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曹操祖上的微贱与其父曹嵩的身世不明，他亲作《家传》以建构曹魏世系。曹魏政权建构家族世系的主线是从“曹氏族出自邾”“曹叔振铎之后”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最终确立虞舜为始祖，是曹丕以后曹魏政权的共识。曹魏政权坚持曹氏“出自有虞氏”，成功地解决了祖上微贱与代汉自立的矛盾，故历史人物舜在代汉的政治变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曹魏政权确立舜为始祖并大力宣扬“其先出于黄帝”，不仅顺利地实现了代汉的目的，还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同时有利于强化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凝聚力，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曹魏世系渊源曰:“魏蒋济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书》云:‘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侠于邾。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陈思王作《武帝诔》曰:‘于穆武王，胄稷胤周。’则又姬姓之后，以国为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后。诏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后少帝《禅晋文》，亦称‘我皇祖有虞氏’，则又不知其何所据。”[1]1251-1252顾炎武的质疑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由于祖上的微贱与其父曹嵩的身世不明，曹操亲作《家传》以建构曹氏世系，开启曹魏政权对家族渊源的表面溯源、实则美化的历程。若自《曹腾碑文》论之，曹氏建构家族世系的主线是从“曹氏族出自邾”到“曹叔振铎之后”，再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而确立虞舜为始祖，成为曹丕及其之后曹魏政权的共识。曹魏对世系的建构，体现了其以黄帝后裔自居的身份认同。
一、曹操的微贱身世
曹操祖上相当微贱，曾祖曹节为一介平民，高祖以上没世无闻。《三国志·武帝纪》所载曹操家世颇为简略:“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2]1裴松之《三国志注》(下文简称“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2]1后世疑惑兼有争议之处有二:一是自西汉初的曹参至东汉末的曹腾，其间三百多年的历史被一笔带过;二是其父曹嵩来路不明。若以正统眼光视之，曹操身世颇为难堪:就其祖曹腾言之，系阉宦之身;就其父曹嵩言之，系宦官养子;就其本身言之，则为“赘阉遗丑”，且非嫡出。
分析各类文献，汉末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最早言及曹操身世:“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2]197虽极力贬斥曹操身世，但与《武帝纪》所载大体一致。两汉以孝治天下，《孝经》地位尊崇，所谓“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3]2051。《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4]2545司马迁罹遭宫刑，痛心疾首曰:“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5]2727陈琳以“赘阉遗丑”四字痛骂曹操，可谓毒辣。然而，宦官之身的曹腾对曹氏家族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上书让封》强调祖父辅佐汉室之功并借以表白忠心:“臣祖父中常侍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既非首谋，又不奋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6]50《三国志·刘晔传》引明帝诏曰:“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2]448曹叡大力表彰祖上功烈，以曹腾为曹魏政权的奠基者。太和三年(229年)，又采纳司空陈群等议，追封曹腾为高皇[7]1970。
曹腾无后，收养曹嵩为嗣。裴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2]2曹操父子与夏侯惇关系特殊，相关记载亦透露些许端倪。首先，曹操极其信任夏侯惇。《三国志》夏侯惇本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2]268“诸将”当包括曹仁等曹氏兄弟。其次，曹丕即王位，“拜惇大将军”[2]268，对其信任有增无减。延康元年(220年)，夏侯惇病卒，曹丕素服至邺城东城门发哀。孙盛批评其失礼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2]59孙说本自《左传·襄公十二年》“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4]1951，孙盛显然视曹氏和夏侯氏为同姓。其后，曹丕“追思惇功，欲使子孙毕侯，分惇邑千户，赐惇七子二孙爵皆关内侯”[2]268。曹丕对夏侯惇族侄夏侯尚亦恩宠有加，尝曰“虽云异姓，其犹骨肉”[2]294，直言曹氏与夏侯氏的特殊关系。再次，陈寿《三国志》以夏侯惇、夏侯渊与曹仁、曹洪、曹休等合撰为《诸夏侯曹传》，将夏侯氏置于曹氏宗亲之前，夏侯惇居传首，应大有深意。
曹嵩身世被有意隐瞒，其因在于过继曹家有违宗法制度。《仪礼·丧服》:“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4]1101在宗法制度下过继兄弟之子为嗣实属正常，曹腾若以兄长庶子为嗣，则合乎礼法。诸葛亮早年无子，即以兄长诸葛瑾次子诸葛乔为继子，而并未引起非议[2]931，亦可佐证曹嵩非出自曹氏。先秦尝以“为人后者”与“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相提并论，《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8]2312孙希旦《集解》引刘敞之说为释:“与为人后者，庶子而夺其嫡，则篡其祖也。嫡子而后其族，则轻其亲也。诸父、诸兄、诸弟而后其子兄弟，则乱昭穆也。异姓而后于人，则背其族也。……贲军之将无勇，亡国之大夫不忠，与为人后者不孝。”[9]1441道出宗法社会对“与人后者”的鄙夷。降至北宋，仍对“与人后者”提出明确的要求。张载《经学理窟·丧纪》:“据今之律，五服之内方许为后。”[10]301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3]2519，结合陈琳所言“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其继嗣曹腾实有贪财之嫌。
