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平：欧美关系将步入艰难重塑期

   2021 年，拜登击败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之际正是欧美同盟岌岌可危之时。特朗普执政四年（2017—2020 年）严重损害了欧美联盟。其一，特朗普以多数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未达到北约规定的占本国经济总量 2% 的要求为由，拒绝明确表达美国对于欧洲的安全承诺，动摇了欧美同盟的根基。与此同时，特朗普执政时期欧美高层之间政治和战略沟通越来越少，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宣布“北约正在经受脑死亡”。其二，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和协议，与欧洲国家坚持的多边主义理念背道而驰。其三，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从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国家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加剧了欧美经济摩擦。其四，特朗普喜欢和单个的欧洲国家打交道，执政四年毫不掩饰对欧盟的憎恨，并多次鼓动法国等国家跟随英国的脚步“脱欧”。面对日益紧张的欧美关系，2017 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惊呼，欧洲依赖别人的日子即将终结，欧洲人需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政府相信盟国对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因而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与盟国的合作。2021 年，拜登一上台便强调“美国回来了”，通过回归特朗普退出的国际多边机构和组织，重申支持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重新赢得了欧洲国家的信任。与此同时，在经贸领域拜登通过两大“休战”决定缓解了欧美贸易争端。一是 2021 年 6 月 15 日，拜登上台伊始便在其参加的首次美国—欧盟峰会上宣布就拖延 17 年之久的波音和空客航空补贴争端达成“休战”协议，在 5 年内停止互征高额关税。二是 2021 年 10 月，欧美宣布就特朗普发起的钢铝贸易战达成“休战”协议，双方暂停相互征税。2021 年 9 月 29 日，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首次会议在美国匹兹堡市召开，标志着欧美在应对中国方面开始了机制化的协调和合作。迄今，欧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已举行 5 次部长级会议。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拉近了大西洋两岸间的关系。一方面，俄乌冲突凸显了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国家需要强化北约来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如果说拜登上台初期欧美关系恢复主要是因为美国放弃了特朗普外交以及对欧政策进行调整的结果的话，俄乌冲突的爆发则推动了欧洲向美国迅速靠近。另一方面，欧洲的需求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迅速召集北约特别峰会，与欧洲联手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共同支持和援助乌克兰，导致欧美关系呈现出不断加强的态势。与此同时，北约、欧盟—美国峰会，特别是冷战后影响力不断下降的七国集团等西方平台重新活跃起来。总之，虽然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创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通过《削减通胀法》等方面曾引发了欧洲国家的不满，但总体来说，拜登执政期间欧美关系不仅走出了低谷，双方还加强了各领域的合作。

   在跨大西洋关系上，美国是主要的变量，美国政党轮替、总统人选对欧美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这一点人们从过去 8 年两届美国政府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性的增大，2024 年美国大选在欧洲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欧洲整体患上了“特朗普恐惧症”或“美国大选焦虑症”。

    可以肯定，如果民主党大选获胜，欧美关系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跨大西洋之间的合作将得以维持，延续性、可预测性将成为未来几年跨大西洋关系的关键词。然而，如果特朗普获胜重返白宫，欧美关系势必将遭受重大打击，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对欧美关系的影响将主要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欧洲国家政界、学界、媒体界普遍担忧，与上一次执政时期相比，特朗普重新担任总统后在坚持“美国优先”原则，推行“三大主义”即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上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于，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已汲取上次执政的教训，大力准备将忠实遵循其执政理念的人安置在新政府的关键岗位上，以避免受共和党内“传统温和派”的影响。正如莫雷诺·贝尔托尔迪所指出的，目前与 2016 年不同，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准备得更好，受到当时曾经是“主流共和党人”（例如，支持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限制大大减少。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目前包括传统基金会在内的力挺特朗普的美国智库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其重新执政制订周详的行动方案。可以预料，一旦特朗普再度上台，欧美之间的理念之争将更加激烈。

    其次，由于特朗普对欧洲盟国不愿增加国防支出一直心存不满，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面临虚化危险，欧美同盟有被掏空的可能性。很多欧洲国家之所以将特朗普卷土重来视为“噩梦”，主要是害怕其放弃美国和北约对欧洲的安全保护。令欧洲更为担忧的是，与特朗普上次执政时不同，由于 2022 年发生了至今仍在延宕的俄乌冲突，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已经由“潜在威胁”变为“现实威胁”，而特朗普对北约的态度比第一次执政时期还要消极。2024 年 2 月 10 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表示，自己将“鼓励”俄罗斯对未履行军费开支义务的北约盟友“为所欲为”。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媒体均披露，2020 年特朗普曾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你需要明白，如果欧洲受到攻击，我们永远不会来帮助你，支持你。”这一切均加剧了欧洲的忧虑。美国参议院于 2023 年通过了一项旨在阻止美国退出北约的修正案（规定总统在退出北约之前须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或得到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致批准），因此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特朗普在其新任期或许难以令美国脱离北约，但他完全可以使美国在欧洲盟国遭受攻击时按兵不动。

