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已成为硅谷文化中的一个引力中心，他并不频繁的演讲和文章被追随者和批评者广泛传播和分析。在彭博社记者马克斯·查夫金的著作《反对者：彼得·蒂尔与硅谷对权力的追求》（The Contrarian: Peter Thiel and Silicon Valley’s Pursuit of Power）中，查夫金认为蒂尔“负责创建了一种定义硅谷的意识形态：应不顾对社会的潜在成本或危险，不懈地追求技术进步。”蒂尔的追随者则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将他视为一个技术自由主义者，认为他将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科学进步，甚至救赎联系在一起。

蒂尔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他的商业成就上，还在于他思想的传播和对科技文化的塑造。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政治、全球化、经济和人性的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中常常引用圣经并提到他的已故导师、法国哲学家雷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哲学观点。他在硅谷的地位和观点，使得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像是一个思想领袖。

然而，蒂尔在硅谷的殿堂中却显得格格不入。他既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产品专家。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甚至马克·扎克伯格都有大量的粉丝，但没有人像研究蒂尔那样研究他们；似乎很少有人费心去探讨马克·扎克伯格商业哲学的知识根源。

一个科技行业的投资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彼得·蒂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德国到硅谷

彼得·蒂尔于1967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婴儿时期首次来到美国。1968年，他的家庭搬到克利夫兰，但后来又搬到了当时的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负责监督位于斯瓦科普蒙德附近的铀矿开发。蒂尔还是个小孩子时，他们返回了美国，定居在湾区的中产阶级郊区福斯特城。查夫金描述蒂尔的成长环境为基督教家庭，并称他的父母最终成为了“狂热的共和党人”。（蒂尔否认他父母是福音派或共和党人。）

数段搬迁生活让蒂尔总是显得有些冷漠孤僻，看起来闷闷不乐，没办法和周围的同龄人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他却毫不掩饰地展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控制权的追求：和伙伴玩棋盘游戏时，他就喜欢争取总设计师的角色，因为可以控制游戏的一切；学校里并不为自己“书呆子”的身份羞愧，反而高调地在毕业纪念册上写到“也许以后你会缩小一点点和我的差距。”；进入圣马特奥国际象棋俱乐部后，他的棋盘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天生会赢”。高中毕业时，近乎满分的SAT成绩和美国优秀学生奖的表彰无不昭示着蒂尔的才智和勤奋。

大学校园时期

1985年，蒂尔进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蒂尔总是那个“格格不入”的男生——与宿醉和喧闹的同龄人不同，蒂尔成为了八十年代典型的书呆子——一名才华横溢的学生、国际象棋选手和科幻小说爱好者，但也因此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他在大学发现了安·兰德（Ayn Rand），并被她的作品所吸引。蒂尔尤其喜欢吉拉尔的“模仿欲望”概念。吉拉尔写道：

模仿欲望意味着放弃自主性——让他人决定自己的欲望。根据这一理论，这种欲望会导致嫉妒、竞争、内讧和怨恨。吉拉尔还指出，这种欲望会导致暴力替罪羊行为，通过迫害一个群体或个体来预防进一步的大规模冲突，从而统一迫害者。蒂尔后来使用这一框架来发展他自己的政治、科技投资和文化理论。

1987年，彼得·蒂尔与他的高中朋友诺曼·布克在斯坦福大学创办了一个校园月刊《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在其他政治活跃的斯坦福学生为南非撤资请愿，并抗议大学建造里根图书馆计划时，《斯坦福评论》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保守派。查夫金指出，早期的期刊包括一篇关于“隐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派教授的头版故事；一篇对将非白人作者纳入西方文化课程的批评性专栏；以及一个奇怪的讽刺性性专栏《性变态的忏悔》，讲述了一个选择独身的异性恋年轻人的故事。艾滋病危机在湾区肆虐时，该月刊发表了反对“非自然形式的性行为”和“恐同症恐惧症”的论文。查夫金写道，当一名斯坦福高年级学生被指控性侵犯时，《斯坦福评论》发表了对强奸犯的热情辩护。