曹操的《善哉行·其二》云:“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6]10也透露出身世的点滴信息。所言“孤苦”，实系幼年丧母。《礼纬·含文嘉》曰:“嫡长称伯，庶长称孟。”[11]505《白虎通义·姓名》曰:“嫡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12]416据曹操字“孟德”推断，其当系庶出。“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言生母早逝而无“三徙”之教，又因庶出而不被父重视。因缺乏正常关爱与严格管教，致使少年曹操养成了放荡不羁、狡黠多变的性格。《武帝纪》记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2]2裴注引《曹瞒传》亦曰:“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2]2曹操的身世也是其在婚姻、用人以及立嫡等方面，不拘泥于正统道德观念的重要原因。
二、曹操自称黄帝嫡系后裔姬姓之后
《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8]516随着曹操军事实力的强大与政治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加封魏公;七月，“建魏社稷宗庙”[2]42，则必然要直面曹氏世系问题。张作耀指出:“东汉末年，重视门第的风气已很盛行。曹操虽然讨厌重门第轻才干的风气，但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世。他的办法主要为两点:一是避谈本支，二是挂靠前贤。”[13]31其《家传》云“曹叔振铎之后”[2]455，就是挂靠前贤之举。
据《史记·管蔡世家》，曹叔振铎系文王之子、武王同母六弟:“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振铎于曹。……曹叔振铎，有后为曹。”[14]1563-1570曹操《家传》盖抄袭此说，又因忽略先秦姓氏两分的制度而露出破绽。据《周本纪》可知，周始祖后稷，其母姜原本是有邰氏之女，为帝喾元妃。后稷之子不窋，不窋之子鞠，鞠之子公刘，公刘之子庆节，庆节之子皇仆，皇仆之子差弗，差弗之子毁隃，毁隃之子公非，公非之子高圉，高圉之子亚圉，亚圉之子公叔祖类，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古公之子公季，公季之子昌[14]111-116。《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15]126据之列出自黄帝至曹叔振铎的世系:
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喾)—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公季—昌(文王)—曹叔振铎(武王同母六弟)。
曹操祭出黄帝嫡系后裔姬周之后身份，极大地提升了祖上的地位，因而得到曹氏子弟的积极响应。例如，曹植《武帝诔》曰“于穆武皇，胄稷胤周”[16]450，直言其父是后稷的后裔。曹丕代汉，曹植《庆文帝受禅表》(其一)曰“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16]295，赞颂其兄继承“先祖”周王室业绩、因袭文武美德。不过，《世本·氏姓篇》中“姬姓，黄帝轩辕氏后”下列“曹氏”，“曹叔振铎之后，武王封母弟振铎于曹，后以国为氏”[17]337。曹叔振铎之后，本系姬姓曹氏。邯郸淳《孝女曹娥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来适居”[18]114-115。曹娥亦系姬姓曹氏。
三、“曹氏族出自邾”系祝融之后
与曹操宣称“曹叔振铎之后”不同，魏晋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曹氏族出自邾”，当为祝融之后。曹魏名臣蒋济据《曹腾碑文》首倡此说，《三国志·蒋济传》裴注曰:“案蒋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书》述曹氏胤绪亦如之。……寻济难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文多不载。”[2]455-456蒋济作为人臣，对碑文的内容理应原原本本引述，不会有所妄言。可惜的是，《碑文》早已残缺不全，蒋济的《立郊议》亦已散佚，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与之呼应的是王沈的《魏书》，《武帝纪》裴注:“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士，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2]2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即采用王沈此说。干宝《搜神记》亦言“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19]113此系建安时期，配合曹氏代汉而兴起的谶纬之言。可见，“曹氏族出自邾”之说颇为盛行。张作耀也认为“王沈《魏书》所记更近事实”[13]33。曹腾碑立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20]158-159，曹操理当知晓其文。曹植《武帝诔》曰:“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16]450“先侯”即指曹参，刘邦称帝后，封曹参平阳侯，“先侯”云云显然与上文“于穆武皇，胄稷胤周”不一。曹植二说兼采，可见对家族渊源的矛盾心理。
《世本·氏姓篇下》曰“曹姓出自安”[17]419，即祝融之后。《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五曰曹姓。”[14]1689-1690据之列出此“曹姓”世系:
黄帝—昌意—高阳(颛顼)—称—卷章—重黎(祝融)
