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235话|《富兰克林自传》：爱是爱死，恨是恨死

文摘 2024-11-08 17:01 上海

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志雄周末书话# 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杰克逊·波洛克》《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富兰克林传》。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的艺术代表着一种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弥漫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化里。他出于本能地将情感、思想以及其他不可捉摸之物融于他的绘画中，使得他那些抽象的图像具有一种非凡的直接性，而他对于液体颜料的熟练应用，加之如同舞蹈般的动作以及大幅度的手势——事实上他的画笔极少触及画布表面——已经决然地打破了绘画传统。乍一看，波洛克充满力量的作画方式看似在创造一个混乱的迷宫，然而假使仔细观看的话，有力且有韵律的结构便会跃然纸上，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深层意义。波洛克以液体颜料为媒介远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种媒介对实现他的绘画目的非常重要。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对于表现不可预见的内容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媒介，他试图通过绘画内容来表达一点：“让力量和动作变得可见——让记忆停留于空间之中”。此种闪念般的主题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驾驭；正如波洛克所言，“新的需求需要新的技巧”。

波洛克不仅在国内取得了成功，尤为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位在欧洲受到严肃对待的美国艺术家，而他本人则从未去过欧洲。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相比——他们抱团融入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浪潮里——波洛克以其大胆和丰富的想象力突破了欧洲的绘画传统——站在了诸如毕加索（1881—1973）、亨利·马蒂斯（1869—1954）以及胡安·米罗（1893—1983）等大师的对立面。他的赞助人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曾宣称，波洛克成功地挑战了这些大师的至尊地位，并称他为“自毕加索之后最伟大的画家”。兴许波洛克的同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姆·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总结得更为恰当，他曾宣称，“杰克逊破冰而行了”。

《海港与灯塔》（Harbor and Lighthouse）

约1936年

纸上水彩

47×58.2cm

The Robert B. Mayer Family Collection，Chicago

《无题》（练习纸页）[Untitled（sheet of studies）]

约1939-1940年

铅笔，棕色和黑色墨水，石墨以及橙色铅笔于纸上

35.6×27.9cm

Hood Museum of Art， Dartmouth College，Hanover

《无题》（Untitled）

约1938-1941年

玻璃镶嵌于胶泥，以木头固定

137.1×60.9cm

The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Inc.，New York

《水鸟》

1943年

布面油画

66.4×53.8cm

Baltimore Museum of Art

《银河系》

1947年

油彩、铝粉及小沙砾于布面

110.5×86.3cm

Joslyn Art Museum，Omaha，NE

波洛克在谷仓画室里，地板上铺展开来的作品便是《炼金术》,1947年

《1948年5号作品》（Number 5，1948）

1948年

油彩、磁漆及铝粉颜料于纤维板上

243.8×121.9cm

Private collection

(《黑色、白色及灰色》)/《1948年11A号作品》[(Black,White and Grey)/Number 11A,1948]

1948年

油彩、磁漆、铝粉颜料于布面

167.6×83.8cm

Private collection

波洛克在画室里，1955年秋天

《灰色海洋》

1953年

油彩和磁漆于布面

146.7×229cm

Solomon R.Guggenheim Museum，New York

《气味》

约1953-1955年

油彩和磁漆于布面

198.1×146cm

Collection of David Geffen，Los Angeles

作者是《史记》英文版翻译家，看后，让人不知道他研究的深度几何。

这是以写作《叫魂》著称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早期作品，但已反映了其学术挑战性。

在第一章第一节“近代史的时限”中，孔飞力写道：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置，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别。19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53年对这一事件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他当时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与他本人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从受害者的观点看待事情，把近代历史的动向首要地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一斗争的开端——因而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片战争。但是除了引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西方的侵入也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战后年代中产生了把中国必然引向现在状况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说路线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疑问是，应否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过，反帝国主义主旨的首要性和适当划分时期的必要性，还是要求将“中国的开放”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作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

