓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近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提出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的“重头戏”得以落地。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同时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更具针对性的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陆续推出，精准回应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展现出灵活性和前瞻性，可谓一场政策“及时雨”，有利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政策推进的工作机制，已经出台的要抓好落地实施，尚未出台的要尽快推动出台，确保经济财政平稳运行。加快推进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提升地方财政空间和可持续性。此次力度空前的化债方案包括：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分3年实施；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在政策协同发力之下，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加之债务利率下降和期限结构改善，可大幅减轻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释放更多资源和政策空间，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债务置换方案已经确定，下一步要按照程序尽快分配下达限额，加快推进债券发行，力争早见成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监管态势，对新增隐性债务和不实化债等行为从严追责问责，严禁一边化债一边新增，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以增加居民收入为抓手提振消费需求。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在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大力度实施“两新”政策的同时，着眼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向特困人员、孤儿等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也能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在加大“两新”政策推进实施力度、推动商品消费持续增加的基础上，继续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优化基础性政策机制安排，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升整体消费水平。用足各类资金扩大有效投资，稳定投资需求和预期。今年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实际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的资金较为充裕。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专项债券待发额度加上已发未用的资金，各地共有2.3万亿元专项债券资金可安排使用，将充分带动有效投资，扩大国内需求。下一步的重点是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保持政府投资力度和节奏；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民间投资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用好新增财税政策工具，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为了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推出系列举措：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减少闲置土地；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于这些真金白银的支持措施，要抓好落实，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联动，做好政策衔接，打好“组合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付诸实施，存量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景气水平回升向好，市场信心明显增强。部分投资者及时调整资产配置策略，近期出现了资金从居民存款向银行理财“搬家”的现象，引起关注。这一现象表明，我国金融市场正不断走向成熟，广大居民的投资观念和理财意识有了明显提高。我国潜在的财富管理需求依然巨大，普通投资者迫切需要品种更加丰富、服务更加贴心的金融产品。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金融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增强各类理财产品的服务质量。相关金融机构要立足自身，积极出招，努力降低客户服务成本，不断优化产品品种结构，充分展现银行理财产品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倡导价值投资、分散投资和长期投资的科学理念，全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保护工作，履行好金融为民职责。从资管产品结构来看，目前银行理财的存续规模占比大。今年以来，受债市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银行理财市场持续修复，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为28.52万亿元，上半年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413亿元。从投资者分布来看，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22亿个。银行理财主要满足的是中低风险偏好的个人投资者，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96.88%。尽管近期出现了一定回撤，但是相较于其他产品，银行理财具有投资风险较低、门槛低、亲民程度高的重要特征，是服务普惠金融的基础性工具，未来还将继续成为百姓重要的理财方式。发展银行理财，做优服务是基础。必须坚持做好投资者的教育工作，与时俱进提升人民群众的金融素养，严格遵循投资者适配性要求，按照“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义原则，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风险多样化、产品特色化、服务个性化的高质量理财服务。银行理财的发行和管理机构应当切实提高投资研究能力和客户管理能力，及时优化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加强对包括权益类产品在内的各类资产的深入研究。主动贴近客户投资特点和理财习惯，注重理财产品细节上的设计把控，提高不同产品的客户适配性。发展银行理财产品要坚持普惠原则，提升柜面服务的客户体验，充分运用数字化等各种手段增强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加强银行理财产品的全流程管理。对于重点客户、重点产品和重点环节，要加强服务投入，特别是面对市场波动的敏感节点，要加强风险预判与评估，提前准备各方面的应急预案，以高质量服务促进市场稳定发展。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营业性货运量完成416.3亿吨，同比增长3.3％；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29.7亿吨，同比增长3.4％；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90.9亿人次，同比增长5.4％。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服务能力，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完善，主要指标走势与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吻合，折射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近年来，我国交通领域一个突出亮点是，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显进展。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一位。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公转铁（水）”成效显著，2023年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达1018万标箱，同比增长15.9%。《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等政策出台，助力形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为我国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世界一流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不过，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交通低碳技术创新与交通低碳治理基础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公众对绿色生产消费理念与绿色出行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也有待提升。