↓弟
吴回(祝融)—陆终—五子曹姓
然而，自曹操以降，曹魏政权逐渐放弃“曹氏族出自邾”的认祖归宗，个中原因主要有四:其一，《曹腾碑文》虽言之凿凿，但未必可信。两汉以降，抬高门第或郡望以谋取政治利益者甚多，“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1]1251-1252。其二，承认“曹氏族出自邾”，似有蛮夷之嫌。《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4]1811以“蛮夷”言邾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晋人使与邾大夫坐，叔孙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直言邾为夷。《礼记·檀弓上》:“邾娄复之以矢。”孔颖达疏:“《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娄’者，何休云:‘夷言娄，声相近也。’”[8]253-254亦可佐证邾为蛮夷。王献唐认为:“邾娄为炎帝族名，例与蛮、貊、戎、狄相同，蛮、貊、戎、狄为分名，夷为总名。邾娄与夷一事，故邾娄亦为总名。”[21]85因此，曹魏果断放弃“曹氏族出自邾”的认祖说，可以避开华夷之辩的挑战。其三，为曹氏“出自有虞氏”说让路。既然刘氏宣扬“汉家尧后”并被天下人认可，那么曹魏代汉就必须大力宣扬“始祖帝舜”，下文将展开讨论。其四，则是出于对司马氏家族的戒备与防患。《晋书·宣帝纪》曰:“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22]1司马氏系颛顼、重黎(祝融)后裔，曹魏若坚持“曹氏族出自邾”，则与之同祖无疑。
四、曹丕等宣称“始祖帝舜”与曹魏代汉
曹操之后，曹魏的世系建构以其出于帝舜有虞氏呼声渐响，最终由曹叡颁布诏令确立虞舜为曹氏始祖。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2]110，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2]110据《蒋济传》:“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济以为舜本姓妫，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诘隆。”[2]454似乎高堂隆是曹氏“出自有虞氏”说的始作俑者，此说实则源自曹丕、曹植兄弟。黄初元年(220年)，曹丕颁布《定服色诏》:“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23]155曹植《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呼应此诏曰:“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纵，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煌煌大魏，受命溥将。继体黄虞，含夏苞商。”[16]252-253赞誉曹丕代汉是继承黄帝、虞舜之统绪。《卞太后诔表》又曰:“我皇之生，坤灵是辅。作合于魏，亦光圣武。笃生帝文，绍虞之绪。龙飞紫宸，奄有九土。”[16]465盛赞其母卞太后诞育了兄长曹丕，继承帝舜、代汉称帝。《大戴礼记·帝系》:“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15]126虞舜虽然出自黄帝，但其后世系妫姓:“妫氏，舜生妫汭，子孙氏焉。”[17]378其后裔并无曹姓或曹氏，较之“曹氏族出自邾”“曹叔振铎之后”二说，曹氏“出自有虞氏”之说尤为无稽之谈。陈寿批评高堂隆曰:“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2]719顾炎武则将矛头直指曹叡:“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1]1252二家所论甚是，然而均未认识到曹魏宣称“始祖帝舜”的根本原因在于帝舜这一历史人物，在曹魏代汉的政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
顾颉刚在《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中指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24]1此论是理解曹魏确立“始祖虞舜”的一把钥匙。自庶民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经过朝野的不断建构，形成了“汉家尧后”的共识。董仲舒再传弟子眭孟上书汉昭帝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5]3154按此说源于《左传》。鲁文公十年，士会流亡于秦。文公十三年，晋国使魏寿余诈叛，以引诱士会返晋，“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4]1852。士会子孙留居秦国者，遂以刘为氏。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士会是唐尧后裔刘累之后:“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4]2123《史记·夏本纪》曰:“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14]86至西汉末，刘向明言“汉帝本系，出自唐帝”，《汉书·高帝纪》赞词引其言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5]81《高帝纪》曰:“丰公，盖太上皇父。……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5]81-82至此，把刘氏世系完整建构出来:
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喾)—放勋(帝尧)……刘累(御龙氏)—豕韦……杜伯—杜隰叔—士蒍—成伯缺—士会(随武子、范武子)—士雃……丰公—刘太公—刘邦(汉高祖)
顾颉刚在《汉的改德》中曰:“历来的得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唐、虞的禅让，二是殷、周的征诛。”[24]64-65无论是商汤伐夏桀，还是武王伐纣，讨伐的对象皆是典型的暴君。建安二十四年(220年)，曹操尝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53，为曹丕代汉留下伏笔。但是，汉献帝并非昏君或暴君，曹氏代汉不宜采取殷、周征诛，只有效法唐、虞禅让。既然“汉承尧运”“协于火德”(《高帝纪》)[5]82，那么曹氏可以宣称“魏承舜运”“协于土德”:
