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晚清民国一所女子中学的生活,纪律严格,只有周六下午能出校

文化   2024-11-14 07:14   浙江  

著名作家庐隐、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亚美、翻译家齐宗华、海洋地理学家王颖……这些光芒四射的女性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烙印,那就是慕贞校友。

1876年,慕贞的学生与舍监。

“古城古校慕贞,悠悠天地共含芬。”在近代北京历史上,慕贞女中可谓书声琅琅、书香悠远。1872年,两位美国女士班美瑞(Maria Brown)和博慕贞(Mary Porter)来到北京,创办了一所专收女孩子的小型学校,校址坐落在崇文门孝顺胡同,班美瑞担任校长。

一年后,班美瑞因结婚脱离校务,博慕贞接任校长,时间长达10年。由于她在任期间使学校不断壮大,学生增加到100多人,继任者将学校定名为慕贞书院(Mary Porter Gamewell School),以表彰她所做出的贡献。

1886年,慕贞的建筑。

慕贞早期课程包括宗教、国文、算学、天文、地理等,学制无所谓几年,学生到18岁就毕业,1918年发展为完善的中学,便被称为慕贞女子中学,另附设小学。

晚清社会依然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辞,这种礼教观念阻碍着女孩走出家门求学,因此慕贞招生并不容易。为了吸引生源,学校不得不抛出优厚条件,比如免学费、免书本费,提供食宿和衣服,发放回家的路费。受这些物质诱惑,前来求学的学生多为贫寒家庭的女儿,甚至是孤儿、乞丐。

学生上学的动机不单纯,提不起学习兴趣,中途辍学现象司空见惯,读到毕业的寥寥无几,甚至有人领取了新衣服之后,就悄悄离开学校。根据校刊记载,直到1903年,学校才有人正式毕业;清朝灭亡之前,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也只有7人(1905年)。

1907年6月,慕贞毕业生。

缺钱,一度困扰着慕贞的校长们。虽有来自教会的拨款和募捐,但根本不够用。早期办学条件可谓艰苦,校舍只有平房三间,学生的膳食也很粗劣。1908年,庐隐在慕贞就读,给母亲写信诉说学校生活清贫苦楚,每天的伙食都是“难以下咽的老窝头、老米饭和唯一的咸菜”。

从简陋的学校升级为京城名校,与慕贞广开财源密切相关。1900年,学校在庚子事变中灰飞烟灭,不过因祸得福,从美国获得部分庚子赔款,1903年新盖楼房,扩建了校园。在此之后,历任校长也更加重视开辟国内外的募捐渠道,使其成为学校岁入的稳定来源之一。

1909年,慕贞校园(画面右侧的楼房)。

庐隐曾说,慕贞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而进入民国后,学校逐渐向学生收费,而且费用不菲,彻底转化为贵族学校。此举一方面保障了办学经费,另一方面使得生源素质大为改观。

20世纪30年代,每生每年所缴纳的费用达119元或99元(膳费可选甲、乙两个档次),此外还有其他杂费。这基本上对平民之家的女儿关闭了校门。要知道,骆驼祥子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不吃不喝,也只能勉强供一人在慕贞上学。那时候的学生,要么来自富商之家,要么来自军政官员之家,工农出身者屈指可数。

慕贞1903年建成的楼房。

1925年,受当时北洋政府推动,慕贞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1928年起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中国籍教师也逐渐增多,1931年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课程按国民政府要求设置,有国文、英语、数学、理化、生物、党义、人生哲学、史地、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等。

1920年,慕贞的几何课。

慕贞的校规校纪“严”字当头,素有“模范监狱”之称。在校生每天六点起床,不得拖延,上课前把宿舍收拾整齐,力求清洁卫生;七点五十早会,然后上课,下午五点放学,在此期间除了午休,概不准进宿舍;晚上自习,九点熄灯就寝。平日严禁出校,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出去走走。学校在学业、操行、卫生习惯等方面,都有细密的规定,来评价每一个学生。

1920年,慕贞的地理课。

学校的考试种类繁多,学业考试分为平时考试、月考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补考、特考等。考试90分以上为甲等、80分以上为乙等、70分以上为丙等、60分以上为丁等,60分以下就需补考或重修课程。

平时考试由老师逐日考察学生的勤惰,以三分之一的比例计入月考成绩,而月考成绩又以三分之二的比例,计入学期考试。这样一来,学生每天都勤学苦读,不敢懈怠。如果成绩长期不佳,会被勒令退学。

由于管理与教学都很严格,慕贞的毕业生成绩好、能力强,大部分人考上了大学或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1920年,学生们在打球。

尽管学习压力大、纪律严,但是校园的气氛并没有让人感到压抑,而是非常温馨。比如,校长郑乃清独创了“姐妹节”,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每位初一新生都要与一位高中生“相认”,结为一对姐妹。接下来的一年里,姐姐要从辅导功课到照顾生活,对自己的妹妹尽责。这个小节日成为慕贞的传统,在校内营造了亲近友善、互帮互助的氛围,所以慕贞的学生相处和睦,关系融洽。

1920年,学生在读报。

慕贞以“养成健全人格,培植职业知能”为宗旨,致力于推动男女平等,鼓励女孩子关心时局,关注国家大事。和男人一样,她们目睹国家内忧外患、饱受侵凌,心中激起浓厚的爱国热忱。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五四、一二九抗日救亡等历次运动中,均挺身而出,汇聚到革命洪流中。

1933年3月14日,慕贞组织全校师生赶制卫生包,两日夜做成3万余个,送给长城抗战前线的将士;师生还利用休息休假时间缝制棉被和单褂裤,送给北平及通县的伤兵。

1920年,学生在课堂上练习书法。

1941年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一个叫山上的日本军官控制了慕贞女中。学校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上暗流涌动。日军强迫学生学日语,但学生进行“软”抵制,全都敷衍了事,考试三心二意,校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

面对一叠不及格的日语试卷,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日语翻译官洪达没有责怪,反而关上教室门窗,给学生们唱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像洪达一样,教师王栋岑,学生郑孟平、唐晶秋、潘玉纯等也是地下党员,坚持在校内开展斗争。

1934年6月9日,《北洋画报》头版刊登慕贞女生吴凌云肖像。

面对残暴日军,慕贞师生铁骨铮铮,展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民族情怀。就此而言,慕贞培养独立女性的宗旨,毫无疑问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慕贞女中也发生了蜕变,于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从此变私立为公办,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1968年实行男女合校,197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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