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在中国的版图上呈现出独特的地理形态，其中央区域因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存在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两个城市仿佛在河北境内挖出了两个“大眼睛”，而在这两大城市之间，还夹杂着河北省的一个特殊区域——北三县飞地。
北三县包括三河市（县级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这些地区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管辖。作为中国最大的跨省飞地，北三县总面积达到1277平方公里，拥有约130万人口，其规模远超其他任何跨省飞地，甚至超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约为1114平方公里）。
北三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地理位置紧邻北京市区，最近处距离天安门广场仅30多公里，这一距离甚至比北京市下辖的一些郊区到天安门的距离还要近。然而，尽管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北京并不直接管理这一区域，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将北三县纳入其行政范围的意图。历史上，在北京的行政扩张过程中，周边许多河北省的县份被并入，但北三县却未受到波及。
同样，天津市也未对这块土地表现出兴趣。由于河北省与北三县之间缺乏陆地连接，这给当地的行政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得北三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三不管地带”。北京周边的地理政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河北省为何没有成为首都的一部分？
河北与京津的历史渊源
河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广阔的平原，东临渤海，北有燕山作为屏障，历来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关键地带。
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于1421年迁都北京，同时将北京周边的大片区域整合为直隶行政区，奠定了现代河北省的基础。这种直接由朝廷管辖的模式强化了北京与河北之间的紧密联系。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改称直隶省，并增设保定为省会，但直隶省的政治地位仍然高于普通省份，通常由宰相级别的官员兼任总督。
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列强在此设立租界，尽管当时天津只是一个县级单位。天津，作为昔日的县治所在地，随着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其县治迁移，城廊逐渐演变为天津市的前身。作为华北地区至关重要的对外港口，天津迅速崛起，其繁荣程度超越了除北京外的华北各大城市。
在清帝退位后的民国初期，中国经历了政权分裂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北洋政府仍以北京为首都，并于1913年将直隶省会从保定迁至天津。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1928年攻入北京，北洋政府的统治宣告结束。随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并更名为北平特别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鉴于北京不再是首都，以拱卫京城为名的“直隶省”名称已不再适用，因此被更名为“河北省”，而省会仍设于天津。1930年间，北平曾短暂取代天津成为河北省会，但不久后又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会再次迁回天津。直至1935年6月，天津亦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会最终迁回清朝时期的保定，形成了一省两直辖市的格局。至此，河北地图上呈现出了被挖出“两只眼睛”的雏形。
北京市与天津市，作为中国的直辖市，仅辖城垣以内区域且无附属县份，其地理范围相对较小。根据当时的粗略估计，北京的面积约为63平方公里，这一规模大致等同于现今北京二环内的区域；相比之下，天津略为宽敞，面积达到151平方公里。河北省则拥有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从地图上观察，北京和天津仿佛是被河北省环绕的小型独立岛屿，且彼此之间并不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省份版图，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飞地现象。
随着新中国于1949年10月成立，北平恢复了其首都地位并更名为“北京”，这也是自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北京再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不久，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实施了“省-专区-县”三级管理体系，例如河北省就下设了十个专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周边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管辖范围，而天津市周边则是河北省天津专区的一部分，其中天津县虽隶属于天津专区，但与天津市本身并无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