    与欧洲安全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令欧洲多数国家极其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特朗普重新担任美国总统后将会施压乌克兰以放弃部分领土的方式换取俄罗斯同意停火。

    特朗普在 2024 年竞选期间多次表示，其当选总统后将在 24 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而欧洲多数国家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特朗普大相径庭。为了对付俄罗斯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欧盟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坚持“反俄”“援乌”的立场不会改变。

    第三，欧美经贸摩擦将可能加剧。一方面，欧洲越来越意识到由于欧美经济上的竞争性，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都会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事实上，由于双方均不愿做出让步，前述拜登政府推动实现的欧美关税“休战”只是将问题搁置了，矛盾并未最终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特朗普一旦重新上台，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势必将增多。欧洲国家普遍认为，随着特朗普二度上台，美国不仅将提高从欧盟进口产品的关税，而且还会不断以安全的名义向欧洲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后者跟随美国限制或阻止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交往。在此情况下，欧洲与美国的经贸矛盾无疑将会进一步扩大。德国商业研究所（IW）预测，基于特朗普承诺的全面关税以及预期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导致的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特朗普获胜将给德国带来高达 1500 亿欧元的经济成本。

   随着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遭遇枪击，国际社会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度进一步上升。就欧美关系而言，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跨大西洋关系将进入步履艰难的重塑期。

    首先，随着美欧各自政治演变，欧洲安全将逐步形成一个在北约框架下欧洲承担更大责任的新发展阶段。二战结束特别是 1949 年北约成立以来，欧美关系经历了冷战、后冷战两个时期。对美国和北约的完全依赖是欧美关系在冷战时期（欧美关系 1.0 版）的根本性标识，后冷战时期（欧美关系2.0版）的突出特征是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减弱，北约的重要性降级，而新的时期（亦即欧美关系 3.0 版）则以美国不再完全履行保护欧洲的义务、欧洲将被迫加强自身防务为标志。欧美关系新时期不仅将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将充满由于欧洲的不满和美国的不愿而形成的动荡不定。在此过程中，美国显然仍然是关键变量，欧洲则处于痛苦的应变状态。即使民主党获胜上台，越来越多的欧洲战略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将“日益向内，而其向外也日益转向东亚”。马克龙力推的战略自主思想在欧洲将得到更大支持。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欧洲的应变将是根本性的。虽然欧洲一些国家很可能会与美国达成双边安全保障协定，但多数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将不得不接受现实挑战，力争将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承担保护欧洲的责任。战后欧洲联合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危机倒逼的结果，现在欧洲又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强调的是，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不会主动抛弃北约，事实上这些国家将会继续想方设法“留住美国人”，这也是北约成立的初衷。正如马克斯·伯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欧洲领导人可能会对特朗普采取比他第一个任期更强硬、更具对抗性的态度，但他们将尽可能地保留跨大西洋联盟，认识到美国对北约承诺的潜在削弱将在欧洲造成一场深刻的危机。但在尽力保住北约的同时，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将会以在北约内建设“更强的欧洲支柱”之名行提升欧洲国家联合防务能力之实。目前，欧洲国家的国防工业还无法独立，美国军工企业为欧洲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设备，这一情况今后无疑会得到改变。从长远来看，未来欧洲安全有可能从美国以往一直希望看到的欧美“责任分担”更进一步转变为“责任转移”，即将保护欧洲的责任完全从美国转移给欧洲国家。

    其次，在欧美艰难探索欧洲安全合作新模式的同时，欧洲发现它还将需要不断适应双方经贸冲突增大的局面。一方面，对欧洲来说，它与美国的合作不可或缺。长期以来，美国既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 年欧盟对美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五分之一，也是欧盟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欧洲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大于美国对它的依赖，欧盟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高于美国对它出口依赖程度。2022 年，欧盟对美国出口占其 GDP 的 2.8%，而美国对欧盟出口仅占美国 GDP 的 1.4%。俄乌冲突的爆发加大了欧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性：2023 年欧盟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占其进口总量的46%。另一方面，“美国优先”在美国业已超越党派之争，欧洲将必须逐步适应未来双方贸易冲突增多、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尤其是，欧洲国家普遍认为，无论谁赢得2024 年美国大选，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在经济和技术上限制中国发展，在此情况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将陷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

    最后，欧洲民粹主义等激进势力的上升将增大欧美重塑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前所述，当下欧美关系的变化受到了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力量的驱动。在美国国内分裂加剧的同时，欧洲也在经历以极右翼为主的民粹主义的崛起。2024 年6 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虽然传统的中右和中左政党党团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极右翼政党的快速发展已是不争事实。在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均已成为各自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目前，这些极端主义政党虽然放弃了“脱欧”等激进主张，但仍以反建制为主要政治诉求，包括在国内主张实施严厉的反移民政策，在外交上要求“本国优先”，在对俄、对美等关系上与欧洲国家主流政党立场迥异。特朗普如果获胜，欧洲极右翼民粹势力无疑将受到极大鼓舞，其不断发展态势也将进一步增大未来欧美关系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