汉家尧后:帝尧——火德——刘汉
↓禅 ↓相 ↓禅
↓让 ↓生 ↓让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帝舜——土德——曹魏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即魏王并改元延康。《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8]2025不久，天下祥瑞迭出，为代汉大肆造势:三月，黄龙现于谯，《三国志·文帝纪》:“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2]58七月，曹丕“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2]61，并免除谯县租税以示尊崇:“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2]61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2]61。十月，百官纷纷上书劝进代汉，太史丞许芝条陈代汉谶纬曰:“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2]64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劝进:“魏以改制天下，与(时)协矣。颛顼受命，岁在豕韦，卫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禅，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2]70此处，又提出颛顼是曹魏始祖。
汉献帝遂效法尧舜禅位于曹丕，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2]62又册曰:“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睹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今天既讫我汉命，乃眷北顾，帝皇之业，实在大魏。”[2]74曹丕遂以当世帝舜自居:“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尧禅，被袗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则顺天命也。”[2]74曹丕登坛受禅，祭告昊天上帝曰:“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2]75汉魏政权得以顺利交接，帝舜的角色尤为重要。
不过，曹丕、曹叡父子未曾想到，短短的45年之后，帝舜再次在政权更迭中扮演重要角色。咸熙二年(265年)，魏元帝曹奂“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2]154，诏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22]50谓“皇祖有虞氏”云云，仍以帝舜后裔自居。
五、曹魏宣称“其先出于黄帝”的重要意义
曹魏以帝舜为始祖，虽得以顺利代汉，但颇遭非议。其说主要有二。
其一，非其不合礼制，以蒋济为代表。《蒋济传》裴注:“济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谓‘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然于时竟莫能正。济又难:郑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济曰:‘夫虬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骐驎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骐虎也。如玄之说，有虞已上，豺獭之不若邪?臣以为《祭法》所云，见疑学者久矣，郑玄不考正其违而就通其义。’济豺獭之譬，虽似俳谐，然其义旨，有可求焉。”[2]456蒋济的豺獭之喻，指责“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实为淫祀。《左传·僖公十年》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4]1801《礼记·曲礼下》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8]204曹魏以虞舜为始祖，有违礼制。裴松之大体赞同蒋济所议。其二，非其名曰禅让实则攘夺，并为后世权臣夺国效尤。赵翼曰:“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粱、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25]143曹丕登基之后的得意忘形，更为后世诟病:“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2]75一语撕下了舜、禹受禅的虚伪面纱。
其实，只有正确地认识曹魏代汉，才能客观地评价曹氏的“三易其祖”。朱子彦认为:“曹魏代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中古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26]3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曹魏代汉不仅具有坚实的礼学依据，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重要的历史启发意义。首先，曹魏代汉是对先秦以来“天下为公”礼学思想的政治实践。《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8]874-875《礼记·礼器》:“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8]960世上最大的礼就是圣人顺应天时受命改制。天子之位的传承不应受制于血缘关系，《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27]45汉献帝《退位诏》亦曰:“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2]62即认可曹魏代汉具有礼学的合法性。