鉴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压力，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成为了国家重点投资发展的对象。然而，受限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及水资源短缺问题，现有的城市空间已经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工农业生产活动所需，因此两地开始考虑向邻近的河北省拓展发展空间的可能性。
1952年4月，天津市通过将天津县纳入其管辖范围，开启了京津地区大规模扩张的进程。此举使天津市不仅扩展到沿海地区，还向北方、西方和南方延伸，面积显著增加至2250平方公里。同年7月，北京市也迎来了扩张，北京西南方向的通县专区宛平县（即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及房山、良乡两县的部分区域被划入北京市管辖，从而使北京市面积增至约200平方公里。
在接下来的1956年至1958年间，河北省通县专区包括通县（专区治所）、昌平、密云等九个县先后并入北京市。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不仅扩大了北京市的辖区范围，还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城市的进一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通过这些调整，北京市的总面积迅速增加到大约1.6万平方公里，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3平方公里，增长了将近240倍，基本确立了现今的行政区划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扩张中，北京市主要向北部、西部和南部扩展，而东部仅涉及面积较小的通县地区，使得东部边界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处仅为30多公里，远小于其他三个方向的距离。
1955年，通县专区下辖15个县。北京市划走其中10个后，该专区所辖区域大幅减少。因此，河北省决定撤销通县专区，将余下的县并入省内其他专区。具体来说，三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被划归唐山专区。当时，许多人预计这些县最终也会被北京吸纳。
京津两市从河北省“挖走”大量土地，不仅因为首都和直辖市的政治地位更高，也与河北省自身的情况有关。河北省冀北地区相对贫困，而建设重点集中在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城市，于是顺水推舟将这些地方划归京津，减轻了部分负担。
天津的变迁
1958年，在北京大扩张的同时，天津的地位却有所下降，从中央直辖市降为河北省的省会（地级市）。天津市对河北省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经济价值，特别是作为河北省最便捷的良港。此次，河北省终于如愿以偿地收回了天津，使得北京成为河北省内唯一的孤立区域。
尽管天津经历了行政区划的调整，但这一过程也带来了显著的土地拓展。河北省撤销了沧州专区和天津专区，并将这些区域以及石家庄专区、唐山专区的部分区域划归天津市管辖。至1960年，天津市的管辖面积达到了3.3万平方公里，是当前面积的2.5倍。
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天津与北京接壤。原本属于通县专区，后来转给唐山专区的蓟县、三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以及一直属于天津专区的武清县，都被纳入天津市的范围。这五个县位于北京市的西侧，使得京津两地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然而，当时的天津市仍隶属于河北省，因此这一变化并不等同于两个直辖市的正式合并。
最初预计三河等三县可能会被并入北京市，但最终却先划归了天津市。不过，后续几年内，天津市与其他专区之间的行政边界持续发生变化。到1961年3月，河北省重新设立了沧州专区和天津专区，前者直接由省级政府管辖，后者则作为特例由省会城市天津市管理。同年7月，天津专区改为省级政府直辖，但其行政中心仍然设在天津市。
天津市的行政区划历经多次调整，其管辖范围显著变化。1967年元旦，天津恢复直辖市地位，河北省省会则先迁至保定，后移至石家庄。这一变动促使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的关系重新调整。
河北省天津地区的行政中心在1969年从天津市迁至廊坊镇，标志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明确。随后，为解决天津市发展用地不足的问题，1973年，天津市与河北省达成协议，将原属天津专区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划归天津市。此次调整使天津市的行政区划面积增至1.2万平方公里，达到当前规模，有效缓解了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
北京市与天津市，作为中国的两个直辖市，均已完成其行政区划的扩张，并且自1960年后再次实现了地理接壤。具体而言，天津的西北角蓟县与北京的东北角平谷县相接，同时天津西南角的武清县与北京东南角的通县也实现了接壤。这一变化标志着京津两地在地理上的“会合”。
在这一过程中，位于蓟县与武清县之间的三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虽然仍然隶属于河北省，但却被北京市和天津市所环绕，形成了一块与河北省主体相分离的“飞地”。这三个县在历史上曾有两次机会并入京津两市，但均未能实现。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北京几乎完全吞并了通县专区，而这三个县并未包含在内；第二次是在1960年至1961年间，这三县确实被划归给了作为河北省会的天津市，但在天津恢复直辖时，它们又重新归属于河北省。
关于为何天津在1973年能够合并蓟县、武清县等五县，却遗漏了三河等三个县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方面的考量。在划出五个县之后，天津地区的面积缩减了近三分之一，相较于其他地区显得过于狭小，存在被拆分的风险。因此，河北省出于维护自身行政区划完整性的考虑，没有将这三个县一并划给天津。
