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三次大火,彗星穿过天蝎,天灾人祸不断,主角闪亮登场
文化
历史
2024-11-26 21:19
湖南
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这一年发生了不少天灾,首先是开春正月,南宫嘉德殿莫名发生大火;紧接着二十八天之后,主掌中宫的丙署再度发生火警;到了二月,丙署火警发生才四天,放置皇宫武备的武库跟着又发生火警。到了五月,还发生了彗星经过天蝎座的天文现象(有星孛于心),依照中国古代阴阳家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有意降下灾祸的意思。果不其然,长安在彗星出现的六天后居然下起了冰雹;隔月,京兆、扶风、凉州又发生了地震,远在东方兖州的岱山与博龙来山竟然发生山崩,汉桓帝赶紧宣布大赦天下,希望能够平息上天的愤怒。天灾过后,通常会伴随着人祸。虽然汉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但是帝国周围的边疆民族已经蠢蠢欲动,在益州的犍为属国辖下的少数民族开始造反;而并州一带的零吾羌也与其他的少数民族一起侵扰三辅。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汉帝国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仍然具有平定这些民变的能力,因此这些人祸很快就被平息了。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且与其之后的唐朝合称为“汉唐”,代表着中国帝制时代中最强盛的年代,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并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大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汉朝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汉代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直到目前为止汉人仍然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也慢慢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也逐渐被称为汉字,汉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汉代强调以“孝”立天下,因此自西汉开国以来,皇太后对新继位的皇帝都有很深的影响力,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吕后。自汉高祖刘邦死后,儿子孝惠帝继位,吕后便以太后身份掌控汉室朝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她重用吕氏外戚,更公然违背刘邦“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基本国策,大肆册封吕氏为王。吕后的手段虽然厉害,但如此执掌朝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她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凭借着自己长期建立的威信控制局面,但是当她一死,吕氏一党便迅速被故旧勋臣斗垮。后来汉武帝晚年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防止吕后事件再起,汉武帝亲自下诏赐死钩弋夫人,想形成制度彻底杜绝主弱母壮的情形再现。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么有趣,你越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它往往就会发生,汉武帝死后不过两代,汉元帝之妻王政君就成了第二个吕后,更引发后来的王莽篡汉。东汉的皇帝中,除了光武帝刘秀与明、章二帝因为壮年即位,还可以能做到政由己出外,自和帝以降的每一位皇帝,几乎都是幼年继位。正如汉武帝所言“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 汉朝每一任皇帝年幼继位时,身为太后的母亲便会代管朝政,吕后的模式就如同诅咒般地在汉代的历史中不断地重演。由于太后的权力来源是来自做皇帝的儿子,不管是身为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作为母亲为了维系儿子的政权,自然会极力参与政治。面对朝中各怀鬼胎的大臣,身为女流之辈的太后自然要寻求助力,而娘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佳选择,毕竟上阵还要父子兵,这同时也成为了外戚专权的最佳温床。只是年幼的皇帝总有一天要长大,当皇帝成年主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权力的渴望,这便容易与外戚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为了夺回权力,皇帝必定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班底以壮大自己。可是外戚集团掌权多年,党羽遍及朝野,皇帝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寻求自小相处的宦官。汉和帝为了从外戚窦宪手中夺回权力,与宦官郑众合谋发动政变。