对此，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稳妥施策。完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持续推进中长途货物的“公转铁”“公转水”，通过将公路货运转向更为绿色的铁路和水运，显著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能耗和碳排放。加大对铁路和水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吸引更多货物转移到低碳运输方式。完善干线铁路集疏运体系，建设连接主要生产、消费区域的干线铁路，将集疏运体系与大型工矿企业、物流园区及港口的铁路专用线建设相结合，形成高效的“点对点”运输网络，有效提高货物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积极发展多式联运组织模式，将不同的运输方式有效衔接，降低单一运输方式带来的环境负担。推进交通物流与电子商务、制造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优化运输流程，不仅可以提高物流效率，还能改善整体产业链的绿色水平。加强交通运输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税收优惠，支持新能源汽车、智慧交通系统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产学研结合，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针对性研究，促进低碳技术快速转化和应用。加大对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充电站、氢能加注站等配套设施，保障低碳交通工具普及和使用。推动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供需对接网络化、生产调度智能化、服务供给电子化，高效提升运输组织服务效能，降低运输能耗。引导公众使用绿色出行模式。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市民选购新能源汽车。完善公交服务质量、优化公交线网、加强公交专用道建设，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吸引更多市民选择公交出行。强化“轨道+公交+慢行”网络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构建以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增强公众对于绿色消费与出行的接受能力。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落地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探索外贸发展新模式、新途径的“改革试验田”，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助推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强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作为党中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助于推动外贸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持续稳定外贸水平、扩大协同发展网络、建设外贸制度成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从2013年9月份在上海设立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23年11月设立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以22个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起海陆联动、东西互济、内外协调的“阶梯式”开放格局。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约占五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总额，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在稳外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制度创新取得突破式进展。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统筹集成、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破解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形成外商投资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证照分离”改革、自由贸易账户创设等许多标志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自贸方案”。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国内外企业，创新红利惠及全世界。不过，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目前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例如，机制框架已基本成型，但创新后劲不足，面临瓶颈。部分机制创新仅停留在局部领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难以全面激发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潜力。又如，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机制不够完善，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联动效应不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对此，应在系统梳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下一步自由贸易试验区亟需的原创性机制设计，集中力量展开新一轮创新试验。瞄准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围绕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有企业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金融业开放等重点领域，开展各类贸易规则的改革探索，加快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制度体系。根据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资源禀赋扩大改革自主权，深入对接国家战略，通过差异化探索形成良性发展格局。东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速集聚优质要素资源，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积极进行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发挥制度创新“头雁”效应。中西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借力内陆腹地畅通的对外开放通道，找准优势，积极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进一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协同作用。依据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与各区之间的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因地制宜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协同作用，兼顾改革任务的多样性和开放水平的差异性，培育“多点支撑、多极发力”的双循环节点枢纽格局。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持续放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溢出效应。近期，记者在山东滨州采访时发现，当地居民在医院住院或到图书馆借书时，都不用支付押金了。据介绍，滨州正全力打造无押金城市。截至今年10月，滨州在生病住院、租房租车、项目投标等16个具体事项上全部实现无押金服务，累计为企业、群众退还减免押金18.7亿元，惠及群众393万人次。近年来，以预付式消费和押金制度为代表的创新型消费模式发展迅猛，大到生病住院、项目投标，小到办理公交卡、借书卡，都要缴纳押金。种类繁多的押金背后是办理退还程序繁琐、管理不透明和监管缺位等问题。群众对押金问题如此关注，从表面上看是担心自己的财产受损，从深层来说，其实是社会信用的缺位。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与其在押金管理上持续做加法，不如尝试直接做减法免押金，用信用做担保，才能让群众更有获得感。能否实现无押金服务，关键做好制度设计。要建立完备的信用评估机制，各地可对域内押金事项全面梳理，逐一归纳分类，整体性谋划，建立押金事项管理清单，摸排总结高频事项分类管理，对能取消的押金事项一律取消，无法取消的采取信用代替等方式逐步完善。筑牢数据底座是基础。建立无押金城市需要科学且精准的数据作支撑，强化信用信息归集，完善人口基础信息档案，实现常住人口“一人一档”，建立全覆盖的信用信息库。根据地方实际，建立企业个人信用积分动态管理办法。此外，还应在保护隐私、责任明确、准确高效的前提下，实现信用信息在机制上的互联互通，推动数字政府整体联动，打造“无押金”便民利企应用生态圈。深入拓展信用场景，真有用才能真愿用，无押金是否具有生命力，最大的考验仍是企业和群众的认可度与使用率，要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推动更多行政机关和社会机构基于个人信用积分开发更多信用场景，定期调整、更新押金事项管理清单，不断完善优化无押金城市平台功能，补足乡村等场景应用短板，提供更多便利化服务。