另一方面，这三县的经济表现尚可，尤其是三河县在天津地区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天津地区强烈要求保留这三县，即使它们成为飞地也在所不惜。然而，天津市在获得五县后，用地和水源需求已得到满足，且与北京连通，于是对这三县失去了兴趣。北京尽管地理上距离更近，但没有兼并它们的意向，认为现有的1.6万平方公里已足够，因此这块飞地得以保存至今。
为了彻底与天津市划清界限，河北省在1974年将天津地区更名为廊坊地区。由此，三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这片飞地被称为廊坊北三县，简称北三县。
河北省虽然成功保住了北三县，但在管理和开发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除了缺乏陆地通道外，这与河北省的投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关系。河北省更注重省会石家庄的建设，以及对保定、唐山、张家口等政治或经济重镇的发展，对于紧邻京津的廊坊专区无暇顾及，更不用说北三县了。
作为北三县的行政上级，廊坊地区的战略重心并非聚焦于北三县，而是集中于其治所——廊坊镇。尽管廊坊曾为安次县下辖的一个普通镇，后逐步升格为县级市并进一步成为省辖地级市，但相较于区域内其他县份，无论是在行政地位还是经济人口规模上，它并未占据优势。鉴于自身资源有限，廊坊地区难以对北三县进行有效投资与发展。
河北省及廊坊地区对北三县的关注不足还有另一层考量：担忧这些区域未来可能被北京或天津纳入版图。历史上，这两大直辖市已从河北省划走了约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北三县的态度似乎更多地依赖于两市的意愿，尤其是地理位置极为接近的北京。
实际情况是，北京与天津正忙于整合新获得的土地资源，对北三县无暇顾及。而处于京津之间的北三县，因地理位置敏感，存在被任意一市吸纳的可能性，这也导致两市均不愿在此投入过多精力与资源。
北三县，位于河北省的一隅，长久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实体。尽管地理位置邻近北京和天津，但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并未能与两大城市形成有效对接，反而出现了发展上的断层。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一些地方的道路建设未能实现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所谓的“断头路”，这无疑加剧了区域的孤立感。
历经四十年的变迁，北三县融入北京的议题不断被提及，但直至今日，这一目标仍未实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北三县不在北京的城市扩展范围内，使得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房价方面，北三县与毗邻的北京通州区形成了鲜明对比。通州作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其房价已经攀升至每平方米五万元以上，而北三县的房价则不足一万元。这种价格差异吸引了大量北京居民及外地人口前往北三县购房租房，尤其是燕郊地区，因其临近北京的地理优势，已成为中国知名的“睡城”。
在经济层面，北三县受到了北京强大的辐射效应。北京的公共交通服务已经延伸至北三县，许多当地居民使用北京的固定电话，街道上行驶的车辆多为北京牌照。这种现象表明，尽管行政划分明确，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北三县与北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至于不熟悉情况的人可能会误以为这些地区隶属于北京市。
北三县依托北京庞大的市场，已明确各自的经济发展策略。香河县作为全国第三、华北第一的家具生产基地，每年为北京提供大量家具产品；大厂回族自治县则供应了北京70%的中高档宾馆所需牛羊肉；而三河县被誉为“京东硅谷”，聚集了众多新兴互联网企业。
尽管曾被视为河北省的边缘地带，但北三县通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领域超越了省内其他地区。2022年，北三县总人口达到130万，GDP达1021亿元，人均GDP为7.9万元，明显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5.7万元）。其中，三河市表现尤为亮眼，拥有77万人口和610亿元的GDP，在全省范围内位列前三。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三河市在廊坊乃至整个河北省内均展现出最强的竞争力，并且其发展潜力在全国范围内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廊坊市的固安县，在全国县级单位中排名第10位。
近年来，北三县与京津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随着2022年底京唐、京滨城际高铁项目的顺利竣工以及北京地铁线路向该区域延伸的计划推进，这一趋势预计将进一步加速。
在2020年，北京通州与北三县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显著加速，具体体现在“四统一”原则的正式实施上。这四大统一措施包括规划、政策、标准和管控的一致性，旨在加速北三县融入大北京生活圈，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河北方面同样积极响应，通过河北省发改委去年出台的政策，推动北三县与通州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并计划成立京冀联合管理机构以促进示范区建设。廊坊市也为北三县制定了特定落户政策，以吸引更多人才落户。
作为中国最大的省际飞地，北三县曾两次错失与京津深度合作的机会，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遗憾。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北三县与京津的融合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示出区域一体化的巨大潜力和积极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