这里不否定随意而实用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性，但是现成的1840年不应当引导我们纯粹就事论事，轻率地作出何时应当被看作近代时期的开始的结论。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前，让我们暂时假定，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连续性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假定。依照这种观点，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很明显，王朝之间的某些危机时期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小一些。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人惯常叫做“绅士”，他们从11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置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运转的；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随后的讨论，在此阐明“绅士”和“名流”这些词的含义可能是有益的。对在何处划定“绅士”的界线这一问题，社会历史学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照张仲礼的说法，绅士包括所有取得功名的人，从最低一级（生员）到最高一级（进士）。而何炳棣令人信服地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对我的论题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合适。在将身份与这种身份被承认的范围，将权力与运用权力的范围加以联系方面，这两者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因此，我将根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名流分成几个部分，以求得可以普遍使用的定义。其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

生员和监生看来显然被排除在全国性和省区名流——“大绅”——之外。从“绅士”生涯公开的目标——做官——的观点看，无论生员还是监生都不被看作待用的官吏。从全国官吏阶级的角度来看，缺乏这种被认定的身份使他们明显地居于较低类别。但是，这些功名较低的人（甚至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可能轻易地操纵社会生活，因此我偶然将借用绅士这一称呼泛指有功名的人；但是我在论述中对名流的分析，将把这类人员在其中享有地位和施加影响的机构的等级加以区别，同时也将承认，平民在地方一级有可能行使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权力和有功名的人行使的权力是难以区分的。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瞿同祖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有官职，生活于家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而官僚－绅士则保有政府职位，常常离开家乡去任职。士子－绅士虽然对社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实施广泛的、非正式的影响，但他们在形式上却是站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是国家控制和管理的对象。因此，从一个方面说，他们可被看作地方社会的最上层，受地方官僚机构的收税和治安权力的支配。但是，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部事件来划界。将整个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列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这样做作为处理的方法不管是多么方便，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政权仍然能够循其传统的路线进行重建。比如说，如果西方的扩张主义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不再插手，那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60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其利益。

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显著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由1.5亿增加到3亿）；物价暴涨（同期可能高达300％）；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作出新的系统的历史表述，这种表述将确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变革的基本进程，使我们从对王朝循环的不安的依赖中稍稍解脱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假定，西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但是，无需指出，这样一种系统表述还未确立；而我们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思考将不得不顾及社会体制延续直至于19世纪的大量证据。就传统名流的权势来说，这种证据尤其是逼人信服的。

当然，评价晚清名流的状况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以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面对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这一事实作为论据。在这个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中，在形成于茶和鸦片贸易中的经济力量开始突破其制度的羁绊的时期，酝酿于广州的麻烦，只不过是中国政府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的一个。同时吸引官吏注意力的是一个更大的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次，这些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内河航道。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在富兰克林诞生后的300年中，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都在不断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人们对其本人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中产阶级的看法。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舞台上站满了令人敬畏的国父们，只有富兰克林是微笑着面对每一代人，以当时流行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使某些人暴怒的同时也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欣慰。对富兰克林的评价，实际上都会反映或折射出后来每个时代的价值观。

在其去世之后不久，对他的个人攻击逐渐消退，人们对富兰克林的尊敬与日俱增。即使是在议会和费城学院的董事会中，与其对立的威廉·史密斯也在1791年举行的追思仪式上对其大加赞赏。史密斯不再介意他们“不快的分歧与争论”，而是关注富兰克林的仁慈与科学成就。当此后史密斯的女儿怀疑史密斯自己连“你所说的关于老富兰克林的1/10”也不相信时，史密斯也只是由衷地一笑。

富兰克林另一个时断时续的对手约翰·亚当斯同样也成熟了起来。“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我强迫自己经常与其为敌，而更令我窘迫或感到痛心的了。”1811年亚当斯曾这样十分痛苦地对自己和富兰克林重新评价道。亚当斯解释说，他早年对富兰克林刺耳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富兰克林伟大人格的考验：“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我肯定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地把他那些阴谋诡计的邪恶之举都暴露出来。”亚当斯甚至还对富兰克林宗教信仰的缺乏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许，而之前他正是因此而嘲笑富兰克林是个无神论者：“所有教派都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包容的人，我认为此言不虚。”亚当斯曾指责富兰克林是个伪君子、糟糕的谈判代表、不明智的政治家。但他曾经在文章中显露出的对富兰克林的欣赏则是其同时代之人无法比拟的：