要通过强化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和企业积极参与，解除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后顾之忧。持续做好信用守护。在建立无押金生态的同时，要构建起守信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力度，同时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办法，根据使用主体履约状况动态调整信用等级，增加失信成本，逐步形成守信者处处守信，事事方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信用联动奖惩制度。今年5月份，国家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公布，确定北京市延庆区、浙江省湖州市等10个地区为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浙江省丽水市、江西省抚州市继续开展试点工作。自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来，全国各地深入推进实践探索，如丽水市出台全国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发布了首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标准，实现生态资源可量化；福建南平积极培育“武夷山水”生态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提升生态产品综合效益等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可以使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资产得以快速增值，是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重要路径之一。各地区各部门需明确任务，多措并举、同向发力，确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优化生态产品供给。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如植树造林、湿地恢复、水土保持等，提升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量。对生态资源进行确权、登记、收储，将分散化、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并整合，深入挖掘生态产品潜在价值。强化生态产品供给智力支撑，提升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数字化水平，实现生态产品数量、质量、权属实时监测，做到生态产品价值即时核算、动态更新，让优质生态资源得到有效凸显，增强对经营主体的吸引力。完善市场交易体系。以市场化为导向，形成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搭建统一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采取股权合作、委托经营等方式，吸引优质社会资本，加快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及生态服务产品的融合发展。构建绿色产品生态金融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规范有序进入市场，通过增加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金融服务产品的市场化供给，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和市场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拓展产业发展赛道。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发展壮大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等各类生态产业体系，升级传统生态产业，培育新兴生态产业。畅通生态富民路径，持续做强地方特色农业，打响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加快培育生态产业龙头企业，丰富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模式，多途径、多模式开发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态产品的消费需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数据要素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逐步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深刻影响并重构着经济社会结构，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影响全球竞争的关键战略性资源。国家数据局自去年10月挂牌成立以来，坚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一条主线”，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充分发挥我国市场、数据和场景等优势，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未来，国家数据局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数字化改革配套机制，激发数字化变革动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善的保障。一是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协同推进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完善和数据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加快建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加快建设和运营数据登记、资源开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基础设施，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二是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智改造赋能，推动传统行业全方位、全链条转型升级，激发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三是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探索跨境数据管理新模式。推动数字经济双多边合作，开展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多层次双边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新模式，完善数字治理中国方案。中小企业是全球化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中小企业的经营越有韧性，全球供应链就更有韧性。全球化发展得越好，中小企业就越能够从中更多受益。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循环。全球化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新增出海企业中，超过70%是中小微企业。可以说，中小微企业已经成为出海的生力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当前，中小企业主要面临3个挑战：第一，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当全球供应链持续数字化，中小企业可能越来越难融入全球化供应链。第二，中小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面对经营波动，很多中小企业很难扛过去。第三，绿色、低碳是全球共识，各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强化对绿色、低碳、环保的要求，如何证明自身符合相关要求，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帮助中小企业做到3个全球化：一是更普惠的全球化；二是更有韧性的全球化；三是更加绿色的全球化。这些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实现。数字技术可以让中小企业更好地连接全球市场，便捷高效的跨境支付将是商家出海经营的重要基础；数字技术可以让中小企业像大企业一样高效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风险；数字技术还可以提升中小企业“绿色”出海的能力。近年来，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为发展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基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3条主线彼此交织、并行演进，正重新定义众多终端和行业的体验。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终端侧的用户体验，为手机、个人计算机和汽车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也将为个人和企业用户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提供支撑。有预测，到2027年，生成式AI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超过5亿部。