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外文学院日文系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一楼会议室举办“东亚文化圈视域下的日本汉字及汉字研究”讲座。讲座由外文学院日文系与校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特别邀请《高等日语教育》（外研社）主编、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前副会长、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前会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潘钧主讲。讲座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贺平主持，吸引了复旦大学以及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兄弟院校的50余名师生前来参与。
讲座中，潘钧详细介绍了日本汉字的概念及其在日本长达千余年的演变史，特别聚焦于汉字是如何逐步适应日本民族的语言表达和文化传承的需求而逐渐实现日本化的。潘钧指出，汉字进入日本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早已成为与中国汉字迥然不同的“日本汉字”。在此过程中，汉字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更是承载日本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至今。潘钧强调，对日本汉字的独特性质、特点以及定位要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潘钧进一步指出，日本古代有不少知识人的汉学水平很高，能以笔谈形式与中国人进行交流。《解体新书》是日本第一部译自外文的人体解剖学著作，用的是汉文体。可见，在近世江户时期，汉文的地位类似于拉丁语在欧洲学术圈的地位，外文著作必须通过译成汉文才能获得某种学术话语权。进入明治时代后，汉文训读体更是成为当时通行一时的标准书面语体。有鉴于此，1963年日本学者首次提出了“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以昭示出汉字汉文在古代东亚地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潘钧还讨论了汉字在日本的不同发展阶段，包括从开始的工具性文字的地位，到了明治时期跃升为造词的有机部分，促成了大量新汉语词的产生。潘钧指出，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不仅限于语言表达，还包括了修辞、装饰等多种功能，如夏目漱石在其作品中使用汉字时并非仅仅为了传达意思，更多的是体现了对汉字特殊表达作用的倚重和依赖。
此外，潘钧还探讨了汉字在日本的具体使用情况。例如，在镰仓时代记录将军日常活动的记录体文章中，由于记录人意图模仿汉文尽量使用汉字，由此导致出现了许多宛字。即便在现代日本，由于汉语词中的同音词较多，有时会故意读成训读音以示区别，如为了区别“种类”和“酒类”这两个词，播音员会有意识将“酒”这个词训读。潘钧还提到，日本人喜欢用汉字做文字游戏或进行趣味性表达，如创造“五月蝇”这个标记应对“吵闹”意日语词。但因为“蝇”非常用汉字，所以不惜用相近汉字“绳”，即写成“五月绳”，可见日本人对汉字的表意作用是多么依赖。
潘钧还以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东亚语言文化》课程实践为例，提出适当涉及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汉字（汉字词）的演变历史，即从东亚文化圈的整体视角来探讨和研究汉字会更富有价值和学术意义。潘钧认为，探明汉字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揭示汉字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也为我们理解区域文化交流提供宝贵视角。他呼吁，研究者应超越单一国家或国别限制，从更广阔的东亚文化圈的角度重新审视汉字和汉字研究，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和方法。
互动环节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晓华提问：“中国学者在研究汉字文化圈时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应该如何改善这些问题？”潘钧回应，中国学者在汉字研究上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对日本汉字的变异了解不足，建议加强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和合作。随后，复旦大学日文系副教授刘佳琦提问：“日本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模仿中文表达，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潘钧表示，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教育者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最后，贺平总结了本场精彩而丰富的讲座，并再次对潘钧的到来与精彩讲座表示感谢。此次讲座激发了与会者对日本汉字及其文化背景的深入思考，参与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还增强了对东亚文化圈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供稿丨日文系
编辑丨陈良波、贾怡锐
审核丨刘佳琦、周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