富兰克林有一种伟大的天赋，新颖、敏锐、有创意，不仅善于科学发明，对美术和机械也很有造诣。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一直都很有才华。当其高兴时，他有种巧妙而又迷人的幽默感。同样，他的讽刺也十分尖刻。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在贺拉斯与尤维纳利斯，或斯威夫特与拉伯雷之间自如地转换。富兰克林具有讽刺和写作寓言的天赋，而他娴熟地将此天赋运用到对道德和政治真理的提升上。他就如婴儿般自然，法国人称之为天真无邪，一直都极具魅力。

当时，富兰克林认为中产阶级将在美国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观点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尽管仍有人质疑其观点代表了一种庸俗化的新倾向。“中产阶级吸纳了精英们的高雅举止和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其思想占据了美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这样评论道。虽然生活在19世纪初的伍德一直在描述当时的美国，但他同样也是在描述富兰克林个人。

当富兰克林的孙子坦普尔在1817年将其文章出版之后，富兰克林的名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亚当斯在给坦普尔的信中表示，他所出版的富兰克林文集“使我重新回到了帕西的生活”。而熟知富兰克林与亚当斯在帕西时那段不和的历史的读者，对此话的理解则见仁见智。“其笔下的每一个字句都值得我们珍藏。”弗朗西斯·杰弗里这样评价道。杰弗里勋爵是《爱丁堡评论》的创刊人之一，对富兰克林作品“朴素的幽默”、“劝人向善”的初衷以及强调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价值观大加赞赏：“这个自学成才的美国人也许是最理性的哲学家。在任何推理中，他都没有忽视判断力。”

然而在19世纪初，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重视浪漫主义的文学时代在美国出现。与这一更替同时发生的是对富兰克林评价的改变，那些感性主义者尤其如此。浪漫主义推崇情感、主观的感觉及想象，对推理和客观思维则不太感兴趣；他们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对包容和理性则嗤之以鼻。浪漫主义者傲慢的指责，使富兰克林、伏尔泰、斯威夫特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声望都受到了损害。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就是攻击富兰克林缺乏感性的人之一。济慈在1818年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满脑子都是实用主义和节俭的教条”，“并非一个令人崇敬之人”。济慈的朋友，其早期的出版商、诗人、编辑利·亨特则对富兰克林“无赖的信条”十分不屑。亨特指责富兰克林是“那些认为只靠面包而活的人的代表”。他还指责富兰克林“缺乏激情，没有想象力”，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而不顾“更高的追求”或“内心与灵魂”的呼唤。同样，热衷于浪漫英雄主义的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则指责富兰克林是“所有美国佬之父”。当然，这一指责可能没有卡莱尔想象的那么严重。

如同浪漫主义的诗人们一样，以梭罗和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也反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对于他们古怪的品位而言，富兰克林显得过于平淡。但那些更加世俗、具有更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边民却仍然对《富兰克林自传》推崇有加，戴维·克罗克特在阿拉莫牺牲时，身边就带着一本《富兰克林自传》。但对于像梭罗那样优雅的边民来说，在其前往瓦尔登湖之时，身边压根没地方容得下这本破书。实际上，《瓦尔登湖》第一章关于经济的内容中就有很多表格和插图，对富兰克林曾使用过的那些进行了暗讽。埃德加·爱伦·坡在其所著的《商人》中，也通过描写反英雄主义的主人公彼得·普罗菲特的崛起及其方式，对富兰克林和其他“有条理”的人旁敲侧击。

富兰克林也出现在赫尔曼·梅尔维尔于1855年所著的带有历史色彩的小说《伊斯雷尔·波特》中。小说里的富兰克林就是个肤浅的、只会说格言的话痨。但梅尔维尔却直接向读者致歉，并表示富兰克林并非像书中所描述的那么乏味。“为了在文中对富兰克林进行贬低，作者对这位圣人吹毛求疵，而不是惯有的大唱赞歌。”梅尔维尔自己对富兰克林的评价则是多才多艺，不论是好是坏：“富兰克林对这个世界十分了解，因此能够扮演任何角色。”梅尔维尔列出了富兰克林曾经从事过的数十种工作，但最后以典型的浪漫主义视角评论道：“富兰克林除了当诗人，无所不能。”（对此，富兰克林本人应该也会表示赞同。他曾表示自己“赞同偶尔写诗来自娱自乐的做法，但这只是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别无他用”。）

