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世界地缘格局重塑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南方国家的整体觉醒，打破了近代史上霸权更迭的底层逻辑，使世界力量对比与布局不再是霸权国家之间的交替，而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正义力量战胜历史反动势力的历史大博弈，世界经济将由此发生若干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演化，全球已经进入治理变革期和格局重塑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国竞争或者角力将非常激烈，特别是如俄罗斯、法国、印度、土耳其、巴西等一批大国想再造历史辉煌，曾经在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国家正在重新崛起，以及强势人物的出现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包括部分重要国家在内的大国之间的角力则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国家领导人在任时间，领导人的雄心、风格和强势程度将影响未来世界的竞争博弈，世界单极霸权将继续受到挑战，并逐步形成真正的多极化格局。如果说前十年整个世界出现了断层线，未来十年世界格局或将整体重塑。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导致中美关系发生根本调整，这是世界格局重塑的关键。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系统性威胁和挑战对手，认为中国是可以在经济、外交、军事各领域全面挑战美国、重塑地缘关系的强大竞争对手。拜登政府2022年白宫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义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头号竞争对手。”围绕这个定位，美国对中国开展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外交战乃至带领北约向亚洲拓展，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无底线遏制打压。

中欧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美欧之间从二战就开始了相互投资，相互形成了很大的投资存量。到目前为止，中欧相互投资存量是2500亿美元，但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存量超过3.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十几倍。美欧经济上的联系非常紧密，欧洲在战略上、军事上仍然强烈依赖美国。这使中欧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中既存在合作也有竞争。中欧关系主要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中欧市场联系与产业链供应链联系。但从存量上来看，中欧经济联系与美欧经济联系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欧洲国家受到美国影响或者跟随美国战略行动的可能，比维系与中国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的动力要强，这是历史造就的相互依赖，特别是欧洲靠美国保护不得已而为之。2020年欧盟发布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因此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欧盟和中国计划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则规定了中国在哪些方面必须要达到欧盟所提出的某些标准，对此，欧盟要建立核查机制，其居高临下，完全不是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进行磋商。

2023年德国发布的“中国战略”中对中国有“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所谓“三重定位”，这也成为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共识。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受到极大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幅度下降、二是高通胀、三是能源危机、四是欧元地位下降。欧元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在国际贸易货币结算分布中还占到38%左右，现在下降到22%左右。欧洲产业链供应链在加快外移。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后，欧盟大量新能源企业向美国转移。现在欧洲也在反思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民众集会游行及各派力量间的激烈角逐。欧洲国家形成一致意见越来越困难。欧盟跟随美国要出台“供应链法案”，13个国家直接投了反对票。

中美关系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而逐步推进。不少人认为中国是在融入美西方主导的体系、制度、规则中，是在向美国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且没有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模式，受到了美国前所未有的围堵遏制打压。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北京第三届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上指出，美国认为必须在竞争中击败中国，而不是管辖中美竞争的风险；中国越来越确定美国的恶意是无底线的，因此中国不会心存侥幸，中国也正在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在此现实下，各方应正视“共同困境”，避免因相互猜忌和误解走向“共同毁灭”。这场比赛中没有最后一招，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个反应，直到其中一方被击垮或筋疲力尽。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选择问题——只要中国的经济还在向前发展，只要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那中国就是美国的假想敌。中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博弈，最主要的就是与美国的单极霸权的矛盾。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打压、围堵等手段，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激发了中国人的奋斗、创新、超越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之后，中国的核心主张一直是“四个应该”与劝和促谈。“四个应该”是指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俄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所谓“不结盟”，就是中俄不是盟友、不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或者冲突的支持者；所谓“不冲突”，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相互尊重，保持不冲突；所谓“不针对第三方”，就是处理中俄关系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22年期满20年后，延期了5年，也证明了中俄这种关系。中俄摒弃了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关系，选择合作应对危机与挑战，并构建了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新格局，增强了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中印关系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及亚洲大国，但印度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断地进行横跳，其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与中国竞争，还要在多国之间保持平衡。这不仅是一场外交的技巧比拼，更是一场涉及国家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较量。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在全球很多主张方面与中国、俄罗斯保持趋近或者相同，但同时又与中国保持距离，与美国和北约“勾肩搭背”。中印如何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这是中国处理和印度关系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重大难题。此外，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中国周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关系，在欧洲则主要涉及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中美关系。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和美国拜登总统的会晤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近几十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之所以引起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鸣，正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70%以上，国家和人口数量，以及过去2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均高达80%，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多极化进程中最具潜能的力量，正在不断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与规则，以及世界政治中持久的等级制度，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的排斥甚至拒绝。对包括但不限于不结盟运动（NAM）的成员来说，使用“全球南方”及相关表达的愿景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去这些国家试图避免在冷战中站队，现在则避免在乌克兰危机和大国竞争博弈中选边站队。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国际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南北关系、东西关系不断调整。特别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五通”设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得到了150多个国家的响应参与。

