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追捕》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期在我国放映，曾风靡一时，其轰动达到现象级——影片中扮演检察官杜丘的主演高仓健“冷酷”形象，成为时髦青年趋之若鹜的偶像……近日，重温老片，又偶尔看到当年被删减的片断——除了男女主角炽烈缠绵等少儿不宜的镜头外，男主角被追捕，顺手拾起别人家的鞋穿着逃跑的镜头也删了——理由据说是有损于申张正义的英雄形象。
似曾相识的为贤者讳的传统观念，以及“高大全”、“三突出”……令我鬼差神使般联想到法国影片《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那是我在华南师大读书期间观影无数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留在记忆里并不是宫廷的勾心斗角、浩大战争场景，而是两个细节：一是待从为拿破仑量身高时，矮巨人偷偷踮起脚尖；二是戎马倥偬的拿破仑见缝插针密会情妇，被老情人约瑟芬现场搜到物证，哭闹不休。拿破仑劈头盖脸一句：不要跟踪监视我，妨碍我自由，你即将当皇后，我是爱你的！但你要宽容……边说边拥抱亲吻约瑟芬，老情人的软硬兼施下，约瑟芬感动得泪眼婆娑、颔首默认……影埸上传来一阵轻快的笑声。
那是1980年深秋，我们刚跨入大学校门、登上象牙塔，一个天之骄子的赏心悦目的夜晚……同学们从宿舍里提着方木凳子，聚集在校园礼堂旁边的大草坪上，观赏宽银幕进口大片。令我惊诧莫名的是影片毫不忌讳地描述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的风流轶闻趣事。拿破仑——法兰西的骄傲、近代伟大的军事家，名字如雷贯耳，威震欧罗巴，在生活中竟然无异于花花公子。困惑不解而又难以忘怀。
两部电影对主人公若干细节“一隐一显”耐人寻味，既有“英雄观”的审美差别；也有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差异。影片既展现拿破仑的雄才大略，也揭示其人性弱点。大人物肯定有“超人”的一面；也难免有常人的一面，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儿女情长，英雄也有“气短”之时。人是“立体”——有不同的“侧面”，因而，人性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是非黑即白那种“单向度的人”。
人是万物之灵，但又有与生俱来的灵与肉冲突。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就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兽性，所以总是只能在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或兽性的程度上差异”。兽性即动物性，人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与动物性的疏离。然而，却永远不能摆脱“肉体的动物性”的羁绊——“肉”是“灵”的载体。因此，没有灵魂即如行尸走肉；而肉体湮没的灵魂则是幽灵。既要充分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又要正视人源自于动物界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人永远不会成为“神”。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就是说只有达到圣贤的至善至美境界，才能超凡脱俗而没有“过”的瑕疵；俄罗斯有一句“极致”的谚语：最老实的人也偷过一次小猪。谚语以夸张的修辞泛指人身处俗世私心杂念难免。“偷小猪”只不过是一个类举比喻；从宗教角度看，即使是一闪而过的恶念亦属罪过。
理解、包容英雄人物的不足和历史局限之处。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有文章指摘鲁迅的性格缺陷：多疑、敏感、刻薄。佐证是“杨树达事件”——鲁迅认错人引起误会并撰文讥讽，了解实情后专文表歉意。鲁迅并非“完人”，也不是传统观念里的“圣贤”，其对中医、京剧等的见解有明显的个人偏见。但鲁迅的伟大就在于“我的确时时刻刻在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已”。鲁迅的反思、自省与其尖锐、洞察一样深刻，不是时下赶潮头、蹭热度的评论家所能理解的。
人要有自知与知人之明皆绝非易事。前些年，京城某作家以鲁迅没有长篇小说而质疑其文豪之名；台湾名学者李敖对鲁迅其人其文颇有微词，并自夸为五百年来白话文写作第一人……这些言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不仅是作家、而且是被誉为“民族魂”的中国现代卓越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代“文体家”。
不久前，我在海口听到一则趣闻：有几位心气颇高的文人，放言要创造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作品其语言简洁古朴又不乏深刻生动，就是一种难以摹仿的“新文体”。也许，权当上述的业余写作者开玩笑吧，要不，可真是无知者无畏呵。
不自量、不自省的人既可悲又可怜。比如，某高校一位教师，也许是长年教中国古代文学，更可能是其性格缘故，很崇拜《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把其名言“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引为座右铭。一介书生，竟怀枭雄之心，为人处事颇有几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心态。其津津乐道曹操的“枭”一面，而忽视其也许是更重要的“雄”的另一面。
曹操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单挑其雄才大略方面描述是一个曹操；专捡其厚黑狠一面来写又是另一个曹操。历史中的曹操是上述两者的“合体”，不能以绝对化的取舍“割裂”——隐其弊彰其善或反过来，皆失之片面。
曹操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常言道的：时势造英雄。这是至理名言。一百多年前，普列汉诺夫在其名作《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把“时势”与“英雄”之间的关系阐述得非常透彻：时势造就了英雄，英雄顺势而为，在“推波助澜”时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
由此可见，三国时代如果没有曹操这一“枭雄”，则大为逊色。至于，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非曲直，当时与千年后的今天评价的标准肯定有别，甚至大相径庭。衡量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或超前性，则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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