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听到无数关于新公司的介绍，过去一年，无论创始人是谁或产品是什么，在会谈的前五分钟内几乎总有人会提到“人工智能”。

AI无疑是一项变革性技术（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为什么）。未来将会有AI公司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像光纤电缆或智能手机那样的巨大升级。但是，AI作为一个流行词的突然普及，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商业潜力。

普通投资者并不是整天都在寻找最好的新公司，他们寻找的是在社会认可的技术领域内的最佳公司。二十年前，这个领域是电子商务；十五年前，是社交网络；十年前，是共享经济；三年前，重点是游戏和加密货币；而现在，风口则是人工智能。

这种“跟风”行为并非没有害处。

一个行业高潮往往出现在该领域的“头部”公司获得投资并且走红，通常这时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寻找赢家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这是风险投资的现实。而投资者的“跟风”行为忽视了这个现实，结果不仅限制了基金的回报，还使许多具有潜力的公司因为“不符合潮流”而得不到资本的青睐。

以防务技术领域的热潮为例，这股热潮主要源自Anduril的成功。Anduril是由Founders Fund合伙人Trae Stephens和团队创立的一家为政府开发监控、武器和情报系统的公司。

2017年，当Trae Stephens创立Anduril时，防务技术的吸引力几乎降至谷底。在此之前，公司联合创始人Palmer Luckey在16岁时创立了虚拟现实设备公司Oculus，五年后以2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Meta（原Facebook）。这是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天才表现，然而即使如此，Anduril依然遭到了媒体的讥讽和投资者的质疑。

反对的理由多种多样。有人认为，政府合同市场由少数几家大公司把持，依靠强大的游说力量，很难突破其垄断。而X世代和千禧一代的投资者对大国冲突几乎没有记忆，认为严重的国家间武装冲突已经成为过去。此外，一些潜在投资者坦言，他们担心与军方的合作会影响在中国的业务前景。谷歌取消与五角大楼的AI无人机合同就是个例子，表明硅谷对那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技术项目十分敏感。再加上Palmer因支持特朗普而被Facebook开除，一些知名投资者因此对与他合作犹豫不决。

然而，时至今日，Anduril的估值已超过100亿美元，防务技术的热潮也随之而来。2014年，防务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额仅为2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60亿美元。投资者将Anduril的成功视为防务行业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证明，现在他们希望能找到下一个Anduril。但事实是，这波热潮中，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像Anduril这样规模的公司。

防务技术，和所有科技领域一样，受“幂律法则”支配：即便行业已经成熟，一个首发企业仍然会占据绝大多数利润。开创新投资类别的公司通常能够保持领先地位。网络效应使得首发企业具有累积优势，竞争者很难将其撼动。这一动态对风险投资有着深远的影响，意味着当一个行业成为热潮焦点时，投资的黄金机会往往已经过去。投资者应当寻找的是那些能够创造热潮的公司，而不是跟随潮流的公司。

以Uber为例。十五年前，Travis Kalanick和几位朋友受够了旧金山昂贵且肮脏的出租车服务，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用于雇佣豪华汽车。这就是Uber的诞生，它使得曾经难以想象的按需打车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

Uber不仅是一只“独角兽”，它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投资类别。Uber的成功触发了可预见的风险投资热潮，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涌入了数十家新竞争对手。为了扩张，Uber不得不在几乎每个美国大都市地区与监管体系作斗争，这些体系由出租车协会严密把守，眼看着他们的垄断权力逐渐化为乌有。

然而，十五年后，Uber仍然是这一领域的主导者。其1620亿美元的市值是其后排名十家竞争对手市值总和的三倍。这清楚地表明，尽管热潮会引发大量跟风者，但真正的“第一推动者”往往会在长期中保持主导地位，远远超越竞争者。因此，风险投资者若等到一个行业热潮来临时再加入，已经错失了获取巨大回报的机会。

这就是“幂律法则”，并且它在各类产品类别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以Coinbase为例，其470亿美元的市值是排名其后十家加密货币公司的总和的两倍多。SpaceX的市值达1800亿美元，超过排名其后二十家太空公司的总和。而Meta的市值高达1.2万亿美元，是其他十几家社交媒体公司市值的两倍还多。

在风险投资领域，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幂律法则”下的公司，它们才是为基金带来回报的关键投资。如果风投公司盲目跟风，只向热门领域投钱，那实际上是公然违反了这个行业的“铁律”。一旦某个领域变得足够成熟，吸引了大量的热潮关注，新的投资机会就已经消失。此时，只有那些依靠幂律法则保持领先的公司，才能继续占据大部分利润。

跟风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忽视了那些不符合潮流但却极具天赋的创始人。毫无疑问，现在可能有像Palmer Luckey这样天才的创业者正因为没有专注于AI或防务技术，而被投资者忽略。跟风文化拖慢了创新的速度，因为它让那些致力于真正改变世界技术的企业家得不到资本支持。

此外，还有一个风险通常不会在风险投资的Zoom会议、沙丘路（Sand Hill）的权力午餐或豪华会议上提及：热潮周期实际上拖累了创业者。由热潮推动的高估值可能成为负担，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前景。

最著名的创业失败例子之一——WeWork，正是这一动态的典型代表。该公司一开始的确拥有创新的策略，投入大量资金于设计、企业文化和设施，成功与那些长期以来定义共享办公的单调办公室进行差异化。这种品牌优势帮助WeWork迅速吸引了在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中自雇人士和小型企业。虽然这不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但确实是一个稳健的业务想法。

但在热潮周期中，单靠稳健是不够的。仅仅作为一家创新的共享办公公司是不足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当WeWork成为共享办公投资热潮的焦点时，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向市场证明其盈利能力。软银CEO孙正义曾著名地催促WeWork的CEO亚当·纽曼更加激进地追求增长——而纽曼本身已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大城市签订高价租赁合同。

在这种压力下，WeWork将自己锁定在不可持续的转租结构中。然后，COVID-19大流行让公司陷入危机，随着大量知识工作者转向居家办公，并且许多人没有返回办公室，WeWork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曾经市值高达470亿美元的WeWork最终在去年11月申请破产。

因此，风险投资应当关注创始人，而非单纯的行业趋势。这意味着要拒绝由热潮驱动的共识。要想获得可观的风险投资回报，必须脱离“跟风”思维，押注那些能够启动，而非跟随潮流的公司。

风险投资者不应使用相对标准来评估项目，比如“这家AI初创公司和其他AI初创公司相比如何？” 这样的相对优势对大型基金的回报几乎无关紧要。真正该问的问题是：

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重要，值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押注创始人才能真正实现风险投资的核心职能：通过为有才华的创始人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创造出能够提升现实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为投资者带来回报。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正是那些开创全新领域的公司，而非追随热潮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