此外，5G与AI协同发展，正在释放数字经济巨大潜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构建生机勃勃的开放创新生态，促进各行业之间技术深度融合，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生需求。作为率先被5G和AI创新所变革的重要行业之一，汽车产业必将与其他行业协作，产生联动效应。中国汽车市场以其全球领先的发展速度，正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前沿阵地。我们坚信，中国汽车厂商将有机会像智能手机厂商一样，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在工业制造领域，5G和AI的融合带来智能化飞跃。5G提供的高速连接能力，能够支持AI扩展到边缘侧终端，促进各种智能应用的规模化扩展，实现情景数据和云端实时共享。未来，我们将持续通过产品和技术升级，支持生态系统创新，推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助力生态伙伴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报记者 李芃达整理）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创新呈现出数据驱动的新形态。数据驱动创新主要有3个方向。一是解决已知复杂问题，揭示以往人们已知方向却难以及时证实的复杂关联；二是揭示未知复杂关系，利用海量数据和高效计算能力，在不依靠假设的前提下发现数据间隐藏的复杂关联；三是洞察颗粒化场景，实现个性化赋能。数据对于场景刻画的颗粒度更加细微、覆盖面更加广阔，能为更精确的场景洞察提供助力。同时，创新范式的改变带来了创新主体地位的变化。产学研一般是指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原始创新、技术开发、产业化转换。但在数据推动的情况下，企业有数据和算法，能够准确感知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其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大型数字企业还能汇聚大量人才，进行大规模投入，如在自动驾驶领域，头部企业、平台企业不需要等待原始创新，他们可以实现创新、产业和用户的一体化，这将开拓一个“齐步走”的研发新模式。要推动更多的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数据复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数据的作用，拥有海量数据的传统机构可以加快数据开放共享的步伐，推动其他主体进一步创新。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最大的优势是数据量大，要发挥我国海量数据的作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正在重塑行业，创新商业模式。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战，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有韧性的数字经济可以提供创建更可持续、更包容、更协作的全球市场所需的工具和伙伴关系。数字经济既是自由贸易的催化剂，也是自由贸易的推动者。数字平台和创新为各种规模的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开辟了新渠道。数字工具使企业能够跨越国界接触客户、处理交易，并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交付货物。韧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信息共享。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供应链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及促进数据共享，可以确保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从生产者到最终客户，都能获得所需的信息。为了真正释放数字经济的潜力，我们必须确保这些进步使每个人受益。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要求我们共同应对挑战。通过数字化、协作以及对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坚定承诺，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服务于每个地方每个人的数字经济。让我们携起手来，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创建有韧性、适应性强的供应链，促进共同繁荣。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确保数字经济继续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建设一个机会无国界、每个人都能在真正的全球市场中茁壮成长的世界。微博COO、新浪移动CEO、新浪AI媒体研究院院长 王 巍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甚至重新定义全球经济版图。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就是技术的演进。最近几年全球人工智能大踏步前进，得到广泛应用，这是全球技术合作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全球技术合作，仍面临挑战。一方面，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可能会阻碍数据自由流通和技术共享；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技术基础存在差距，也为技术合作增加了难度，这可能是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寻找增进合作的新方法和新路径。第一，加强国际间政策对话，制定统一技术标准和规则，这是促进技术自由流动的关键。第二，建设跨国技术交流平台和共享研发中心，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技术创新，共享研发资源，推进全球技术进步。第三，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也非常重要。各国应加强国际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共同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各方要积极构建国际信息交流的桥梁，为各国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展示成果和交流想法的舞台，促进全球技术合作的深入发展。只有携手共进，才能共同迎接数字经济带来的美好未来。随着通胀在全球多数经济体中得到控制，各国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出现分化。今年9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降息，11月再次降息25个基点。在全球多个经济体加入降息行列的同时，仍有不少经济体出于对通胀的担忧，保持加息节奏。货币政策走向分化对不同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如何应对？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当前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呈现怎样的格局？背后动因是什么？田素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今年9月，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50个基点，可以看作是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从分化到相对联动的分水岭。通过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方向、时间、幅度作对比，当前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于美联储降息的经济体，包括瑞士、瑞典、欧元区、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截至今年10月，加拿大降息4次，瑞士、瑞典、欧元区降息各3次，新西兰、菲律宾降息各2次，英国降息1次。二是先于美联储提高利率的经济体。今年3月，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17年来首次加息；7月，俄罗斯加息200个基点。三是在美联储之前先降息后加息的经济体。2023年8月，巴西央行降息50个基点，此后多次降息，今年9月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0.75%。美联储降息后，南非、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等国实施降息。印度尼西亚央行在美联储降息几小时前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6%，为2021年2月以来首次降息。南非储备银行9月19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8%，为2020年7月以来首次降息。与此同时，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国保持了原先的货币政策节奏。9月，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不变，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0.25%不变，澳大利亚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货币政策首先要考虑金融稳定问题，再就是实现物价稳定、最大化就业目标和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通常受经济大国影响，并与本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及汇率制度紧密联系。