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文镇东坑村当年仅有20户人家的小村庄，而我们家却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吴钟文与原配符群英、续配王舜华前后养育了五男五女十个儿女。吴毓杨排行老三，乡里及晚辈都叫三哥。他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村长（队长，含付队长）过去叫生产小队队长、后改称村民小组组长，简称村长。
上头千根线，基层一针孔。形象地喻示最基层的乡村治理之关键与不易——大政方针都要经过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贯彻落实。
好客无奈误了初升高
从我懂事起，听到的关于三哥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青少年的他就热情好客。1962年暑假，琼文中学初中毕业的他正在家里复习备考“初升高”，由于我们村紧挨着琼文岭，亲戚同学，包括母亲娘家伯爹的小儿子王永绥等几人借宿我们家。
几位同学住一起复习备考是好事，但总要有人操持一日三餐，毓杨身为主人当然不让，禀性热情好客的他包揽下来……当年用木柴椰叶稻草煮饭烧菜很不容易、也很费时间，而时间对应考者来说是多么宝贵。结果可想而知：来住宿的客人大多考上高中，而在厨房灶前张罗不休的主人却落榜了。这也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当年高中毕业生也是人才呀。
其实，不要怪或笑那时傻，当年的同学情不但淳朴敦厚，而且仿佛天经地义。主人宁可委屈自己，也不能怠慢客人，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过了十多年的1978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家复习准备高考，有一名同学借居与我同睡旧式的铺半眠床。临考前这位同学的老乡突如其来借宿，也参加高考。我没办法也毫不犹豫地让床——自己到邻居家的木沙发睡，被蚊子叮咬两夜，在决定命运时候休息不好，那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我竟然考入围了。同样令我终身难忘的还有那两个应考的早晨：我们刚起床，父亲从街上买回三个白花花大包，放在书桌上，热气腾腾的——老人家热心肠啊！
当年乡村，性格敦厚的乡民，不图回报，但求问心无愧。为人处世，单纯没心机，真诚相待，与人方便，甚至于不惜委曲自己。
然而，也应验了那句话：上帝关了一扇门，又为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善良在乡下务农，踏踏实实干，也能闯出一片天地。由于积极肯干，很快被选定为生产队仓库保管员，次年，被提拔为生产队付队长。那年刚好19岁，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已是身兼重任的生产队干部。
生产队虽小，男女老少合起来约百人，劳动力仅几十个。但分为两个自然村加上会文墟上八户共三处；耕种东坑、宝坑、孟昌等一百多亩水田，还有好几处山坡旱地。而且，春播秋收，水利工程、仓库肥料、耕牛饲养、牛车拖车牛、派工分摊、通知家家户户，邻里纠纷调解、大事小事千头万绪……
正由于有热心肠、公益心、为人正直，勤学苦练，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胜任了生产队干部，得到乡亲们的信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应验了那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时代、家庭背景、个人禀性（选择）三种因素的交织、融合决定了成长的路径及其命运。
特殊时期全村“红海洋”
特殊时期开始，破四旧后，营造“忠字红海洋”——村里所有的正屋四面墙、路边巷子里横屋、围墙
都要印领袖画像或写上语录标语。
具体如下：
正屋前后大门两侧，要印或写上斗大的公、忠两字，下方均画上“红心状”的图标；两侧窗户的墙上写着大标语；山墙上端印着领袖头像，下方写着一段语录或一行标语。全村几十间正屋，还有难以计数的横屋、围墙、小巷，皆不能留空白。