世界过去是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现在，这个格局正逐渐改变，并且不排除发生逆转的可能。从1990～2022年看，1990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是78.7%，到2022年降到57.8%，G7国家从二战结束时候的80%下降到目前的30%以下，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23年的45%，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达到80%。从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长313%，而中国人均GDP增长3033%，包括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在内的其他大型“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人均GDP增长也非常快。全球南方的整体复兴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和NIEO宣言都表达了全球南方力图构建更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构成了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倾听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复兴和崛起，是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的重要代表，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美国学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指出：“美国和前苏联经过40年的长期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华沙条约1990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投入的热战进展都一塌糊涂，而冷战成功地解体了苏联。”这是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案例。美国不是靠战争打败了苏联，而是靠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输出，加之苏联内部的问题，最终引发了当时世界两极中一极的解体。艾利森同时也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变化的国家。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占据了全球经济的50%，到1981年这一个数字下降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实现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在未来三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而中国经济从1980年占全球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艾利森的预测不一定准确，但其所显示的大趋势是正确的。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时刻小心自身出问题，避免“前车之鉴”。中国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定力、耐力与能力是强大的，中国发展的基本面决定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19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前期，以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开始，继而发生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变革，基于新科学知识的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引发了以航空、电子技术、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部分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

科技革命引发的技术扩散，有时不是哪个国家或者企业主动把这些成果让全世界享有，而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传播。日本、韩国经济刚开始起飞的时候，从美国、欧洲学习了很多技术。由于近几百年欧美科技形成先发优势，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他们创造的科技革命成果，取得的颠覆性技术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肯定是剽窃的，即使这些国家科技创新不是剽窃，进行创新也是不应该的。如对中国现在电动车、新能源、电池、高铁的打压与制裁，都循着如此无理的逻辑。中国在遏制打压下更换赛道，在一些领域实现了超越，然而却受到无端制裁和污名化。

在影响全球科技创新的几个重大挑战中，第一个就是认知的挑战，即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从来没有正确的认知或者认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创新带来人类历史上巨大变革。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还是信息化、智能化、人工智能革命等，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再是单一技术革命引发的单项变革与突破，而是引发颠覆性变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产生合成效应，包括5G、6G、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云服务、云计算还有超算等，这些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同时发生，同时产生效能，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发展方式。中国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处于第一梯队，美国是最大的科技革命原创地，中国是最大的科技革命应用场景创造地和纵深发展的转换地，而且正在取得结构性突破。在一些薄弱环节，中国正在加快补短板。例如，为弥补算力的短板，国家规划了“东数西算”工程，把在东部产生的海量数据，输送到西部8个算力基地，建立了几百个大数据一体化计算中心。中国的南粮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都是大规模的全国性工程，这是实体经济和承载实物流转的大跨度工程，在提高生产力布局水平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大跨度大规模数据输送、加工、使用乃至交易的基础设施工程，这将奠定今后几十年长周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除了国家已经构建的创新体系，头部企业的科技革命与创新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目前庞大的企业云——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京东云、百度云等，都发挥了云服务云计算的强大功能。

科技革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四年内，计算能力将再提升约10万倍，带来类似于从GPT-2到GPT-4的质的飞跃。这不仅意味着更好的聊天机器人，更意味着从智能工具到智能代理的转变，从一个简单的工具到一个更像是远程助手的存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科学的加速变革，既给人们带来福祉，也将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分裂，甚至伴随人类毁灭的风险。随着人类侵占自然资源，加之一些国家有可能发动生物战争，使某种病毒反复来袭，生物技术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带来与作为一个“成功物种”的人类相伴的灾难。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存在风险，在拓展和延伸人类大脑的同时，这种智能如果应用于非理性、非人类、非正义、非可控的异端邪说或者由此产生的技术，这将会是灾难性的。从人类发明各种既有利于生产力提高又同时具有自毁能力的技术，到更为合理高效的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现，抑或是导致更为混乱的世界体系，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协调，系统解决挑战，而不是任由技术任意或者恶意应用。两种方向构成历史发展的重要枢纽期，这个枢纽期即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只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采取明智理性的选择，人类才将得以度过最危险和最具决定性的时期。