其二，曹魏代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于顺应民意，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杨权认为“汉家尧后”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汉家天子‘绍休圣绪’与‘起于巷闾’的矛盾，从宗法的角度证明了汉家具有绍述圣王治统的天然资格，消弭了人们对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怀疑，为汉朝以正统王朝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28]。而“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说，则是对“汉家尧后”的继承，甚至是翻版，同样解决了曹魏祖上微贱与代汉自立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曹魏的顺利代汉正体现了人心的向背，所谓“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自桓帝、灵帝以降，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等事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少帝、献帝或被肆意废黜，或被长期挟持，天子沦为强臣篡权夺位之工具，汉室江山已名存实亡。因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陈群、桓阶等奏言曹操:“汉自安帝以来，政亡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日，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2]52-53而曹操统一北方，抑制豪强，推行屯田，发展生产，使数十年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稳定下来。因此，唐太宗积极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29]518曹操心腹夏侯惇亦以功德、民心劝谏曹操称帝:“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2]53柳宗元论曹魏代汉的意义可谓卓识:“汉之失德久矣，其不系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贼盈矣。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30]556毋庸讳言，曹操父子为了夺取政权，对忠于汉室的政敌屡开杀戒，甚至夷族。然而，“与农民起义相比，禅代更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它将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限度，仅仅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权力终结，来换取政权的平稳交接”[26]4。曹氏代汉只是上层统治者的内部斗争，并未激起阶级对立或民族矛盾，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并殃及民众。王夫之曰:“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31]669以此论之，曹魏代汉“公”大于“私”。
其三，曹魏代汉还具有重要的历史启发意义。在如何对待前朝及其废帝刘协的问题上，曹魏政权表现出宏大的政治格局，不但肯定其顺应历史潮流之功，而且自始至终礼敬以刘协为代表的汉室。曹丕禅汉伊始，“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2]76，并下诏为汉帝置守冢，“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典。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23]163。青龙二年(234年)，刘协薨，曹叡“素服发哀”并“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2]101-102。曹魏“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的政治策略，表明其不是以刘汉终结者身份自居，而是以其后继者的面目出现，不仅赢得了天下正统的地位，还体现了对历史传承的自觉。
更重要的是，从先秦以来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宏观视域看，曹魏关于曹氏世系的建构，无论是《曹腾碑文》的“曹氏族出自邾”，曹操《家传》的“曹叔振铎之后”，还是曹叡《诏令》的“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三者的源头皆是黄帝。换言之，虽然“三易其祖”，但始终坚持“其先出于黄帝”这一根本立场。先有《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等文献将黄帝塑造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并由此体现出“天下一家”的民族整体认同观，后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完全继承了黄帝的华夏共同始祖形象，并且其通过《五帝本纪》将这一形象固化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32]。因此，曹魏确立帝舜为始祖并大力宣扬“其先出于黄帝”，不仅顺利地实现了代汉的政治目的，还体现出其对先秦以来华夏文明传承的历史自觉。曹魏确立帝舜为始祖在赋予自身天下正统的地位的同时，还有利于强化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凝聚力，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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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广学(1976—)，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炎黄学。
引用格式：陶广学.黄帝姓氏文化视域下曹魏政权的世系建构[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