PayPal

1992年，斯坦福法学院博士毕业后，蒂尔在亚特兰大为一名保守派法官担任书记员，随后成为一家企业律师事务所的初级合伙人。他在这份律师工作上仅做了七个月便辞职，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衍生品交易员，并与《斯坦福评论》的朋友大卫·萨克斯（David O. Sacks）合著了一本关于校园政治的书《多样性神话》。他用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的钱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蒂尔资本（Thiel Capital）。

在向朋友Luke Nosek的网络日历项目投资 10 万美元遭遇失败后，他遇到Nosek 的朋友，23岁的密码学家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并投资了他的初创公司。一年内，蒂尔成为了列夫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叫Confinity，提供一种名为PayPal的转账服务。Confinity后来雇佣了四名前《斯坦福评论》的编辑和六名前工作人员。

蒂尔认为，这项服务具有革命性潜力：他认为数字钱包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侵蚀”。他曾夸耀，如果人人都能拥有口袋大小的“瑞士银行”，政府将无法调控经济，甚至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他想让所有人拥有匿名的外国银行账户，甚至利用灰市黑市的交易来获得PayPal的收入。这也正是后来影响硅谷颇深的“Paypal黑帮文化”的发源——20年后的比特币、元宇宙、NFT与其一脉相承。

PayPal曾与另一家由埃隆·马斯克创办的数字支付公司X.com共用一层楼。像X.com一样，PayPal也开始为新客户提供奖励——每位新用户奖励十美元，并为每推荐一位新用户也奖励十美元。由于PayPal未注册为银行，也不收集用户信息，查夫金写道，这使得它可以用于许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不支持的非法交易（如色情、赌博），这些交易后来被公司禁止。同时，列夫琴创建了一个eBay机器人，该机器人联系卖家，表达对其商品的兴趣，然后要求他们使用PayPal付款。（公司将竞拍获胜的物品捐赠给红十字会）借助这些伦理上有争议的技术——现在可能称为“增长黑客”——PayPal的用户群迅速扩大。

到2000年初，PayPal和X拥有大致相同的市场份额，但两家公司都在亏损。经过一些讨论，两家公司以X的名义合并，蒂尔任执行副总裁，马斯克任首席执行官。但几个月后，当马斯克在度蜜月时，一群高级PayPal员工发动了一场政变，威胁辞职，推翻了马斯克，并让蒂尔担任首席执行官。查夫金引用接近谈判的消息来源写道，一年后，当PayPal准备上市时，蒂尔以辞职要挟董事会为他增加薪酬和公司股份，并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将PayPal卖给了ebay的惠特曼。收购完成后，他发布新闻稿宣布辞职。蒂尔没有继续领导PayPal，而是计划创办另一个对冲基金Clarium Capital 。

在硅谷，避开规则、绕过法律、背叛商业伙伴、抛弃朋友的玩法在PayPal得到了发扬光大。或许正因为如此，公司早期的高管和员工被称为“PayPal黑帮”。2007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展示了一幅群体肖像，暗示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绰号。照片中，十二名前PayPal员工坐在一家餐厅里，他们的打扮像科里昂家族，穿着奢华的运动服，显得悠闲自在。马斯克显眼地缺席；蒂尔坐在中心位置，在整齐堆放的扑克筹码前，他高高的额头、深陷的蓝眼睛和淡淡的微笑，显得平静而愉悦。

在九十年代末，彼得·蒂尔主要因其在PayPal的工作而闻名；同时，一小部分人也通过他的公共写作认识他，包括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反对斯坦福大学“盲目”多元文化主义的抨击文章，以及在斯坦福杂志上发表的反对平权行动的文章（均与萨克斯合著）。

Palantir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蒂尔的兴趣和形象开始发生转变。911事件后，蒂尔“越来越关注伊斯兰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并变得对“移民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在他新成立的对冲基金Clarium Capital工作时，蒂尔资助了一个名为Palantir的项目，这个名字灵感来自J.R.R.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中的“全视之石”。该项目旨在整合和分析大量政府数据，从财务记录到手机记录。据报道，Palantir使用在PayPal开发的软件来识别犯罪网络和减轻欺诈；其理念是，如果该软件足够好，能识别洗钱者，那么它也可能识别恐怖分子。