经历了辗转腾挪，作为美国霸权支柱的美元，已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特性的货币转化为美国最锐利的经济武器，成为美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财富收割机。1914年一战爆发，美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而这三个国家在一战中战火不断，欧洲各国则用黄金来购买美国的武器。到二战末期，德国转入了战略防御，日本经济接近崩溃，法国、苏联经济受到重创，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和贸易各占全球的50%左右，黄金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占了全球的59%，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二战以后，美国储备了全球80%的巨量黄金，奠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锚定物的基础，美元之所以可以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美元形成了国际化大循环体系。1944年由美、苏、英、中、法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确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他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金本位制度，形成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国大量消耗美元，时任总统卡特曾宣称当时消耗了7万亿美元，黄金储量下降了8800多吨，而目前美国的黄金储备量是8133吨。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美国享受了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发表了20分钟电视演讲，宣布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元与黄金挂钩，是硬通货，全球贸易投资和国际储备货币都使用美元，美元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公共产品，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从1971年之后，美元已经不再和黄金挂钩了，也不和任何实物挂钩，实际上美元就成了信用货币，即靠国家信用支撑的具有发钞权的货币。在美元失去了黄金作为锚定物之后，美元又寻找了下一个锚定物——石油。基辛格曾经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石油输出国80%以上集中在中东，当时其他国家还没有开采出大量能源，包括美国、俄罗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能源产量，因此控制中东石油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六度出访沙特，美国和沙特达成战略合作共识，与沙特建立了盟友关系，美国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沙特则把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计价结算货币，因为沙特是当时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简称“欧佩克”）创始国之一，从而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元作为定价和计价货币主导石油期货交易定价权，美元顺着石油等大宗商品渗透到世界经济的肌体。

虽然有了新的锚定物，但美元还是没有办法在全球流通，因为美元是信用货币，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汇率，而不必和美元挂钩。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美元的国际大循环？美国于是设计提出了新的循环体系。美联储是由十几家私人银行组成的发钞银行，美联储决定发钞数量，美元发钞后被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财政部以政府信用做担保，向世界出售美国国债，从而形成一个国际大循环的闭环，这就构建了美元、美债在世界市场一体化流通过程。此外，美元已经绑定石油，从过去50年的数据来看，美元每贬值1%，油价上升约0.8%；美元每升值10%，油价下降3%～10%。美国通过对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实现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循环。

特朗普执政结束时美国国债达到25万亿美元，比执政初增加了7万亿美元，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超发了很多货币。拜登执政以后，美国国债增长又超发了10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债已超过3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遇到国际大循环不通畅的时候，就会形成以美国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局面，近几年美联储既发钞又购买国债，最高时购买国债比重高达60%以上。美元霸权的周期还会有多长？英镑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时间是从1821年到1944年，持续了124年，美元逐步替代英镑是从美国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以后，经历了50多年，一方面，这5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加一战和二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雄厚的黄金储备，没有世界确立的布雷顿资本体系，美元很难实现替代英镑。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间，美国发行美元大致上是10万亿美元，但是近年来美元印钞速度加快，美债危机日益严重。世界大部分国家现在都在兑换黄金，美元长期走在大幅贬值的通道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初期，1944年的100美元，如果按照和黄金比价，现在仅剩下不到2美元。2023年7月14日，美国的50个州中有11个州宣布黄金、白银可以作为货币，7个州法律授予黄金法定货币，43个州相继免除了经营金银的销售税。现在美国一些地方州正在培育有“黄金”之称的货币体系，越来越多的美国地方州正在进行这样的选择。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至少149个国家用一种或者几种方式参加去美元化，有125个国家在研究数字货币，出现了包括欧盟、英法、伊朗、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30多种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并且全球30多个持有美债的国家中，有22个在抛售美债。

