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剧本，最具人情味的，当推《四郎探母》，仅仅一日一夜的时间，把夫妻、母女、婆媳、兄弟、母子、叔侄、兄妹、郎舅等之间的亲情关系，特别是老祖母对下代的关切，老外婆对外孙的溺爱，都描写得细腻入微，真实无比。此戏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安排，总之是台上所见到的一切，无不落在一个“情”字上。天波府的老祖宗佘太君，为了保留下一代，以“情”忘“理”，竟放叛国的逆子杨四郎重回北番；英明果敢的辽国女王萧太后，因疼爱外孙，徇“情”枉“法”，释放了罪不该赦的木易驸马。因一个“情”字，一切都化解了，悲剧转而为喜剧了，广大观众看到这里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1929年蓓开唱片）
《四郎探母》曾被定为禁戏，不能与观众见面。“文革”后，在恢复上演传统戏时，上海许思言首先在报上倡议恢复上演此戏，引起不少人的批评，以为四郎是北宋叛徒、杨门逆子，“隐姓埋名躲祸灾”是一个十足的偷生怕死之徒。其实，问题似乎没那么严重。作者在这出戏里，是着重宣传了“家”的观念，是“家”大于“国”的。这在那个“两国不和屡交战”的离乱之世，更有它的实际意义。赵宋从建国始迄于沦亡于金元，战争不曾止息，人民受了长期的征战的苦难必然要反对战争希望和平。《四郎探母》全剧就充满着这种思想。杨家将在金沙滩的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在杨四郎看来是“一场血战，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这种恐战厌战的思想未必就是杨四郎一人所有？而当“我的娘领人马来到北番”时，“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又未必不是人之常情？长期征战下的人民，谁不愿安享天伦之乐？那么，存有这种求“家”而“团圆”的思想，又何必厚非呢！
（1936年蓓开唱片）
在这出戏中，所以萧太后能赦四郎，佘太君能放四郎，也都与“家”的观念有关。在中国民间，外婆疼爱外孙，百依百顺，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现实的；而为了这么个小小的外孙，外婆便宽恕了他的老子，这不是“家”的力量吗！在封建社会中，是把传宗接代看做比天还大的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四郎一见侄儿宗保，就连忙说“杨家有后，待我谢天谢地”；佘太君最终所以放了四郎回番营，也就是为了保他的孙子、杨家的后代，这当然是为了“家”的延续。
（1956年录音 配像：张学津、李冬梅）
这出戏不谈战事，不涉国政，辽国不上主战的大驸马韩昌，宋营连孟良与焦赞也回避了，双方都是至亲，是“一家人”，且是面面顾到，而又能把每一人物都写得亲切入理，淋漓透彻，堪称神来之笔。
（配像：马小曼）
《四郎探母》以“家”的观念写成，“家”高于一切，骨肉相聚、天伦之乐遮掩、粉饰了太平，宣扬了和平主义，这的确不合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不可取、也要不得的，因而在关于杨四郎的这个故事方面，有了许多用新的观念来新编的戏，像《杨四郎之死》《南北和》《三关排宴》等，可从实际演出效果看，没有一出是比得上《四郎探母》的。那么，《四郎探母》为什么能久演不衰呢？这里面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又是不是与“情”与“家”有关呢？
《四郎探母·回令》片段
最后想到两个问题：一是，这出戏原本是四郎见娘后即返番营，那是四郎对公主的诺言，“见母一面即刻还”，不然五鼓天明不能赶回，公主和孩子都将遭杀身之祸的，故剧情显得十分紧凑。后来不知何人添上个四夫人，戏就大大松劲，而且也绝不合情理，完全是画蛇添足。一是，杨四郎称铁镜女为“番邦女子”是不妥当的，铁镜公主的自称也应是“铁镜女”，而不该是“番邦女子”。
原载武汉艺术研究所《艺坛》杂志
（摘自 《京剧丛谈百年录》（下） 翁思再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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