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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时期雕版印刷取代手抄形式，逐渐发展盛行。北宋刻本存世稀少，且散藏海内外，以往研究难以全面观照。随着早期印本的新发现，对北宋本的版刻特征有了更多的清晰认识。 围绕存世的北宋刻本，结合文献记载，对雕版印刷术的早期发展、流行与传播，提供准确描述与判断，以断代史方式开展北宋刻书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可行性。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发展时指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文明的传承与古籍文献息息相关。“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数千年来，中华典籍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散藏于海内外的北宋刻本是中国雕版印刷的早期实物，不仅是古籍的举世珍本，也是文明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是极具代表性的珍贵文献。全面调查其存世状况，深入研究其学术价值，对研究中国印刷史乃至东亚汉字文化圈印刷史、落实“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弘扬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宋一朝在中国版刻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北宋本存世数量极为有限，且散藏海内外，难以集中探讨其规律性，以往研究少有带结论性的观点。但是随着北宋早期印本，尤其是单刻佛经的陆续公布，我们对北宋版的特征有了更多的参照和认识，结合文献记载，全面恰当地阐明其版刻规律及学术价值，已经具备一定可行性。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肇端于隋唐，盛于两宋，延袤于元明清三代。北宋立国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国子监、崇文院等校勘刊定书籍，雕版印本日臻兴盛。诸经正义、字书、史书、医书和较大卷帙的类书、小说、诗文总集以及御制文、法帖等，都开始首次镂版摹印。由于雕版数量激增，不及在开封雕版的监本正经、正史类书籍送杭州开板，民间亦有书坊雕印。正经正史一直是科举必备，官本、坊本传刻不绝。北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府刻书盛极一时，刻书的内容和文字整体上比南宋以后的版本更加准确和精美。北宋私家刻书沿袭五代，多出官宦之家，数量亦夥。坊刻也发展迅速，苏轼曾有“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之说。当时较为安定富庶的地区都有刻书记载，不仅东京汴梁、杭州、成都，南方的吴越、北方的青州，甚至偏僻的河西也不例外。北宋佛教大兴，大量的版刻佛教经典问世，仅在北宋刊刻或自北宋开刻的就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三部大藏经，还雕版难以计数的单刻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刊刻史上绝无仅有。雕版书册中还出现了版画，雕印技艺较唐五代有显著提高。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北宋有9朝167年，南宋也有9朝143年，然而历经千年播迁，现存宋刻本中，南宋刻本占比95%以上，清人陆心源曾说：“宋刊世不多见，北宋刊本犹如景星庆云。”海内外现存的北宋刻本寥寥可数，稀如星凤，大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日本的宫内厅书陵部、杏雨书屋、真福寺等处。北宋景祐刻本《史记集解》还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认定为日本“国宝”，享有无上地位。对于北宋刻本的著录和记载，散见于清代至民国以来公私目录和藏书题跋题记，如乾嘉时官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宋版《两汉书》、元祐刻本《资治通鉴考异》，黄丕烈所云“真北宋精椠”之《说苑》《淮南鸿烈解》等书。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之中卷考110 余种北宋监本四部书籍名目、刊刻情形。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对正史在宋代的历次刊刻做了初步的系联与归纳。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之《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篇在王国维探讨基础上，根据新发表的史料重辑相关资料，研究又有较大扩展，进一步论述了北宋汴梁的雕版印刷不仅有官府印书，还包括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附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一篇记残存于国内外的北宋雕印书籍（除释书外）共6批13种。李致忠《北宋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一文是作者中国书史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概述了北宋刻书的文献记载，迄于仁宗朝，并著录个人知见的版本实物。除以上专文以外，印刷史著作多将北宋、南宋合并论述，并未作单独区分，如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等，且都详于南宋，对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所言较为简略。版本学、文献学史著作与印刷史著作类似，对南宋时期的研究普遍详于北宋，如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等。日本是中国以外收藏汉籍珍本最多的国家，对宋元版极为珍视。日本学界对北宋刻本的鉴定和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这些成果源自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宋元版古籍的高度关注。