全球新的多边金融机构正在加快发展。金砖国家机制由原来的5个国家增加到现在的10个国家，目前新金砖国家石油产量占全球比重为43.1%，石油储量全球占比为44%，天然气产量占35.5%，天然气储量占53%，生产了全球42%的小麦、52%的大米和46%的大豆，制造业规模占比超40%、出口占比25%、人口占比46%。新金砖国家以美元计价的GDP总量约为2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9%。2023年，以购买力计价的金砖国家GDP总量为63.2万亿美元，高于七国集团的52.3万亿美元。金砖国家超过70%的贸易结算使用了本国货币，随着金砖国家成员国越来越多使用数字货币，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在新开发银行的基础上，金砖国家正在推动交易渠道在本币结算和跨境支付合作上尽快取得突破，推进新开发银行融资币种多元化并扩大本币投融资比例，发布关于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报告，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宣布以卢布，而不是以美元、欧元进行能源结算，冲击了以能源等大宗商品贸易为代表的，并且以美元为锚定物进行国际贸易的结算方式，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并且加强与中东地区的合作，国际货币格局正加速变化。继能源之后，乌克兰危机以来，金砖国家间能源资源贸易、粮食贸易与工业品贸易规模扩大，将会使非美元货币结算规模相应扩大。在美元依然保持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多种货币国际合作网络的形成将成为一种世界级现象。

2023年金砖国家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金砖国家内部更为广泛地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的重要性；推进货币互换，建立金砖国家的资金池，商讨发行金砖国家货币。2023年6月，俄罗斯提议各国央行基于“金砖之桥”跨境支付机制，发行与本国货币挂钩的数字金融资产，为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俄罗斯是2024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据俄罗斯消息，2024年有30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截至2023年12月，亚投行成员数量已经发展到109个，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碳排放量约占全球78%。亚投行投资的项目，使超过7亿人获得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便利，2200万用水户的灌溉和排水基础设施得到改善，5000公顷土地得到了防洪基础设施的保护，17吉瓦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得到安置。亚投行60%的融资是气候融资，用于减缓气候变化或适应气候变化。

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加速。2024年6月5日，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加入了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牵头成立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跨境试验项目：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沙特中央银行同时也发表声明宣布这一消息，称将成为全面参与mBridge MVP（最简可行产品）平台的成员，这是全球石油贸易朝着减少美元结算迈出的又一步。2024年5月24日，根据“金砖国家新闻”报道，东盟十个国家集体表达放弃美元，寻求使用新货币或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意愿，标志着在跨境贸易中美元的地位正逐渐减弱。俄罗斯石油结算和储备货币彻底离开了美元体系，中东国家采取的贸易结算也与美元渐行渐远，沙特等国与中国将计划用人民币结算和数字货币支付，“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已开始动摇，美元霸权未来将会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全球很多国家开始推动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进程，包括英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进行主权加密货币探索，但主权加密货币未来怎么链接，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国家共同努力，建立全球通用的规则。

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在IMF的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权重于2016年10月1日达到了10.92%，现在已增加到12.28%。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不论是在全球储备货币还是贸易结算货币中的分布，都与达到在IMF的SDR篮子中规定的比重仍有相当大的距离。2024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已提升至5.95%，继续巩固其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的地位。8月，人民币的跨境收付金额合计达到4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1%。其中，货物贸易中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比提升至26.5%。对人民币国际化，美国保持高度的戒备并加以遏制，除了禁供高科技产品外，威胁把中国剔除SWFT体系，对中国企业持续进行金融制裁。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一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现在已成为发展趋势。二是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国际大循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人民币成为重要的支撑。衡量人民币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大循环的重要方面，就是明确人民币在国际大流通能否形成一个循环通畅的生态体系，并梳理目前循环不畅的堵点，从而探寻中国金融机构更加国际化的方法。另一种情况就是美元地位骤降，而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球价值陡升。特别是目前美国通过一场飓风式收割风暴，甩卖自次贷危机以来累积下来的巨额金融泡沫和债务赤字，收割包括英国、韩国、日本、美国自身企业外，还使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违约和通胀风险外溢转嫁给一些经济结构单一、外债高企和外储短缺的经济体，美元信用进一步下降，其他国家被迫寻找替代美元的长周期更为稳定的货币。

随着世界上一些国家右翼势力的崛起，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更趋严重。目前世界经贸组织因为大法官职位空缺，贸易仲裁机制已经停摆。2017～2022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增长近4倍。根据IMF统计，近年来全球贸易壁垒、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仅近五年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就增长近4倍，由2017年的605项上升至2022年的2845项，2023年达到3000项。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对俄罗斯制裁中在贸易上采取的极端措施，已经造成了世界贸易体系的紊乱。