在金融系统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取决于本国物价水平、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指标对目标值的偏离方向和偏离幅度。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理由是，通胀上行风险减弱，而就业市场压力有所增加。今年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5%，大幅低于2022年6月9.1%的峰值；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4.2万人，低于预期。同年7月失业率为4.3%，失业人数增加35.2万人，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美联储降息促使全球货币政策进入更为广泛的降息周期，但分化依然存在。在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全球货币政策同步降息操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瑞士今年3月降息25个基点，成为本轮首次降息的发达经济体。随后，瑞典央行也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3.75%。2023年，瑞士和瑞典经济增速均出现下滑。欧洲央行5年来首次降息，且多年来首次先于美联储降息。其降息理由是经济增长放缓，欧元区今年8月通胀率降至2.2%，为三年来最低水平，但欧洲经济连续多个季度停滞或负增长，尽管先于美联储降息会让欧元承压，欧洲央行在面临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中，货币政策更多向经济增长目标倾斜。加拿大今年6月、7月均降息25个基点，9月再度将基准利率由4.5%降至4.25%。连续降息主要基于其通胀回落到目标水平、经济增速下滑。加拿大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增速低于此前预期；7月CPI同比上涨2.5%，为40个月以来最低涨幅；8月通胀率降至2%，处于1%至3%的目标区间。南非今年9月跟随美联储降息，究其原因，该国通胀率连续3个月下降并在8月降至通胀目标区间中间值4.5%以下，加之油价下跌、兰特汇率走强等因素影响，降息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降息的还有沙特，旨在支持国家投资计划，缓解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财务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日本今年3月将政策利率上调10个基点到0至0.1%范围内，7月底再次加息，努力在通胀、日元汇率和经济增长等多目标间维持平衡。此外，加息的部分原因是为修正因日元贬值带来的进口成本增加，前5个月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超过11%，7月以日元计算的进口物价同比上涨10.8%。俄罗斯和巴西加息均源于通胀压力，澳大利亚维持高利率不变也是为抑制通胀。今年8月，俄罗斯物价同比上涨7.6%，高于一季度平均水平；巴西通胀率较7月大幅下降，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4.24%，高于央行设定的目标。从2022年5月开始，澳大利亚央行共加息425个基点，尽管通胀率已大幅下降，但仍高于2%至3%的通胀目标区间中间值。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通胀高位回落。美联储降息增加了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货币政策更多着力于解决本国面临的问题和促进经济发展。此外，受地缘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所降低，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美联储降息后，全球货币政策整体进入降息周期，但走向多元化的基本特点不会明显改变。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应如何应对？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2024年已近尾声，全球通胀压力在部分经济体中逐步缓解但进程各异，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节奏不同，呈现宽松与紧缩并存的格局。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实施降息反映了在经济增长压力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各国央行希望通过货币宽松政策提振消费和投资需求。虽然能够刺激资本市场、鼓励企业扩大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也存在隐忧。以美国为例，经济面临的风险是双向的。高利率政策的累积效应使得经济面临急剧下滑风险，同时薪资增长具备黏性，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即使就业放缓，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凹陷区间”内也仅能换来通胀的缓慢下行。因此，美联储面临在推动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的艰巨任务，如果通胀表现得比预期更为顽固，尤其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可能会被迫暂停降息。较为缓慢的降息步伐可以为政策制定者争取时间，以评估中性利率的变化，并避免因过度宽松引发新的通胀风险。然而，过于谨慎的降息可能会错失提振经济的窗口期，尤其在高利率环境下，经济增长脆弱，市场信心不足。迅速下调政策利率可以有效减轻长期高利率对经济的抑制，增加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但若中性利率已高于疫情前水平，过快降息则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尤其在资产价格已处于高位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波动可能加剧，金融风险或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总体来看，降息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压力，但如何在抑制通胀、保持金融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发达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考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既带来了吸引资本流入的机遇，也伴随汇率波动带来的挑战。在全球货币环境趋向宽松的背景下，资本流动性增强，资金流入为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提供强有力支持，助推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也在加剧，尤其是对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的国家而言，剧烈的汇率波动不仅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还可能对金融市场稳定性造成冲击，增加政策制定者应对外部冲击的压力。应对这些挑战，新兴经济体需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采取有效的资本流动控制和汇率稳定措施。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与紧缩并存的格局下，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同样出现分化，部分国家可能会跟随美联储的降息步伐，但另一些国家由于利率已经处于低位，降息空间有限，面对着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反映了各国经济状况和政策目标的差异，也体现了在资本流入带来的机遇与应对汇率波动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通过灵活调整政策和加强宏观管理，新兴经济体可更好应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双重考验，确保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正面临三大关键因素的交织影响：全球利率环境重塑、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汇率波动放大。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将深刻影响未来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市场走向。首先，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尤其是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正重塑全球利率环境。这一变化不仅影响资本流动、资产估值和风险偏好，推动资本流向高收益市场，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格局，还通过连锁效应给各国经济带来不同程度影响。其次，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不仅对企业信心、跨国投资和商业活动造成影响，还可能引起能源市场波动和供应链中断，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挑战。最后，货币政策分化和利差变化使汇率波动加剧，进一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资产配置。