“大家都认为这会违反某些911前的隐私规范，但在911后的世界里，这完全没问题，”查夫金写道。从那时起，外界一直很难了解该软件的实际效果：查夫金声称，至少在最初，Palantir的情报产品“实际上毫无用处”，“更多是一个演示而非真正的产品”。（蒂尔否认这种说法。）中央情报局通过其风险投资部门进行了投资，纽约警察局也是客户。2020年上市的Palantir，市值一度超过500亿美元。

Facebook

2004年，通过红杉资本的莫里茨，蒂尔与Facebook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结成了友谊。这位年轻、有进取心和有打破规则潜力的人显然非常对蒂尔的胃口。在帕克发掘出扎克伯格的想法之后，蒂尔一眼相中脸书(Facebook)，从他个人退休账户的收益中抽出50万美元投资，这也是Facebook首次从外部融资，当时对公司估值是49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蒂尔对脸书的投资最终转化为10%的公司股份，最初这笔钱却是贷款的形式进行的——除非在年底前使脸书用户的数量达到150万，并且使公司重组落户于宜商的特拉华州，否则扎克伯格将不得不偿还这笔钱。

施特劳斯时刻

同一时期，他在斯坦福组织了一场关于“政治与末日”的小型研讨会。蒂尔的贡献后来以《施特劳斯时刻》（The Straussian Moment）一文发表，其前提是911事件颠覆了“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整个政治和军事框架”，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础”。文章融合了各种思想家的观点，反思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结合保守政治理论家里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理念，揭示自由民主的不足，并引入吉拉尔的理论来诊断现代性。蒂尔写道：

“宗教战争被带到了一个不再关心宗教战争的地方，”

“今天，单纯的自我保护迫使我们所有人重新审视世界，思考奇怪的新想法，从而从那个被误导地称为启蒙时代的漫长而有利可图的智力沉睡和遗忘中觉醒。”

蒂尔认为社会契约已经显得不足，因为“西方”变得世俗、理性和资本主义，似乎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上连贯的报复方式来回应911事件。蒂尔引用了斯特劳斯的话，他写道，美国的伟大“不仅归功于她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习惯性遵循，也归功于她偶尔的偏离。”蒂尔写道，承认这种偏离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美国仍然可以利用无形的、不可问责的、非法的和超越司法的跨国权力渠道。最后，他借用吉拉尔的模仿理论来赋予他的观点更紧迫的意义：各国出于“声望”的模仿原因，争相获取核武器，增加了“无边界的末日暴力”的可能性。蒂尔总结道，“后现代世界的命运”将是“失控模仿的无尽暴力，或上帝王国的和平。”

“斯特劳斯时刻”（The Straussian Moment）常常被视为蒂尔著作中的关键文件。（它似乎主要以PDF格式的复印件在Evernote上传播。）在2019年，它成为了胡佛研究所的彼得·罗宾逊采访的主题。“斯特劳斯时刻”是其时代的产物：“政治与末日”研讨会发生在Palantir成立的同一时期，蒂尔在911事件后思考全球情报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企业家或投资者发表关于现代性及其不满的论文是很不寻常的。蒂尔为什么需要这样高深的文明及其不满的理论？他对世界的看法是在推动他的行动，还是仅仅是在为其辩护？

Founders Fund

无论未来是乌托邦还是末日，蒂尔都将自己定位为能够从中获利的人。

2005年，他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Founders Fund，宣布将寻找“更有风险、更出奇制胜、真正有潜力改变世界的公司”。彼得·蒂尔认为目前大部分的投资都涌入了比特(byte)的创新, 但是更多硬科技的研究，关于物质和原子(atom)的创新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于是他开始投资航空公司、生物科技、材料科学等领域，致力于开拓更多未开垦的处女地。

他对延寿和抗衰老技术产生了兴趣，早期投资之一是Halcyon Molecular，这家初创公司致力于通过基因组测序技术对抗衰老。同时，他也投资了国防承包商，包括马斯克的航空航天公司SpaceX，也正是他为马斯克的太空事业投入的2000万美元，帮助SpaceX坚持了下来，成为了第一家将火箭送去地球轨道的私营公司。