特朗普及拜登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无一不是把本国的法律转化为可以通行国际的贸易战武器，破坏国际贸易的规则与生态。特朗普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冲击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与规则，其影响在拜登执政时期不仅没有消除，还有了进一步发展：一是美国自身并组织盟友采取贸易封锁和禁供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卡脖子”，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与超越；二是“脱钩断链”“去风险”，在锁定的半导体、矿产资源、稀土、药品、量子技术等领域通过经贸政策“去中国化”；三是利用长臂管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不允许美国企业与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贸易，并恫吓欧洲、日本、韩国企业，禁止其与被制裁的中国企业贸易；四是禁止中国与贸易伙伴开展正常贸易，迫使中国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与美国之间“二选一”，否则就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五是对美国贸易伙伴施压或者组织小团伙对中国收缩投资与贸易，如已经采取了各种政策对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国的贸易伙伴施压。在这些过程中，美国主要依据的是国内法律，而非WTO原则，这些国内法律被美国作为遏制和打压中国以及美国认为应该打压对象的武器，其主要依据以下条款：一是232调查，利用高关税无差别进行贸易打击，不管是竞争对手还是盟友，一律加征高额关税；二是337调查，即知识产权调查；三是201调查，即产业形态技术调查，根据《1974年贸易法》201-204节进行贸易调查；四是301调查，进行贸易打击的“核武器”，包括一般301调查，特别301调查和超级301调查；五是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六是联合盟友或者建立小团伙。

关于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未来的走势有如下基本判断。一是美国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工具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击将是常态。美国大选后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谁执政，贸易战都可能是中美历史长周期进行竞争博弈的一种手段。特朗普如果获胜，第二任期很可能发动更猛烈的对华贸易战。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来重振美国汽车业；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等商品加上高额关税，哈里斯如果任美国总统会持续拜登路线。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美国的实力，看到中国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更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以及中国在长周期中的底气和韧性。

二是贸易战必将使美国、欧盟及其跟随者受到反噬，尤其将加速美国由盛转衰。贸易战不符合贸易规律，不符合WTO规则，肯定是两败俱伤或者多输，对中国和受制裁国家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中美必须从持续性对抗或间歇性止战转向制度性、建设性、互补性的合作，只有如此，未来美国由盛转衰的步伐才有可能放慢，才能解决国际贸易体系紊乱的问题。经过贸易战、科技战等的反复较量，美国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下为了止损，不得不再度走向合作。中美两国经济高度的融合、高度的嵌套，其实正如王毅部长指出，谁也没占谁的便宜，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战胜不了谁，谁也替代不了谁。中美建交45年，双边货物贸易增长255倍。现在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对于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指出，其中94%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研究的结果是92.3%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而且加征的高额关税推高了美国通胀率1.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特朗普竞选提出加征60%关税，并采取一些更为极端的贸易战措施，其必然导致自身更大的反噬和失败。如果哈里斯当政延续拜登式的贸易战，也将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贸易能力面前败下阵来。

从未来一个时期看，全球能源供给侧结构性变化趋势更加明晰，美国超过沙特、俄罗斯，成为最大产油国。正常情况下，长周期看全球能源供给侧依然充裕。世界经济对于能源的需求在下降，如果再加上新能源替代，非化石能源石油和化石能源煤炭占比都会下降。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以冲突后，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长周期看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使全球能源格局扭转甚至扭曲，处于非市场因素主导的能源关系变化的特殊时期。原来处于“资源魔咒”中的国家，依靠资源和具有的实体经济优势增加了国际能源大博弈的能力，美欧则连续两年多陷入主要由能源供给危机导致的高通胀。欧洲经济原来依靠俄罗斯低价能源，有“北溪一号”、亚马尔-欧洲管道、途经乌克兰的管道、土耳其管道（蓝溪和土溪）和俄-欧输气管线。俄-欧输气管线起于俄罗斯秋明州北部的乌连戈伊气田，分六条线路通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六个重要地区，年输气能力为2000亿立方米，其中从乌连戈伊至乌克兰乌日哥罗德管道是向中、西欧供气的出口管道，与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连接，合称俄-欧输气管，年输气量达320亿立方米。乌克兰危机之前，默克尔和普京达成了一个重大项目，修建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管道。管线修通以后，德国实际上就能成为欧洲能源供应中心，成为向欧洲其他国家提供能源供应的批发商，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乌克兰危机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北溪二号”关闭，“北溪一号”供气也同时停止。在美西方升级对俄能源制裁及北溪管道受损的影响下，欧洲由与俄进行能源合作，转向依赖美国高价能源供应，欧洲主要天然气进口渠道由管道气逐步转为液化天然气LNG（Liquefied Natural Gas），与美LNG贸易关系空前加强，不仅加速了欧洲的高通胀，也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加紧密。