不同经济体之间政策的差异促使资金在追求高回报与避险资产之间频繁流动，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因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不仅如此，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增加了各国经济周期错位共振的复杂性，需在维持经济增长与确保金融稳定之间进行平衡和抉择。今年以来，我国多次货币政策集中调整出于什么考虑？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对我国有何影响？娄飞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今年以来，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坚持支持性立场，强化逆周期调节，不仅采用传统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降准”）、降息等做法，还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及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调控方式，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引导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推动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持。总体来看，从年初至今货币政策经历四次相对集中的调整，在总量、价格、结构和传导等方面综合施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今年年初，货币政策靠前发力，着力稳预期、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1月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各0.25个百分点。为满足春节期间流动性需求，2月降准0.5个百分点，向银行体系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并引导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0.25个百分点，助力经济实现良好开局。5月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前4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下滑明显。为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例分别降至不低于15%和不低于25%，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截至6月底，除北京、上海、深圳外，全国其余城市均已取消房贷利率下限。7月份，在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政策利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防范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较快下行累积金融风险问题，维护债券市场稳健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展国债借入操作；7月8日起视情况开展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在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起主要政策利率功能的情况下，为增强政策利率的权威性，稳定市场预期，将其操作方式调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至1.7%，进一步引导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下降0.1个百分点，分别降至3.35%、3.85%。9月份，为进一步支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出新一轮货币政策。一是降准和降低政策利率。9月27日起降准0.5个百分点，预计年内视情况进一步降准0.25个至0.5个百分点。中期借贷便利（MLF）、7天期逆回购操作、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分别下调0.3个、0.2个、0.2个百分点。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明确新的房贷利率定价机制，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为满足房地产行业合理融资需求，延长部分房地产金融政策期限。三是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及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鼓励长期资金入市，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总体来看，四次货币政策集中调整对稳增长、扩内需、降成本、防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总量上看，累计降准1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并稳定银行净息差。从价格上看，MLF、7天期逆回购操作、14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均有所下调，以及LPR降低，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增大。10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5%左右，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3.15%左右，均处于历史低位。银行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借款人房贷利息支出，预计这一项政策将惠及5000万户家庭。从结构上看，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首次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房地产、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传导上看，增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作用、开展国债借入操作等，既有助于货币政策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又有利于引导短端利率更好围绕政策利率中枢运行并完善利率传导模式。当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随着欧美国家通胀压力缓解，为稳定经济增长进入降息周期，降低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掣肘。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更要坚持以我为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与财政等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具体实施上，总量方面需综合运用降准、引导LPR下行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结构方面需着力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围绕重点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传导方面需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强化政策利率引导作用，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在1998年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后，以广义货币（M_2）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随着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为全面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2011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编制并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2015年10月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了新的阶段。2018年起，不再公布具体的M_2增速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迈出重要一步。目前，仍采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量价配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不过，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方式与工具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实践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的紧迫性越来越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可控性下降。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上升且波动明显加大，即便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上下波动幅度也接近10%，这意味着通过数量调控控制基础货币规模已很难保证M_2增速达到目标水平，并且在利率走廊设置较宽的情况下，数量调控还容易造成资金市场利率较大幅度波动。