不久和帝病亡,继位者又是以幼年即位,外戚再度夺回权力,于是随着东汉皇位的更替,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就不断地展开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宦官集团虽然有皇帝做靠山,但是外戚集团也不是省油的灯,凭借着长期以来在朝中所培植的势力,仍旧权倾一时,其中又以被称为“跋扈将军”的梁冀为佼佼者。梁冀,字伯卓,安定乌氏人,大将军梁商之子。梁商是东汉顺帝时的贵戚,袭封乘氏侯,官拜大将军,可说是权倾朝野,但梁商为人谦虚平和,有“贤辅”的美誉。顺帝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仆射杜永等多人合谋,计划诬陷梁商和中常侍曹腾、盂贲意欲图谋废立,请求皇帝收捕梁商等人治罪。宦官们的指控并没有得到顺帝的支持,顺帝更指斥他们说:“大将军梁商,为人谦卑平和,廉洁奉公,是我亲近的辅政大臣。曹腾、孟贲也是我所信得过的人,不会有那些事,一定是你们嫉妒人家吧?”张逵等人进谗失败,又害怕粱商等人的报复,只好假传圣旨,先行将曹腾、孟贲逮捕,还准备下一步逮捕梁商。但是消息很快地就被皇帝知道了,他马上下令释放曹腾、孟贲,并将张逵等人,立即进行审讯。有人建议梁商可以乘此良机,狠狠地整治这帮阴险小人,同时铲除异己,树立自己在朝中的威信。张逵等人在受审过程中,牵连了很多在位的大臣,梁商的直觉判断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倘若一一查办,很多人会无端受到诬陷。于是梁商向汉顺帝上疏建议只要严惩祸首即可,无需让案情扩大,引发朝野的不安。汉顺帝同意梁商的做法,只将张逵等人依法治罪。另外,梁商也颇能听取合理意见,避免了不少无辜者受屈。过去有人向梁商诬告一个名叫宋光的人,说他妄刊文章,图谋不轨,宋光因此被关到洛阳监狱,刑讯逼供,受尽苦楚。宋光的外甥霍谲,这时才是个十五岁的少年,知道舅舅受到冤屈,毅然上书大将军梁商,替舅父上诉。梁商看了霍谲的书信后,十分赞赏这位少年的胆量和见识,并且认为申诉得有理有据。于是梁商特地上奏皇帝,请求宽免了宋光。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但是身为大将军梁商之子,梁冀却与父亲有极大的不同。据说梁冀长相十分凶悍,说话口吃,书读得不多,仅能应付最简单的文字和算术,知识水准可以说接近文盲程度。由于梁冀的姐妹中一人被汉顺帝立为皇后,另一位则被立为贵人,梁冀凭借外戚的特殊身份崛起,终日四处游逛,肆意享乐。梁商死后,梁冀继续以外戚的身份任大将军,历冲帝、质帝、桓帝四朝。顺帝死时,继任的冲帝仍是一个婴儿,梁太后临朝听政,梁冀又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梁冀实际权力极大,在朝中也更加奢侈暴虐。冲帝死后,梁冀又立汉质帝。质帝自幼聪慧,对梁冀的骄横感受颇深。一次朝会群臣,质帝望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怀恨在心,立即派人将质帝毒死。梁冀立十五岁的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梁冀一手援立三帝,声势滔天。桓帝元嘉元年,桓帝因梁冀有拥戴之功,允许其佩剑穿履朝见、上谒不须署名;同时增其封邑至四县,赏赐丰厚,朝会时座位高于三公,可以十日才入朝一次。梁冀专擅朝政,日益猖獗,禁军将领及皇帝的侍臣,均由梁冀亲自确定,导致汉桓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梁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每有官员调任,都会先到梁冀府上拜见,然后才敢去见尚书。地方上贡朝廷的物品,都要先选上等地送往梁冀家中,剩下的才会收入国库。梁冀一门之中,封侯者七人,为皇后者三人,为贵人者六人,任大将军者二人,妇女称君者七人,娶公主者三人,拜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前后二十余年间,梁氏权势臻于鼎盛,东汉外戚势力到此可谓顶峰。汉桓帝对梁氏的专权早就十分不满,暗地里培植势力准备对付梁冀,之前对梁冀的礼遇只是麻痹对方的手段。延熹二年,皇后梁氏过世,梁冀失去了安插在汉桓帝身边的最亲密的眼线,汉桓帝决心对付梁冀。汉桓帝首先以梁冀密谋造反为由,诏令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包围梁冀府邸,没收大将军印后,逼梁冀与妻子自杀。朝廷将梁冀的财产全部没收,变卖之后共得三十余亿钱,归入国库,结果因此而削减了全国一半的租税。单超等五人成了诛灭梁氏最大的功臣,因此同日被封侯,被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且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东汉的宦官势力自此抬头。有趣的是,西汉成帝即位时,在同一天中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一样被称为“五侯”,西汉的外戚势力也在这时候抬头,为后来的王莽篡汉打下基础。汉桓帝借宦官之手夺权,造就宦官声势大涨,不但“五侯”的家人相继任官,彼此还争相兴建奢华豪宅,强取民女为姬妾,任用私人,败坏朝政,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较之下,外戚集团的窦武反而比较清廉正直,河南尹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代表士大夫集团的人开始支持外戚,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延熹九年,河南尹李膺与宦官集团发生大规模冲突,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替李膺请愿的太学生两百余人,后来在太傅陈蕃、将军窦武的反对下才释放太学生,但是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史称“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