北溪管道被炸导致能源的供求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欧盟将电动汽车替代传统能源汽车的时间向后推迟5年。欧洲在《巴黎协定》签署时，承诺将于2050年实现碳中和，该承诺时间比中国早了10年。原来计划2030年实现欧洲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的完全替代，目前看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靠欧盟自身实现汽车转型难度很大。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汽车对欧洲能源转型绝对是助力而非冲击，况且绝大部分出口欧洲的电动车，是欧洲企业在中国实现转型后生产的产品。经过接近半年的谈判与磨合，最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紧跟美国推出的对华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的脚步，在德国、挪威、瑞典、匈牙利等国对此都表示反对，12个国家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对华电动车征税的决议。由此可以推断，欧、美、俄、中、OPEC等国家和地区，将围绕能源供需开展新一轮激烈博弈，全球能源市场仍将继续震荡，受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不断升级、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OPEC＋）限产等影响，能源安全成为很多经济体的优先议题，而对绿色减排和已经作出的减排承诺，包括电动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的替代，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地顺势实现了市场多元化，满足了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天然气消费每年呈现10%的增长。目前天然气管道主要有：中亚天然气管道，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全长约1万公里；中巴油气管道，依托中巴经济走廊，通过瓜达尔港由陆路输往中国；中缅油气管道，于2013年投产，截至2023年底向国内累计输送天然气416.74亿立方米，向国内累计输送原油超过6600万吨；海上进口通道，由中东航线、非洲航线、南美航线组成；中俄油气管道，由于俄罗斯能源丰厚，石油储量全球第三，天然气储量全球第一，从而成为中国能源重要来源地。中国目前已有28个石油进口来源地国家，其中与俄罗斯等国家更是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全球绿色低碳技术竞争更为激烈，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电池、生物燃料等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氢能、核能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实际运行的ETS达到28个，覆盖的排放量约90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以碳为重点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正在形成。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年碳定价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碳定价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040亿美元，世界有75种正在运行的碳定价机制。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2020年全球风光发电量占比约为9.8%，2050年风光发电将提供全球超过50%的电能，而传统的化石能源（石油、煤和天然气）占比将从目前的60%左右降低至不足四分之一。预计至205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太阳能成本不断下降，至2044年将占全球发电量的一半以上，预计从2020年到2050年天然气和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从23.93%降至7.78%。在目前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氢能源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对氢能源的需求将超过1.5亿吨，产业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

中国切切实实履行承诺，在新能源发展和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节能降耗减排、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于2019年提前完成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特别是自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中国的风电、光伏累计装机量于2023年底达到10.5亿千瓦，占全球新能源总装机量的四成；新能源汽车销售接近950万辆，连续9年居全球第一位。中国于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9年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先后提出发展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2024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建设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容量“几乎是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在中国，目前共有339吉瓦（1吉瓦＝10亿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产能在建设中，其中包括159吉瓦的风能和180吉瓦的太阳能。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排名第二的美国，美国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在建发电产能仅略高于中国的1／10，为40吉瓦。建设速度的鲜明对比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积极性。