终于，蒂尔以投资者的身份获得了市场的认同——两个快速成长的国防承包商都接受他的投资，而他也一跃成为拥有数十亿资金的逆势投资者。

也是在这个时候，Gawker Media旗下的新硅谷八卦博客Valleywag开始频繁报道蒂尔。2006年的一篇文章《三位硅谷大亨涉足人类未来》指出，蒂尔——一个“投资于超级智能种族奇异梦想的硅谷高管”——加入了奇点人工智能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现为机器智能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的董事会。后来的一篇文章提到蒂尔向美国移民改革联盟（与NumbersUSA相关的极右翼反移民非营利组织）捐赠100万美元的传闻。2007年的一篇文章《彼得·蒂尔真的是同性恋，同志们》特别让蒂尔不安：尽管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知道他是同性恋，但他将这篇文章视为首次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泰尔基金会

泰尔通过泰尔基金会（Thiel Foundation）管理着突破实验室（Breakout Labs）和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的资助机构，这些机构资助人工智能、寿命延长和海上家园等非营利性研究。

在人工智能领域，泰尔不仅在2015年就成为OpenAI的财务支持者，还投资了英国初创公司DeepMind ，该公司于 2014 年初被谷歌以 4 亿英镑收购。

在寿命延长领域，他向sens研究基金会（一家抗衰老非营利组织）和长寿基金会（一家致力于延长寿命的组织）提供了资金。

2008年，蒂尔结识了计算机程序员、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孙子Patri Friedman，后者写过关于所谓海洋定居社区——漂浮在国际水域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文章。蒂尔向Friedman提供了五十万美元，用于启动一个海洋定居非营利组织。

政治理想追求

2009年，他为卡托研究所出版的在线自由主义杂志Cato Unbound写了一篇文章，声明他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并且“福利受益人的大幅增加”和妇女选举权的扩展已经“使‘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成为一种矛盾修辞”。

蒂尔大约在这段时间，开始阅读计算机程序员和博客作者Curtis Yarvin（笔名Mencius Moldbug）的文章。Yarvin常写关于“形式主义”的理论，反对民主，支持类似于公司或独裁统治的联邦政府结构。这些观点后来形成了所谓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气候科学是欺诈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是“邪恶的”，而遗传差异使某些群体天生适合“统治”，而另一些则适合奴役。查夫金写道，蒂尔“至少赞同前两种观点，而非第三种。”虽然蒂尔否认认同任何此类观点。然而，2012 年春季，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 CS 183：创业课程，后来根据学生笔记出版的畅销书《从0到1》，都可以看到类似观点的影子。

2015年，彼得·蒂尔在天主教杂志《第一件事》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反伊甸主义》（Against Edenism）的文章。文章以《启示录》中的诗句开头，提到了自然资源稀缺的问题，并以一种末世论的观点论证了科技加速的必要性。蒂尔写道：“科学和技术是自然的盟友，在一种末世框架中，上帝通过我们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王国——这个天堂王国既是未来的现实，也是部分现在就可以实现。”

几年后，Gawker前总编辑马克斯·里德在纽约指出，蒂尔的政治观念受到“对停滞的末日恐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与大多数科技投资者不同，蒂尔似乎敏锐地意识到科技行业可能并没有“对经济或人类幸福做出多少贡献，更不用说证明‘进步’了。”

简而言之，蒂尔变得有些不安。过去，他花了近两百万美元支持罗恩·保罗的2012年总统竞选，又花了两百万支持泰德·克鲁兹。现在，查夫金认为，蒂尔开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事业，而是寻找一个更与新反动主义者相契合的基础。

2016年，当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蒂尔看到了一个机会。查夫金写道：“特朗普在很多方面是蒂尔所追求的政治项目的完美化身。”他是“那个总是愿意说出不可言说之事的候选人。”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政治家身上，蒂尔可能看到了摆脱停滞的出路。

而今天，年轻的JD万斯，则可能成为他政治理想的延续。

试图认真了解蒂尔的智识生活，意味着要阅读吉拉尔、施特劳斯和《启示录》；这也意味着探索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的研究方向，把对超级富豪的平常好奇上升到对哲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