爱默生对富兰克林的评价也较为相似，有褒有贬。他在给自己姑姑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人之一”，甚至比苏格拉底“更实用，更有道德，更纯粹”。随后，他话锋一转，抱怨道：“富兰克林这个人是节俭、与人为善的公民，但没有一点儿英雄气概。”纳撒尼尔·霍桑认为富兰克林的格言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很少教人自己的责任何在”，于是借其笔下的一个年轻人之口抱怨那些格言“都是关于赚钱和省钱的”。

浪漫主义兴起的同时，人们对“资产阶级”这一称谓，以及富兰克林所深爱的城市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变得越来越不屑。无产阶级和精英阶级，激进的产业工人与有钱有闲的地主，马克思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者，这些貌似南辕北辙的群体当时却有相同的看法。福楼拜就声称对资产阶级的憎恶是“所有道德的开始”，这与富兰克林的观点截然相反。

但随着作品的全面流传，富兰克林的声望有所恢复。南北战争之后，工业的发展和镀金时代的来临使宣扬富兰克林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后的30年中，富兰克林成为美国传记文学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130部作品（销量达2000万之多）使那些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的故事再度风靡一时。实用主义的兴起同样也极大地提升了富兰克林的声望。实用主义认为任何观点（无论是科学、道德，还是神学、社会学）的正确与否，都取决于其是否与实验结果相符以及能否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与富兰克林的主张不谋而合。

继承了富兰克林文学的衣钵，同样以朴素的幽默闻名于世的马克·吐温，则在对富兰克林善意的嘲讽中自得其乐。他曾打趣富兰克林“将所有的才智都浪费在发明那些强加给后来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格言警句上了……否则的话，孩子们本来能过得很快乐”。但实际上马克·吐温对富兰克林崇拜有加，甚至连那些大资本家对富兰克林的格言也十分推崇。

工业家托马斯·梅隆曾在自己银行的总部放了一尊富兰克林塑像。他声称自己正是在富兰克林的鼓舞下，才离开了自己位于匹兹堡附近的家，投身商界。“我认为阅读《富兰克林自传》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梅隆写道，“富兰克林当初比我还要穷，却通过勤奋、节俭、简朴变得博学而明智，获得了财富和声望……穷理查的那些名言对我来讲很受用。我把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思考自己为什么不通过同样的方式沿着同样的道路做点什么。”安德鲁·卡耐基同样也是因为《富兰克林自传》而大受启发。富兰克林成功的故事不仅为其提供了生意上的指导，还激发了他从事慈善的热情，尤其是富兰克林为公共图书馆的创立所做出的努力。

富兰克林还被当时最具权威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誉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富兰克林的一生将美国的品质表现到了极致，”特纳在1887年写道，“无论是在商业、政治、科学，还是外交、宗教、慈善等领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编辑，《哈珀斯》杂志的主编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也对富兰克林十分推崇。豪威尔斯曾于1888年写道：“他是一位伟人”，“他始终如一地本着对民众福祉的追求和提高知识的态度对待任何事物。”虽然富兰克林“对我们多数人视为神圣的信仰和观点表示质疑”，但他却“在促进人类的道德福祉和物质财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20年代，随着镀金时代个人主义的失宠，对富兰克林的质疑再次兴起。马克思·韦伯在其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以一个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美国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准则进行了著名的批判。文中大量引用了富兰克林（以及穷理查）的语句作为“贪婪哲学”的例证。韦伯写道：“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点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韦伯还指责富兰克林只相信“赚越来越多的钱和严格限制所有参与生活的本能”。