三哥有美术爱好，又是村干部义不容辞挑起此重任。我不时在高高的施工手脚架上，描摹或印拓领袖画像、用铅笔或粉笔、三角尺在墙壁上打美术字标语草稿，然后用毛笔蘸一种红色矿石磨制的、用水搅拌的红漆描涂。在烈日下，手脚架上一丝不苟地描涂，很不容易。
那时候，按上面要求：“最新指示传达不过夜”，就是生产队广播站要连夜广播，有时还要写在墙上。组织男女老少举着灯，一笔一划用红漆描画，我曾亲睹并参与，古墙前，乡亲们一丝不苟地描画；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着一副副认真虞诚的脸庞。：全村多少面各种各样的墙，上面描涂了多少条标语、语录，连公厕的墙上也不漏。
会文墟至烟墩、至白延等公路两边，每隔几百米就建设一个约一人高、四平方米的砖砌白灰批档的“语录牌”。上面用凸体浮雕的美术字刻上语录，白底红字很精致醒目，各生产队派会“砌砖灰工”上“红海洋”工地。
那年月，强调政治挂帅，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营造“红海洋”的同时，生产队的各项生产工作不能耽误，毕竟民以食为天。生产队虽小，但事务千头万绪：从分派工到耕牛各家各户“轮养”；从仓库管理到牛车使用；从水田除草到坡地种花生番薯；从施农家肥到化肥；从秋收稻谷到晒谷上交公粮；从收获农产品到分配各家各户；从参与公社、大队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维修，到本生产队的农田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
一年到头早出晚归，忙完生产队农活，又要兼顾自家的自留地……回首往事如烟，青春献给乡村，经历了风风雨雨，艰辛岁月随风飘逝。然而，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就像那些“红海洋”时期的标语，虽经半个多世纪时光的洗涮，仍然在一些古屋旧墙上保存下来，成为难以磨灭的印记，那个时代乡村的记忆。
那时被误会的打笃声
1968年夏季某夜，一场枪战武斗突如其来，三更半夜在会文墟街口爆发。井派约几十人武装分子潜伏原公园南侧围墙，以波浪状围墙为屏障，企图攻占一箭远的、设在粮所加工厂古楼顶上的制高点，从而从会文墟东街口进入。
那天深夜，我在梦里被激烈的枪战声惊醒……呯……瞿……纠纠，子弹在夜空中穿梭，那尖利的呼啸声犹在身边——我们村离“战场”仅约百米，当夜，少年的我身临其境。大人叫我们赶快趴床底，我既惊恐又有点兴奋——这不是电影里的枪战情景吗？间或几声“轰隆”的手榴弹爆炸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枪战持续约一个钟头，黎明前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听说有流弹从天而降，洞穿正屋老瓦，幸未伤人。而败退的井派乘夜色逃遁深山老林……不久，天亮后，吊在村口老海棠树上的“笃”响起上工的“笃笃”声，那是三哥按时如常的打笃。想不到被供销社仓库的一位“联派敏感者”，举报“打笃”有告知井派撤退的嫌疑。
然而，败者在“笃声”响起之前早已撒退；上工的打笃声很正常，况且，打笃通知社员下地劳动是贯彻落实“抓革命、促生产”，何错之有？，此事虽不了了之，但也反映了在那个特殊时期，动辄上纲上线的事屡见不鲜。
当年，为了“革命、生产两不误”，生产队原设的队长、付队长，相应改为“管政治工作”的队长与“管生产工作”的队。那时三哥管生产，负责打笃等具体工作，于是，惹上麻烦虚惊一场。多少岁月后，回想起来心有余悸又啼笑皆非。
那时，提倡“日干三刻，夜加一班”。身为分管生产的队长，既要以身作则，又要张罗拉电线到田头，或点“汽灯”以照明夜战。同时，还要准备夜宵——那年月乡民肚子里没油腥，日干三刻后夜加一班，总不能让人饿肚子。当年读初中生的我，也参加几次夜战，有一次，品尝到两指大的乌贼章鱼干煲米粥，那咸腥味过了半个多世纪仍回味无穷。
记得当年，我们生产队劳动日值两毛钱，据说属于中等水平。收入底，乡民要维持日常的开支，离不开经营自留地。幸好，我们村紧挨着会文墟，有种菜卖菜的优势。因而，三哥不但管理生产队的事务，还要与父母亲、兄弟一起，起早贪黑打理自留地。那年月，没有自留地的收入，也就没钱买“饭配”，买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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