涩江全善、森立之编的《经籍访古志》全面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所藏包含宋元版在内的善本汉籍情况。长泽规矩也撰有《宋代合刻本正史之传本》以及多篇论考，还编撰宋元版所存目录、刻工名表等。阿部隆一曾全面调查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所藏宋元版本，运用刻工名信息分析版本种类，推定刊刻时间，撰有《中国访书志》一书，此外还发表《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部分。尾崎康曾多年跟随阿部隆一系统调查存世宋元版本，并选择中国古典学术最为重要的基本典籍—正史为个人着力方向，其《正史宋元版研究》综合考察宋元时期各次系统性刊刻正史的情况，对《史记》至《金史》共21部正史今存传本皆有论述，其中涉及北宋刊本4种6部。以尾崎康在北京大学演讲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研究》一书，书前附有《姓解》《孝经》等多部北宋刻本图版，书中还提到通过高丽皇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经筵”藏书印判定北宋本的特别方法。北宋刻本的版本鉴定是开展研究的基础，因其年代久远，内情复杂，掺杂原刻、翻刻，原 版、补版，鉴别殊为不易，常见混淆。如同尾崎康所叹：“旧时各种书目、书志、解题之失实，超出想象。”民国时期，王文进、傅增湘注意到了北宋版书口以横线栏断之的做法。经过赵万里等前辈的努力，以《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代表，其中体现出的宋元版鉴定方法逐渐走向科学化。《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通过实物调查、版本比较、刻工分析以及文本校勘等多种鉴定方法综合运用来确认北宋版，对前人鉴定结论或补充推进，或纠谬创新，使正史宋元版的鉴定达到新的高度。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一书通过对宋刻经书注疏传本的全面考察，结合文献记载与书目著录，厘清今存宋刻经书版本的类型、源流，各版本刊刻时地等，其中涉及北宋国子监刻《九经》与南宋及后代翻刻本的鉴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成果中有数篇涉及北宋版的鉴定，如《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中列举6种证据考证杭州净戒院印本《长短经》当刻于北宋，《北宋刻本〈结净社集〉与版本鉴定》和《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刊本〈礼部韵略〉》 都是关于新发现北宋刻本的鉴定。难能可贵的是，有学者尝试对北宋本的版刻规律加以总结，如《略论北宋刻本的书口特征及其鉴定》一文通过对现存版刻实物的梳理，归纳出五代至北宋时期刻本不刻鱼尾的书口特征存在五种版式；《宋代版刻书法研究》对宋代版刻书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书法史角度做出总结。以往对北宋刻本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一类文献或某一种书之考察，尚不足以覆盖四部之书。谈到北宋刻本，又大都只言及佛典以外的四部书，未将宋刻佛经纳入研究视野。北宋本存世数量极为有限，珍逾琬琰，且文本精善，在今天具有极高的文物、文献双重价值。综合历代著录及文献记载，证以版本实物，推进古籍版本学中同一朝代内版本的断代研究已经成为可能。北宋一朝在中国版刻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雕版印书取代手抄形式，开始通行起来，规模逐渐扩大。装帧方式上由卷轴装向册叶装过渡，出现了蝴蝶装。宋版书在公私藏书中都享有崇高地位，宋版鉴藏活跃，佞宋之风相沿不绝。对雕版印刷术的早期发展、流行与传播，提供准确描述与判断，以断代史方式对北宋刻书进行研究尚无先例。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那些看似带有“观风望气”色彩的鉴定经验并非玄虚，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经验和积累。当下版本学已发展到可以进行理论总结的阶段，总结北宋刻本的鉴定方法，为传统的“观风望气”做理论升华，探讨前贤尚未解决的问题，厘清重要概念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推动传统版本学向现代学术的迈进，进一步促进古籍版本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北宋刻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其版本面貌和特点，归纳其基本类型，分析其分布及演变规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不仅关系到北宋刻本区别于南宋刻本的鉴定问题，还涉及中国书史、中国印刷史的若干重要问题。而目前这一课题涉足者甚少，可资开拓者正多。2007年，中国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科学、规范地对现存古籍开展调查、保护工作。北宋时期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阶段，每一部存世的北宋刻本皆为嫏嬛秘籍，缥缃精品，诚乃国之重宝。如今，一部北宋刻本哪怕仅是零缣断简，也已成为各收藏单位引以为傲的珍贵特藏，而在近年拍卖会上，每部北宋刻本的现世都备受瞩目，买家竞价争求。调查其存世现状及确切数量，研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国家正在倡导的流失中华典籍的抢救与整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传世北宋刻本虽然较少，但大都已编目在册，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包括佛经（包含20世纪60年代后考古发现者）在内的北宋刻本37种、70部；中国台湾的宋元版有《台湾公藏宋元本联合书目》。日本则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其大致面貌渐有踪迹可循。加上新近发现、上拍的北宋刻本有如横空出世，如2013年发现于江西、后为南京图书馆购藏的《礼部韵略》、2015年自韩国回流的《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等，传世古籍、佛经及考古发现的北宋刻本，版本数量已足以支撑研究所需。