二是数量型中介目标与经济的相关性下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融资结构变化，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减弱，其可测性也在下降。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名义GDP的相关性相对更强，2020年开始减弱。然而，市场依然习惯性据此来判断经济形势，一旦社融、金融数据不及预期，很容易影响市场信心。三是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仍有待健全。量价调控之间有时不容易协调，叠加政策利率较多，导致不同市场利率之间联动性较差。此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2022年以来，在新发放的一般贷款中，利率低于最优质客户贷款利率LPR的贷款占比不断提升，截至今年9月达43.33%。今年6月19日的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包括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等。随后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设立临时正回购和临时逆回购政策工具、调整逆回购操作方式、开展国债买卖等，切实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调控转变，已基本形成以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DR007(银行间存款类机构7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国债利率为债券市场基准利率、LPR为贷款市场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并通过正逆回购、国债买卖等公开市场操作强化政策利率的货币政策立场，稳定短端利率波动，加强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效果。为更好畅通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未来仍需进一步利用好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提升国债市场深度、增强利率之间的联动性。首先，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波动幅度仍然较大，需利用好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减小波动幅度。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前后，DR007波动幅度未有明显变化，整体上不利于货币政策立场的明确。建议加大逆回购力度，开启临时正逆回购工具使用，并通过短端国债买卖精准调控短端利率。其次，国债市场体量仍需增加，国债发行节奏和期限结构有待优化。国债不仅是市场参与者大量配置的对象，而且期限分布广泛，可充分发挥其利率“枢纽”的角色，将长短期利率通过各个主体的投融资决策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增加国债市场体量，既有利于货币投放工具的替代，也有利于增加国债在市场中的占比，从而更好发挥其金融资产定价之锚的作用；另一方面，合理安排国债发行节奏，更方便货币政策配合和央行国债买卖操作，同时提高短期国债占比、减弱流动性升水在利率定价中的角色，更有利于提升短端利率传导至长端的效率。最后，各个市场之间的利率关系需更加紧密，增强国债利率和贷款利率、存款利率的联动性。当前LPR利率主要跟随政策利率同步调整，体现了利率之间的联动性，但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利率期限的定价基准以及市场化定价效率，可考虑更多以国债利率作为基准，使期限结构更趋合理。存款利率定价方面，虽然已确立参考10年期国债利率和1年期LPR利率，但总体上调整速度较慢，与国债利率的联动性较低，可考虑更多以国债利率作为基准灵活变动，以促使商业银行存贷两端的利率步调更加一致，息差水平得以稳定，进一步减轻利率定价的束缚。最近，社交平台TikTok上的一段视频火遍外网：一对来自瑞典和英国的情侣来到中国旅行，他们在深圳湾公园骑行时发现，这里的外卖能够通过无人机配送。他们抱着既兴奋又怀疑的态度在小程序上下单了咖啡，结果不到10分钟，便看到一架无人机缓缓降落，将外卖精准送进了空投柜。在手机上打开取单程序后，他们顺利取出了咖啡。其实，如今在深圳，这一幕已是常态。写字楼、社区、景区、市政公园、校园，所有你能想到的地方，都在无人机服务范围内。逛公园逛累了，手机下单十几分钟后，无人机就送来一杯带着冰块的饮料——这是视频网站YouTube博主The Hutchinsons在深圳人才公园的外卖初体验。而博主Justin&Alina（贾斯汀和阿琳娜），则在深圳中心公园吃上了无人机投送的热乎乎的汉堡套餐。当外国人频频惊呼“这里简直是未来世界”时，中国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大湾区，交通出行不仅可以选择地面交通，还可以乘坐“空中的士”；“丰舟90垂起固定翼无人机”可以实现深圳至中山、珠海跨城快递3小时送达；想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的滋味，除了爬上山顶，还可以乘坐电子飞行器，原地起飞……这些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随着低空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与地面紧密互动的低空世界及其衍生的低空经济正在加速成型。所谓低空经济，是指低于1500米的空中经济业态，它通常与无人机、智能航空器等新兴技术及服务模式紧密挂钩，覆盖物流、智慧农业、环境监测、城市管理等一系列创新业务。作为一种新兴业态，低空经济正逐渐成为全球发展的新引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基于通用航空时代构筑的先发优势，在低空经济领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商业模式。中国低空经济近年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商业化落地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增速达到33.8%；预计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在无人机领域，中国的突破令人瞩目。2023年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达1174.3亿元（含制造、运营及服务收入），稳居全球首位，预计2025年将超过2000亿元。以“世界无人机之都”深圳为例，经过20多年发展积累，深圳目前已拥有集无人机研发、制造、应用、服务等于一体的完备产业链。数据显示，深圳目前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的70%，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的50%，已集聚1700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随着基础设施、应用场景、产业生态多维度发力，深圳的低空产业集群效应厚积薄发，低空元素渗透百业百态，“天空之城”建设渐入佳境。在如今的中国，圈粉外国游客的“黑科技”还有很多。随着144小时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除饱览秀美风光、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悠久文化外，更多人被中国日新月异的智慧城市、无处不在的智能生活所震撼。在武汉，“光之号”悬挂式单轨列车悬挂于轨道梁下方，凌空“飞行”。其全车拥有的270度观景功能和全自动驾驶功能，惊呆了外国网红博主Jason。他在YouTube上发布了相关视频，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来到未来世界。”在甘肃敦煌，沉浸式科技让外国游客以梦幻般的方式“走进”历史。借助微距技术，游客可以在莫高窟和敦煌市博物馆，以一种近乎贴面的视角细细观察珍贵的壁画。技痒的人们还可以在沉浸式体验项目的帮助下，亲手敲响千年前的雷公鼓，让自己的“小心脏”随着万马奔腾的隆隆声震颤。在重庆，出圈的不只是“赛博朋克（后工业时代风格）”版的LED夜景，还有单轨3号线道岔自动变轨的丝滑场景。这一平移式渡线道岔由四节直线梁和两节曲线梁组成，梁体由台车支撑，4台7.5千瓦电机驱动，单组重量高达120吨，但却可以实现快速平移，准确对接，对接误差在3毫米内，转辙时间在30秒以内，让外国网友直呼“难以置信”。回望40多年前，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场景往往令国人惊奇。但如今，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各种“科幻场景”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一切正如外国网友那句火爆全网的感慨：“中国果然已经生活在2054年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逐渐下降。在有效利率下限的约束下，亦即在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究竟怎样调整财政政策，才能避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其新作《低利率时代的财政政策》中回顾了发达经济体近几十年的财政政策，探讨各国央行的政策取向，并剖析了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作者指出，过去30年，发达经济体的私人需求总体呈现疲软态势。尤其是在富人群体中，一方面，相较于强劲的储蓄需求，投资需求明显走弱；另一方面，有限的投资更多转向了安全资产，风险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性利率持续下降。所谓中性利率是指经济处于合理均衡状态时的利率水平，它既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利率，也不是抑制经济增长的紧缩性利率。中性利率反映了货币市场的平衡状态，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利率水平。