文学评论家范·怀克·布鲁克斯将美国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种，并认为富兰克林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开山鼻祖。布鲁克斯称富兰克林将“廉价的机会主义”和“二维的智慧”发扬光大。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则称富兰克林为“狡黠善辩的预言家”。辛克莱·刘易斯则在其小说《巴比特》中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民众的热心参与大加贬低。刘易斯在小说中对富兰克林的信条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如果你问巴比特他的信仰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那些民众社团组织的冠冕堂皇之词：‘我的信仰就是服务他人，将他视为我的兄弟，尽我所能地让所有人都过得幸福。’”

对富兰克林最恶毒也最有趣的（也可能是最具误导性的）的攻击来自英国评论家兼小说家D·H·劳伦斯。1923年出版的《劳伦斯论美国名著》，对富兰克林在自传里体现出来的失之浪漫以及资产阶级本质进行了长篇累牍的鞭挞。

富兰克林博士。这个脸色发黄的小个子！不朽的灵魂！所谓的“不朽灵魂”，只是种廉价的保险手段。富兰克林根本不在乎什么灵魂不朽。他太忙于和世人打交道了……我不喜欢他。

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年都给我买一本小历书，封面上画着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本书可以预测各种天灾人祸。每一页的底部还写满了小趣事和幽默的语句，以及一条道德语录。我曾经一本正经地嘲笑过那些“蛋未孵就数鸡”的女人，也曾正经八百地相信“诚实是上策”。格言的作者是穷理查，而穷理查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于100多年前在费城写下这些东西。这些格言现在仍使我痛苦不已，就像嫩肉中的刺儿一样。

尽管我仍然相信“诚实是上策”，但我却不喜欢任何策略。“蛋未孵就数鸡”固然不明智，但孵出小鸡之后就得意洋洋地数来数去更令人讨厌。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绞尽脑汁才逃出了穷理查编织的道德牢笼……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本杰明哪一点错误令我们无法忍受?……我是个道德动物，可不是一部道德机器。我不会如本杰明所愿，变成一个小机器人……至少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忍受本杰明了。他试图夺走我的完整、我的不完美和我的自由。

文中，劳伦斯还对富兰克林的13项美德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其更具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劳伦斯将富兰克林对节俭的定义“所费钱财必须于人于己有利”改为“服务上帝而不是服务人类”。此外，劳伦斯还将正直（“不冤枉伤害他人”）重新定义为“唯一的正直就是遵从灵魂真诚的指引，无论是愤怒还是温柔”。

劳伦斯的文章的确令人眼前一亮。除了其对“正直”所做的古怪而又自我放纵的定义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认识到劳伦斯抨击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富兰克林，而是富兰克林笔下的穷理查及其自传中的形象。此外，劳伦斯还搞错了一些事实。“诚实是上策”虽然听起来很有富兰克林的感觉，但并非出自富兰克林的笔下。这句话真正的作者是塞万提斯，正如“未孵蛋先数鸡”实际上是出自伊索寓言一样。

无独有偶，查尔斯·安格夫在1931年出版的《美国人民文学史》中对富兰克林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进行了更实质性的抨击（虽然不那么令人激动）。安格夫认为卡莱尔称富兰克林是“所有美国佬之父”的描述是对一个产生过霍桑、梭罗等伟大作家的“民族的诽谤”。“称富兰克林是基瓦尼俱乐部之父则更为确切。”安格夫讥讽道。他还直言不讳地称富兰克林的思想“层次太低”：

富兰克林代表的是这个新世界的居民中最不值得赞赏的品质：吝啬、狂热的实用主义、缺乏对精神事物的兴趣。低级趣味在美国不是个新鲜玩意儿，但富兰克林却将其变成了一种信仰，而富兰克林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其至今仍牢固地对美国民众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也仍深受其害……他从未提过高尚，未提过荣誉，未提过灵魂的庄严，更未提过思想的宽厚……他的灵魂廉价而又卑劣，那些最上乘的思想远非其能力所及。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萧条”使人们再次重视起勤奋、节俭、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美德。这些不应该被视为琐碎之物和世俗之举而被弃如敝履。富兰克林的声望也再度因此有所恢复。实用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施奈德在其著作《新教思想》中明确指出，之前对富兰克林的种种攻讦大部分都是针对穷理查的说教，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并不是个一心为自己追求财富的金钱奴。