根据CWP2023（2023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风电市场及最大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中国风电零部件及整机产量占据全球60%以上市场份额，关键零部件的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70%。风电主机产能已达到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关键零部件产量达到全球市场的70%。近年来，全球每年新增风电装机有40%～50%来自中国，中国拥有完整的风电供应链、产业链，风电全球竞争优势增强、成本逐年下降。目前，在中国制造电池板的成本比在美国低60%，美国有超过80%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中国制造。中国是世界矿物原料和加工品的主要出口国，全球60%至70%的钴和锂都在中国精炼。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60%，在光伏主要生产环节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超80%，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约98%的太阳能硅片、85%以上的太阳能电池、80%以上的光伏组件。中国在电池组件制造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生产了全球97%的合成阳极、79%的天然阳极和70%的阴极，占全球锂离子电池产量的79%。中国在能源深度转型中创造了新的优势，但西方一方面呼吁减少化石能源，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动贸易战，这不仅是典型的双标，而且是对所谓西方文明与道德的莫大讽刺。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产生的碳排放量与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排放量相当。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80%，这些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率先垂范。人类社会要拯救地球，离不开东西方文明携手，放下彼此的争斗，相互学习借鉴，共同维护人类永续生存的地球生态与环境。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各国经济分工与交易不断变革形成新链接关系的必然结果。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世界各国（地区）之间跨越国界的生产分工，受生产要素分布、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因素影响，进行着渐进式演化或者结构性变革。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三种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是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推动力，其中产品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和要素重组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全球产业转移要素重组的历史看，第一阶段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叶，英国蒸汽机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手工作坊向机械化生产转变，成为全球纺织业、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等行业的先驱，随后向欧洲大陆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低技术密度的制造业，如钢铁、纺织、日化和普通工业机械等，从美国和欧洲向日本和西欧其他国家转移。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日本向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转移。第四阶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产能输出国主要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部分产业开始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成为新的承接地。第五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中国一方面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承接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美国对华的脱钩断链，部分产业开始向其他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随着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推进，全球产业转移要素重组，企业开始寻找成本更低、资源更丰富或市场更大的地区进行生产；随着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许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这些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的“全球制造工厂”。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不断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排列组合。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集群中心的国家，通过流通配置资源与调整布局的方式，发挥全球产业公共性平台载体功能。一般情况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趋势和规律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高度工业化和开放的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如全球钢铁产业转移，从欧洲转向美国，从美国转向日本、西德，从日本、西德转向“亚洲四小龙”，从“亚洲四小龙”转向中国等国家。二是产业链供应链向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和区域转移，高技术产业的地理分布伴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而变化，一些先进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产业重组进程加快。三是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变化，包括贸易的流量、流向、结构、规模的调整与变革，全球中间品贸易急剧增长。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外转移的过程中，中间品贸易的出口占比通常为65%～75%。2023年，中国出口中间品11.24万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7.3%。四是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企业和生产环节转移，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排列组合的主要推力，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制度日益便利化自由化的时期，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分布不断变化，生产外包和离岸外包驱动是重要的产业链供应链链接与组合的方式。

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多年经历低通胀、高增长的基石。产业链供应链中心集中在美国期间，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工进入美国，从而压低了美国的名义工资，美国劳工工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产业链供应链中心在中国的时候，大量农民工进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在名义工资和社会福利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商品输出美国，提高了美国实际工资的购买力，维持了美国长达几十年的低通胀、高福利和市场繁荣。而欧洲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依靠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矿产资源和粮食，维持了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依靠制造品转换为贸易品出口到中国等市场，维持了欧洲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所以，可以缩短或者改变的是分工简单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复杂多维和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化、资本化和相互嵌套将成为重构产业链基础性逻辑。

在持续几十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中，隐含了两个新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系的重构与支撑：一个是尼尔·弗格森所称的“Chimerica”（中美国）。另一个是Zoltan Polzsar提出的“Eurussia”（俄欧陆）。这两个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关系延续了美国和欧洲依靠强大的、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生命周期：欧盟支付欧元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美国支付美元购买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俄罗斯则按照以美国为主导所形成的国际贸易规则，将依靠本国资源优势包括低成本的劳动力等所形成的贸易盈余向G7等发达经济体缴纳，或者变成低价输出的商品，或者变成购买G7国家的金融资产。在某种程度上，二战以后形成的产业链供应关系和体系，就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形成的经济关联和产业关联，其基础是美西方主导的投资规则、贸易规则和产业链供应链构成优势。所有参与方都能在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原则下不同程度获益，表面上维持了基于规则的稳定，建立了基于对这种体系信任的分工与交易，但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分歧只有在对这种体系的信任前提下，才能和平且妥善地解决，如果这种规则和体系包括对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信任一旦失去，全球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繁荣和稳定可能遭受威胁。许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纵横交错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无法独善其身，许多的关键中间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产和制造出来，只有安全和开放的产业链供应链通道才能确保这些产品各得其所。

近年来，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这是正在发生的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全新特点。美国出于对中国已经形成的制造业竞争力的畏惧，因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其在全球经济布局特别是人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以各种借口推动“去中国化”的进程，使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以非经济规律的悖论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脱钩断链，这非但不会改善和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反而恶化了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成为影响全球产业合理分工交易与布局的“恶性毒瘤”，增加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成本，形成愈加严重的恶性循环，二战以来建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关系和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自然联系和相互嵌套关系，被送上了“任人宰割”的砧板。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批评了这种现象，认为由于美国“敌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停止了扩张”。所以，“全球经济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地缘政治”。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国家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多地体现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二者的冲突使得传统的多边贸易体制愈来愈难以协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受到冲击。