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且不存在物价上涨或下跌压力时，市场利率便接近中性利率。宏观经济学家通常将低需求和低中性利率同时出现的状态称为“长期停滞”。以此观点来衡量，发达经济体事实上正处于“超长期停滞”状态。当然，这样的“超长期停滞”只是对总体趋势的概括，并不代表利率水平一直处于低位。一个比较突兀的波峰始于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这项被媒体戏称为“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导致美国通胀水平急剧上升，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居高不下。为解决这一问题，美联储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连续加息，实际利率长时间高于中性利率。不过，书中也指出，“疲软的私人需求和对安全资产的高需求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过去30年实际利率稳步下降背后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这表明之后可能会回到持续低利率的状态”。本书同时阐释了中性利率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当中性利率接近甚至低于“有效下限所隐含的最低利率”，货币政策基本失去了回旋余地，每当此时，财政政策需要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通常与债务问题挂钩。在当今社会，债务与现代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几乎所有经济体都会发行各种类型的债券。但同时，维持合理的债务水平极为复杂，其中的重中之重——偿债压力与利率水平挂钩。一方面，如果私人需求非常强劲，中性利率大幅上升，偿债负担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如果私人需求更加疲软，为使产出保持在潜在水平，政府很可能不得不维持巨额赤字，导致债务率不断上升。实际上，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各国的政策实践已经引发了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作用的重新审视。目前全球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净负债率远高于2008年的水平，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比对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1年对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的调查，可以明显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访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表明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和实用性的看法呈现出越来越认同的趋势。书中列举了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7个主要经济体截至2022年1月份的数据，各国净债务率（NDR）均处于历史高位。2021年，除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净债务率都远高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同时，财政赤字率也非常高，虽然这一数据多少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实际上，各国的赤字率在2019年就已经很高了，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各国名义利率极低，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大多为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低于预期通胀率，也即实际利率为负。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叠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现状，使得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兴趣空前，但却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迥然不同的观点。一些人重点关注债务水平，认为化债更为重要；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持债务规模稳定即可，重点在于推动经济复苏；有一些偏好低利率的人认为，当下正是政府借贷的好时机，可趁此机会为公共投资大量融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采取更激进的化债方式，如减记中央银行持有的债务；等等。总体来看，以上观点各有各的侧重，也各有各的理由，仅从“纸面”经济学来看均能实现逻辑自洽。然而一个更深刻的事实是，现实社会永远不会像公式那么简单，再完美的演算也无法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总有人会痛，且疼痛的代价很难测算。这也是本书作者在反思整部著作时明确指出的：与细化的货币政策建议相比，自己关于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宏观稳定的一般性建议“过于笼统”。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更像工具，或将有助于各国政府权衡各国的施政重点，让政策更加符合本国实际。然而，现实永远比理论更精彩。就在研究者还在理论世界中与低利率话题周旋时，现实中近乎失控的债务规模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古老的道理。为缓解货币超发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美联储于2022年3月份起开始激进加息，短时间内把利率目标区间从0至0.25%提高到5.25%至5.5%的水平，并在此高位上徘徊了一年多。受此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一年内用于偿付债务利息的资金已经突破万亿美元。除了借新还旧、击鼓传花，似乎也看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或许说明，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并不只有玫瑰色温柔似水的一面，当不负责任的政策操作过线之后，在前方等待的或许还有无尽的深渊。从位于蒂茹卡国家公园的中国亭景观区向远处眺望，翠绿的山峦环抱着湖泊和海湾，青山碧水间分布着万千楼宇，这就是被誉为“非凡之城”的里约热内卢。里约市位于巴西东南沿海，是巴西第二大城市，也是巴西经济、金融、文化中心之一，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居民600多万人。徜徉街头，随处可见“G20之都”标识，很多地方修缮一新，还增加了不少便民设施，彰显着里约人对G20峰会的热情。作为全球知名的旅游胜地，里约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科尔科瓦多山上的基督像、瓜纳巴拉湾附近的糖面包山、科帕卡巴纳海滩等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年初的里约狂欢节是巴西规模最大、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狂欢节，其间举行的桑巴舞大赛闻名世界。这些景观和活动不仅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增添色彩，也成为音乐家、园林和城市设计师艺术灵感的来源。此次G20峰会会场设在弗拉门戈海滩旁的里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内花园出自巴西景观设计大师布雷·马克斯之手。在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蒂茹卡国家公园里，有一座玲珑别致的中式凉亭，八角飞檐上雕刻着色彩艳丽的飞龙。这座凉亭是里约地方政府为表彰华工在巴西用中国茶籽培育茶树的功绩而修建。现在，这座凉亭已成为中巴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1822年巴西独立后，里约成为巴西的首都，直到1960年巴西迁都至巴西利亚。里约老城区内保存着里约作为旧首都时的总统府、议会等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博物馆、剧院等历史建筑点缀其间。里约多家博物馆加入了2018年成立的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包括位于老城区的巴西国家美术馆。老城区的瓦隆古码头始建于18世纪末，是当时非洲黑奴登陆巴西的主要地点。1811年至1831年间，上百万名黑奴从这里进入巴西，后被转卖至美洲大陆其他地区。2017年，瓦隆古码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的11月15日是巴西的共和国成立日，11月20日是黑人觉醒日。G20峰会于11月18日至19日举行，正好在巴西这两个法定假日之间。为减少峰会期间市内人员流动量，里约市议会批准一项法案，将今年的11月18日和19日也设为假日，再加上16日和17日两天周末，形成从15日至20日的假期，以减少拥堵，确保峰会顺利举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里约陆续举办了多场国际盛会，如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07年的第十五届泛美运动会、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首脑会议、2016年奥运会等。（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