施耐德在耶鲁大学的同事卡尔·范·杜伦在其1938年出版的那本杰出的富兰克林传记中充实了这一观点。“他幽默地从人世间走过，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谜。”范·杜伦总结道。伟大的科学历史学家I·伯纳德·科恩则用毕生的精力来证明富兰克林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可与牛顿相比肩。科恩在1941年写道，富兰克林的实验“为所有已知的电学现象的解释说明奠定了基础”。

富兰克林还成为自助运动的守护神。戴尔·卡内基在撰写《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时曾仔细研读了《富兰克林自传》。此书在1937年出版之后掀起了成功学书籍出版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精英社会学家E·迪格比·巴尔策尔称《富兰克林自传》是“第一本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野心家低级趣味指南”。

成功学宗师斯蒂芬·科维在其最畅销的著作《高效人士的7个习惯》的写作过程中也参考了富兰克林的相关理论体系，美国的一家连锁书店则专门出售富兰克林科维公司出版的相关书籍以及其他关于富兰克林思想的书籍。21世纪初，在书店中关于成功学的书架上，几乎所有书的标题都与富兰克林有关，如《本的美德书：本杰明·富兰克林成功、幸福的简单周计划》《本杰明·富兰克林的12条管理原则》《美国商业之父帮你解决难题：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道德艺术》以及《健康、财富与智慧：像富兰克林一样生活的成功指南》。

在学术界，随着富兰克林诞辰300周年的临近，富兰克林成为很多畅销书所青睐的话题。德州农工大学H·W·布兰兹所著的《第一个美国人》一书，满怀同情地对富兰克林性格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详实、客观的描述。“在天才之上，富兰克林还加入了对美德的渴望。”布兰兹对富兰克林进行了这样的总结。2002年，已经荣休但仍广受尊敬的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家埃德蒙德·S·摩根在对富兰克林的著作深入阅读的基础上，对其机敏的性格进行了精彩的分析。摩根指出：“我们发现其所有的观点均来自心灵的伟大。”

在人们的印象中，富兰克林逐渐变成一个有趣的形象，而不是令休谟尊敬的严肃思想家或亚当斯所憎恶的政治操纵者。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企业家精神兴盛的平凡时代，富兰克林被时代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在《1776》等戏剧作品中，富兰克林被塑造成一个涉猎政治、快乐的登徒子形象。而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中，他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老代言人与和蔼的圣人：他所代言的事物从饼干到共同基金，可谓包罗万象；其格言则是为了娱乐而非胁迫那些上进的年轻工人。

“今天我们对富兰克林的了解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那个古老的广告：一位老人穿着短裤、长袍，戴着眼镜，半秃的头上顶着棕色的长发——一个决定在雷暴中放风筝的愚蠢的狂热之徒，”历史学家艾伦·泰勒写道，“他不再引发争议或令人崇敬，而只能使人发笑。对于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典范的重要性，我们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对于社会评论家戴维·布鲁克斯来说，这一聊以慰藉的富兰克林形象反映了21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和道德取向。布鲁克斯写道，富兰克林是美国先贤祠中唯一能够在“现代化的商业丛林中应付自如”的历史人物。

他可能会同意那些技术狂热主义者声称互联网和生物技术取得的突破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观点，并同样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激情。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完全精通如今所盛行的讽刺和愤世嫉俗的谈话基调……

另一方面，富兰克林会对当代美国的很多方面十分熟悉。他乐于持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乐观、友好、和善，最大的缺点就是自满，而这一点已经被他自己充分证明。我们不难想到他在商场闲逛，陶醉于物质极为丰富和市场运作良好的情景，与此同时，他也欣赏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投身于民众活动的努力，认可老一代人通过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使宗教为民众造福的方式。

在过去的岁月里，富兰克林一直受到浪漫主义者不公正的攻击。这些人真正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道德，而非富兰克林本人。“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超越了富兰克林主义，而是我们需要指出如何带给今天的美国人悲观感和道德的沉重性，这是以雅痞文化为基础的美国所欠缺的。”

作者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付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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