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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的60多年里，中国同拉美加勒比国家之间的交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和跃进，而我的大半生，全部融入发展中拉友谊这一壮丽事业之中，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拉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曲折而漫长的历程。
生于忧患 听从召唤
我出生在国难临头，爆发“九一八”事件的那一年那一月，孩提时期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逃难和对战争的恐惧。
18岁我高中毕业前夕，正当为国家命运堪忧、个人前途渺茫而陷于惆怅与彷徨之际，迎来了全国解放，也促成了我这个贫民子弟命运的转折。我开始学习毛泽东著作，接受革命思想，响应抗美援朝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决心奔赴保家卫国的前线。从此，我的生命开始融入席卷中华大地的滚滚革命洪流，和新生共和国的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先学习英语，一年半后又转学当时尚属稀缺语种的西班牙文。毕业后，我勤恳执教了两年，之后在本校本系参加高级翻译班进修西语，准备进外交部工作。
翻译班未及结业，我便奉外交部调令，随政府贸易代表团到革命刚胜利的古巴去工作。从此，我与拉丁美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参观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作者供图）
代表团访问结束后，我留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工作。其间，我目睹了中古建交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古巴成为拉美地区，也是西半球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965年6月，中国驻智利商代处一行六人抵达圣地亚哥，精神抖擞地步出国际机场。（作者供图）
之后，我又到古巴留学，在哈瓦那大学学习刚满一年，即被直接派往智利，参加建立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那是我国在南美大陆设立的第一个半官方性质常驻机构。
我在老同志带领下，与其他五位同事在环境十分复杂、条件相当艰苦的情况下工作了四年，眼见中智两国相互了解、友好往来日益增进，我个人也在政治和业务上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
我任满回国后不久，智利同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在南美大陆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971年6月22日，中国首任驻智利大使林平（左一）向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右一）递交国书。
上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是中国的外交版图上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难的开拓工作让我受到了艰苦磨炼。经历过美国佣军入侵古巴危机的考验，在智利遭遇过美蒋特务包围破坏和绑架阴谋，这一时期的艰难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而自豪的记忆。
从拉美回国，我在外交部翻译室连续工作了8年。我翻译了一个又一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多国与我国建交的西文联合公报，参与了一次又一次西语国家领导人访华的接待工作。那时期，我感到自己很像一名建筑工人，不断转场，为营造一幢幢外交新厦添砖加瓦。
1972年3月1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左）。左二为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自己也住进了已落成的外交新楼，被派至我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长期工作，负责调研和当大使助手。
我在初当外交官的四年里，经历了该国政权交替、政局激烈动荡的时期和一桩震惊世界的国际争端——阿根廷、英国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
我在观察这两起事件时加深了两点认识：一是调研工作对外交实践至关重要，二是“弱国无外交” “落后必挨打”乃是一条国际关系中无情的铁律。
1985年，中国在巴西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建立了南美第一个总领馆，作者作为首任总领事，抵达时收到侨界热烈欢迎。（作者供图）
1985年初，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主持建立我国在南美洲的第一个总领事馆。我在那里兢兢业业经营了四个年头。我离任之时，一百多位华人、华侨（多半为台籍）自发到机场与我依依惜别，令我感动不已。
忠于事业 见证历史
1989年，作者出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递交国书后，与奥尔特加总统和外长交谈。（作者供图）
1989年秋，我首次出任驻外大使，却“出师”不利，时值国际风云突变，苏联处于解体前夜，东欧各国相继易帜，而我的驻任国尼加拉瓜乃是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热点之一，也发生了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右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新政府在“金元外交”的收买下舍我投台。我方尽力挽回无果后，宣告中止中国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
199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中国中止同尼加拉瓜外交关系。
中尼关系逆转，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和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必要性。
我外交羁旅的最后一个驿站是出任驻拉美石油大国委内瑞拉大使。我履新未及半年，这个号称南美洲“民主橱窗”的国家政治风波迭起，不到一年发生了两次兵变，三年中更换了三位总统，全国局势持续动荡。
我在上级领导及时正确指导下，努力做好委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工作，确保中委两国友好航船在政治风暴中继续破浪前行。
1993年，委内瑞拉外交部长代表委政府授予我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勋章。（作者供图）
1993年末，我奉调回国时，委国政府授予我“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一级十字勋章”。这枚以委独立运动先驱者命名的荣誉勋章，一般只授予本国有特殊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任期较长、工作出色的友好国家使节。我在委工作才满三年，是继首任大使凌青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大使。我清醒认识到，我得此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应归功于我们强大的祖国。
1994年，我离开了拉丁美洲，离开了我前后工作了20多年的外交第一线，但我的拉美情结依然如故：每年每月我都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国际形势、外交工作，天天读书看报、笔耕不辍，还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
百年党庆前夕，我荣幸地获得了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枚金灿灿、沉甸甸的纪念章，成了我此生收到的最珍贵的庆生之礼。
良师益友 终身受教
当我回忆往事时，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众多熟悉的面容，其中许多都曾是我生命中的良师益友，有熟人知交，也有伟人、要人和名人，值得讲述的故事很多，这里只择要简述几例。
我在工作岗位上曾为多位中央领导担任翻译，其中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从他们与外宾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谈话中，以理服人的讲述中，以及鞠躬尽瘁献身人民的风范中，我被深深感动，受教匪浅，更感责任重大。
我在驻外使领馆任职期间，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出访代表团，其中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一次，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西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访问巴西，在圣保罗逗留四天。
作者黄志良与班禅大师在圣保罗的合影，背景是位于巴西圣保罗市郊的南回归线标志碑。
在一次有数百位侨胞参加的欢迎宴会上，大师脱稿致辞，现身说法，用风趣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雪域巨变、家国情怀、党的民族政策演绎得淋漓尽致，一众侨胞听得群情激奋，掌声连连。大师对我们的接待十分满意，与我在多处景点合影留念，临别时，还赠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金笔。那次访巴后不到两月，噩耗传来，班禅大师在返藏期间劳累过度，猝然圆寂。对此，我难过了很长时间。
风云际会，我还有幸认识了多位拉丁美洲的风云人物。政界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智利的阿连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委内瑞拉的庞佩约，巴西的普列斯特斯、古拉特等。这几位个人传略的叠加，相当于一部波澜壮阔的拉美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现代史。
文化界有古巴诗人纪廉、智利诗人聂鲁达、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委内瑞拉学者乌斯拉尔、巴西建筑师尼迈耶等。他们各位作品的拼图，就是一幅五色斑斓的新大陆风情画卷。我从这些拉美历史人物身上，同样得到了“百年巨变”的印证。
作者黄志良与博尔赫斯在一起。
现如今，拉美加勒比地区33个独立的国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已达26个，中国已成为他们多数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和第一或第二贸易及投资国。与中拉关系迅猛发展的形势相适应，从事西语国家工作的外交人员队伍也得到了同步壮大，尤其可喜的是，不但后继有人，而且一代胜似一代，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老兵，抚今追昔，怎能不欢欣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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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转载自《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4年10月刊
本文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 作者供图及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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