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和广西合称为“两广”，两地在地理上接近，文化相似。从百色到南宁、梧州，再到广州，社会文化面貌几乎一致。省界并未阻碍广州与南宁人用粤语交流白斩鸡、肠粉的制作方法。古代两广长期属于同一行政区，直到宋朝才正式分为广南西路（广西）和广南东路（广东）。明朝设省时，将海南岛、雷州半岛及广西所有海岸线划归广东，使广西成为内陆省长达500多年。
在新中国时期，广西重新成为沿海省份。1952年，通过交换，广西用一个位于内陆的怀集县换取了广东沿海的合浦县、钦县、防城县、灵山县及北海市，共计约1600公里的海岸线。这一交易相当于广西用3000平方公里的内陆山区土地，换得了2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土地。这次交换导致广东和广西上百万人的户籍“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打破了广东对岭南海岸线长达五百多年的控制。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钦北防地区经历了两次改属：1955年划归广东，1965年又划归广西。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两广省界。那么，为什么在稳定了500多年后，广西会以一个内陆县换来广东近海的四县一市呢？这背后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属于百越文化区，西瓯和骆越先民是两广的土著居民。秦朝时期，这些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然而，秦朝很快灭亡，岭南地区独立为南越国，其疆域大致覆盖今天的两广，并与汉朝对峙。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两广之间的界限一直模糊不清。
汉朝在征服南越国后，在岭南地区设立了交趾刺史部，其治所位于梧州（苍梧县），对该地区实施了统一管理。由于岭南幅员辽阔，历代王朝对其东部和西部的开发程度有所不同。从东边的广州（南海郡）到中部的梧州，再到西边的南宁，这一带河流众多，地势平坦。而岭南西部则山高林密，气候炎热，北方汉人移民多定居于东部，较少前往西部。
唐朝时期，岭南地区的民族逐渐分化，越往西土著部族越多。以南宁为界，最西边基本是土著部族自治的羁縻州，为了方便监管，唐朝便在羁縻州之上设置安南都护府。南宁附近则是羁縻州和流官治理的正州夹杂，东部则基本为正州。从秦朝到唐朝，两广一直是一个一级行政区，没有明显的行政边界。即使是唐朝灭亡后形成的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两广一带依旧自立“南汉”，成为十国之一。因此从秦汉到南汉，无论是大一统还是割据时代，两广都是处于一个一级行政区。
两广分家 宋朝时，岭南地区以梧州为界，划分为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正式形成两广分家的局面。广西拥有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占据岭南地区超过一半的海岸线。元朝时期，设立行省制度，广西属湖广行省，广东大部分在江西行省，两广继续保持分治状态。
元末，由于海盗侵扰，明朝将海岸线划归广东，广西变为内陆省。这一大规模省界改动与当时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元初，由于京杭运河年久失修且堵塞，元朝决定开发海运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海运的开辟使元朝推行了“雇佣包运制度”，促使东南沿海居民广泛参与航运。据记载，一次粮运动用的船只多达1500余艘。元末，部分海员演变为地方势力的海盗，并与从事走私及劫掠的日本“倭寇”时有联合登陆侵扰。学者刘鹗形容广东沿海一带风涛险恶，是盗贼聚集之地。
明朝虽在1368年统一南方，但海盗仍保持武装力量，与陆上叛军和“倭寇”一同骚扰沿海地区。每当明军到来，海盗便迅速散去。为此，明朝在同年4月决定将岭南沿海划归广东管理，设立大量海防卫所以抵御海盗侵袭。同时，怀集的行政区划也有所调整。
平乐府治所（平乐）离怀集较远，于是怀集地方官带着印信前往更近的梧州府治所（苍梧）投奔。当时，统一广西的明军将领杨璟驻地在苍梧，因此怀集县在1376年归属梧州府管辖，成为其“行政飞地”。
由于国防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广东获得了岭南所有海岸线，而广西则成为内陆省，这一格局保持了五百多年。 两广分化 省界稳定后，广东拥有海岸线的优势显现出来。16世纪末，明朝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合法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丝织品出口大幅增加，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清朝虽短暂开放过几次海禁，但在乾隆帝之后实施更严厉的海禁政策，仅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中国的丝绸主要通过广州出口，东南亚、欧洲和印度的货物也在此交易。广东凭借数百年的沿海贸易，成为中西方的重要贸易枢纽。同时，广东沿海地区的居民纷纷出海，形成了“下南洋”的潮流。由于变成内陆省，广西山林密布，土著部族众多，明清时期统治者的主要政策是先求安定，再求发展。