近年来《中华再造善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和各馆藏珍品图录的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书影，在实在无法提阅原书时可略窥一斑。如在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有总计111部北宋时期刻本。以上种种，都为查访北宋刻本以及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目前对北宋刻本的研究尚存许多空白和不足：如北宋时期除了汴梁、杭州、成都还有哪些具体的刻书地点？文献记载中北宋私人校辑刊刻的文集是否有实物遗存？确定北宋刻本的标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北宋刻书的“典型标准本”的特征；北宋官刻本与坊刻本之版本差别如何；南宋绍兴初年覆刻北宋本规模、品种、数量，覆刻本与原刻底本之间有哪些版刻规律可循？对鉴定北宋原本有什么参考意义？北宋时期的版画成就；为何雕版印刷已然流行还会在嘉祐六年（1061）刊刻石经？北宋官刻本的用字标准；北宋监本、蜀本、浙本等不同类型刻本的字体、版式；见于文献的北宋版刻书手有哪些？见于北宋刻本实物上的刻工情况，不同地区的刻工有哪些迁徙流动？北宋本与南宋本在版刻风貌上的差别；对于北宋刻本前人有哪些认识？清代藏书家所谓的“北宋小字本”是否果如前人所云“几乎统统是南宋杭州的监本和其他官刻本”？清代乾嘉时期以来官私目录及藏书题跋、藏书志上所记载的“北宋本”是否真的北宋刻本？如今这些珍本是否存世，藏于何处？等等。如今海内外尚无一部对北宋刻本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其存世状况更是从未全面蒐集整理，并多有语焉不详、人云亦云之说，与学界对宋元版书的研究盛况相比，反差颇大，其学术地位亟待深入研究。经过笔者两年多的调查，目前已知佛典以外的北宋刻本仅存30部左右，分藏世界各地。其中，中国13部（中国国家图书馆8部、北京大学图书馆2部、上海图书馆1部、南京图书馆1部、民间1 部）、中国台湾地区2部（台北故宫博物院1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1部）、日本14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3部、真福寺4部、国会图书馆1部、杏雨书屋1部、京都国立博物馆1部、尊经阁文库1部、静嘉堂文库1部、御茶之水图书馆1部、京都东福寺1部）、俄罗斯2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2部）、德国2部（柏林普鲁士学士院1部、德国国家图书馆1部）。佛经除几部《大藏经》及其零种外，还有数批考古发现中的北宋刻本，如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北宋刻本《切韵》残叶、有太平兴国五年（980）刊记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吐鲁番吐峪沟出土之北宋刻本《龙龛手鉴》残叶；黑水城出土之北宋刻本《吕观文进庄子义》残卷、《初学记》残叶；苏州瑞光塔发现之咸平四年（1001）和景德二年（1005）所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各一纸；温州慧光塔及白象塔发现之宋明道二年（1033）胡则刻本《大悲心陀罗尼经》等；山东莘县宋塔出土的一批庆历二年（1042）迄熙宁二年（1069）杭州晏家和杭州钱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浙江丽水碧湖宋塔发现的政和六年（1116）钱塘张衍刻本《佛说观世音经》等。笔者承担的科研课题研究围绕存世的北宋刻本展开，力图将文献记载与版本实物相结合，把握北宋刻本的版刻规律，准确、全面、详尽地揭示存世北宋刻本的整体情况，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研究。内容将分两部分。上编为综论。首先，按时代顺序讨论北宋雕版印刷历史，将北宋九朝分为初期（太祖、太宗、真宗）、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晚期（徽宗、钦宗）三个时期，根据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经济状况，史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官私印书机构、刻书史事、所刻印的图书种类、特点，一一备述或以图表列出。其次，按刻书地域，各个地域再分述其先后变化，以及官刻、私刻、坊刻之发展。以史料与历代书目著录相印证，考证北宋刻书地点。再次，北宋刻本之鉴定。对今存北宋刻本的刊刻时间和地点、印刷时间做精细化、科学化的研究，显示在版本项著录中就是更为细致的时代分期（如北宋初期、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半期、北宋末年）、刊刻地区划分（如汴梁刊、浙刊、北方刊、蜀刊）、刊本间关系的表述（覆刻、递修、后印、南宋初年翻刻本、南宋翻刻本、后世翻刻北宋本）、行格、字体差别（如北宋刊小字本、北宋末南宋前期蜀刊大字本）等。对同版不同印本，亦通过比较鉴别，区分各本补版情况、印刷时间。总结字体、版式、刻工、纸墨等特征和规律，归纳其鉴定方法。最后，北宋刻本之文献价值。国子监诸经诸史雕版前都经反复校勘，故北宋监本文本精善，南宋初期覆北宋版以及此后的宋元明再翻版，传存北宋版的精良文本，形成独特的北宋版系统。此节着意比较各本体例、文本，并通过文字校勘来考察版本关系，证明北宋刻本的文本价值。以上皆为整体研究。下编为解题，对存世北宋刻本以部为单位，依经史子集四部为序，做详尽的书志著录与版本考辨。举凡各本行款版式、卷端题署、存卷缺叶、原版补版、牌记衔名、刻工避讳、装帧尺寸、钤印题跋、现藏单位等项，皆一一详记，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爬梳本书内外各种文献记载，并广泛搜集前贤时彦成果，凡涉及版本或援为考订之资者皆详录之，将其刊印者、刊刻时间和刊刻地点尽可能考证详尽。书末附书名索引、人名索引和刻工索引，以备检索。北宋刻本星散海内外，海外所藏者超过半数。加之佛经部分，全藏及《大藏经》零种、单刻佛经数量庞大，其收藏机构不仅有图书馆，还有博物馆、寺院和私人藏家，遍访极为不易。这些书无一例外珍若拱璧，世人难获一见，这也是限制以往研究无法深入具体的主要原因。笔者将从文献学角度，努力通过调查、目验、考订、整理和发现，对以往含混不清的北宋刻本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研究，希冀有所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