清朝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后，明朝残余的永历政权仍依托广西深山进行抗清斗争，直至1661年。清中期，由于地方官腐败，广西的壮族、瑶族和黎族等部族以及汉人经常发动起义。此后，从广西发迹并席卷半个中国的大规模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战火不断。 到了清末，两广省界已维持约五百年，两地经济差距巨大。1909年，广东财政收入约为2000万两银（不含海关与债务收入），而1911年广西财政预算收入仅447万两银，支出却达到584万两银，入不敷出。
民国时期，广东和广西的经济并没有完全独立发展。广东商人更愿意溯西江而上，沿着西江进入广西梧州。
这一时期，东南亚等地的广东华侨纷纷回省投资，广东民族工商业遍地开花，侨办的东南亚进出口商行每年贸易额总值一千万元以上。而广西则受制于兵祸连年、无沿海出口和内陆贸易的萎缩，南宁和梧州作为广西的两个主要商埠，大部分行业都是亏损状态。
广西的内陆环境也培养出当地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特点。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便是狠抓军事和社会组织，把广西打造成民国的“模范省”。当时广西发展政策的核心便是“自卫、自治、自给”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桂系部队的战斗力也是声震全国。
梧州因西江水道的便利，成为民国初期广西的经济中心之一。广东商人在此投资建厂，并深入南宁和百色地区进行货物交易，使得粤语在西江两岸广泛使用。广西的农产品如大米、食用油等成为广东的重要消费品来源。两广之间的经济互补和人文交流紧密，正如王士俊所言：“东西两广，虽分二省，其实共为唇齿之邦。”广东商人在南宁和百色修建的粤东会馆至今仍是当地著名景点之一。
1950年，张云逸成为新成立的广西省首任主席。他意识到，在海上贸易时代，广西作为内陆省份面临着发展限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省将原廉州府地区划为“钦廉专署”。当时广东省主席是叶剑英。两人在革命时期合作多年，感情密切。叶剑英支持张云逸关于广西需要沿海地区求发展的提议。1951年，广东钦廉专署（钦州专区）委托广西代管。作为“失去”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补偿，怀集县委托广东代管。第二年，钦州专区和怀集县分别正式成为广西、广东的一部分。
时隔五百多年，广西又成为沿海省份。这是双方省界第二次大变动。 第三次省界变动很快便来临。1955年，东南沿海局势越发紧张，先后有一江山岛战役、台山海战等。为巩固国防，方便调度，广东于1955年再次拿回钦州专区，广西又变回内陆省。
1965年美国将越南战争扩大化，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援越物资是通过海运到达北越。小规模的海运没有把海运运费低、隐蔽性好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而且越南与广东距离远，沟通不便。
1965年，钦州专区重归广西，成为海上隐蔽运输的主要港口。这标志着两广省界最后一次变动。援越物资通过伪装的商船或渔船从防城港运往越南海防市，再分发至各地。这条航线被称为“海上胡志明小道”，防城港逐渐发展为广西主要出海口。
八九十年代，经过多次行政区划调整，钦州专区最终拆分为北海市、防城港市和钦州市。广东肇庆从地区改为地级市后，怀集成为肇庆市的一个县。这些变化至今未变。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成为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大省，而广西经济则相对滞后，两省经济发展差距显著。2021年省份GDP排名中，广东位列第一，广西排名第19。因此，有人认为广东用沿海地区换取一个内陆县是“亏大了”，而怀集县则是“赚翻了”。
广东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珠三角地区，而非珠三角的粤东西北发展相对滞后。广西通过“换地”获取钦北防三市后，重点发展沿海经济带，沿海三市经济增速较快。
作为广西唯一的出海通道，钦北防三市属于北部湾经济区，2013年便建有直达南宁的高铁，早于粤西湛江、茂名通广州的高铁（江湛铁路2018年开通）。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的提出，未来更多西部省份物流将通过广西进出，为沿海三市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2020年，北海和防城港人均GDP及可支配收入高于邻近的湛江和茂名。纳入肇庆后的怀集县也成为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获得发展机遇。
无论觉得“亏”还是“赚”，这些感慨多源于两省经济差距。广东在富裕的同时积极帮助广西扶贫，体现了“两广一家亲”的精神。
怀集和钦北防在广西和广东之间的归属频繁变动，导致“一家代代不同省”的现象。尽管两广之间存在经济差距，但无论是成为广东人还是广西人，两广文化相亲、地缘相近的关系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