现在，一个国家拥有独立的产业链时代已经结束，特别是产业链分工比较密集的产业，例如，半导体产业分布在全球120个国家，形成全球产业链。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和平时代是有效的，对推动世界经济和世界制造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一旦发生战争和冲突——无论是“热战”还是“经济战”，这些产业链供应链将受到冲击、肢解乃至重构。一些国家则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实行霸凌行径，不仅频频“毁约”“退群”，严重冲击了基于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而且把产业链供应链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一些国家错误地以“脱钩断链”“去风险”等名义，切割几十年形成的正常产业链供应链，把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套的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不仅加大了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巨大成本，而且对全人类的总体福祉造成严重伤害。

原本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由于全球分工与交易的迭代组合产生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抵御外部冲击或受到冲击后能很快恢复，维持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环环相扣、供应链前后端动态平衡。但美国带头切割全球产业关系，导致全球供应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求急剧上升。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和美国加大对华贸易限制的背景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思维，重新评估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及与之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性和脆弱性，加大政府关于产业政策支持的力度，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本岸化和区域化，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政府干预，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演进过程将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正在推动基于战略价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垂直整合，力图构造一个聚焦关键性新兴技术的竞争性产业体系，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这已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工具。以重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和矿产资源体系为例，2022年8月美国颁布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强化半导体产业产供链安全，发布对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所需设备的出口限制，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财政补贴支持半导体产业链近岸化和本土化。如《通胀削减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是，汽车电池中矿物总价值的40%必须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并且这一比例还将逐渐上升，2026年将达到80%。2023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就《关键原材料法案》达成协议，为欧盟关键原材料产供链的本土化提供法律保障，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安全、韧性和可持续。欧洲2023年9月发布《芯片法案》，计划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从目前占10%提高到至少占20%。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半导体和数字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国家战略，支持企业回迁和加强产业韧性。韩国于2023年3月30日通过“K-Chips法案”，旨在扶持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2023年6月，荷兰对光刻机实施出口限制并与美日组成“芯片联盟”，以共同技术安全为由，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与此同时，重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盟机制开始出现，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美日荷“秘密协议”、64家企业组成的“半导体联盟”等，推动在华的外国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北美等地区转移。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性特征还有智能化和绿色化，这对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和系统性节能减碳影响深远。人类将进入引导人工智能和逻辑规则的商业主导生产时代，由此将引发产业链供应链跃升并产生质的飞跃。中国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5G、6G万物互联技术的领先优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术革命，加上中国制造业规模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体系，集成优势将从蓄势待发进入要素耦合叠加和创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蓬勃生机，推动酝酿全球创新格局重大调整，或将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推动形成主导和引领全球前沿的未来产业。当前美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优势产能的遏制、打压、围堵，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体再造和跃升前夜遭遇的逆流与寒冬。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集成能力，将支撑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创造新的生活场景、生产场景、服务场景和社会治理场景，数字经济赋能下蓬勃发展的崭新中国将会呈现在世界面前。当然，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加快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正在成为21世纪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基础要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已进入快速上升期，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2021年日本将《绿色增长战略》更新为《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旨在加快能源和工业部门结构转型；2022年8月，美国实施《通胀削减法案》，加大政府投资推进清洁能源低碳转型；2023年1月，欧盟推出“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从监管环境、融资、技能人才和贸易四个方面推动建立强大而有韧性的产业链；印度通过《2022年节能修正案》推动节能产业转型并建立全国碳市场。

从产业链供应链的历史演进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分工交易和流通格局深度调整，这应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非阻碍世界经济正常发展的力量。根据麦迪逊数据库测算，1000年至1700年全球经济增量仅仅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16倍，而1970年至2010年全球经济增量是公元1年至1000年经济增量的2300多倍，其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继续链接还是切割断链，正处于艰难的历史抉择期，美国作为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发展的难点和痛点的制造者，通过“小院高墙”“长臂管辖”、组建所谓“技术联盟”等手段限制技术出口，使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地缘经济面临的风险急剧上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加之巴以冲突、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受到冲击，同时美西方推动人为的“去中国化”，这导致全球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成本高昂、代价巨大，经济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问题愈加严重。因此，必须加快形成应对全球供应链挑战的共识与方案，形成多边主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成为21世纪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抵御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恶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坚决反对和抵制把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避免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封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迫中断、地区危机造成的物流中断、战争导致的全球经济联系中断，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使所有参与者不仅有稳定的相互关联和嵌套关系，还能获得共享性收益。

百年来的国际格局演进已经成为过去式。从历史纵轴看，某种程度上，世界经济体系和格局的变化，决定了或者重塑着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地缘关系。近代史上霸权国家的交替，往往和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分工及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局部战争乃至全球战争布局有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指出，从19世纪西方的殖民化，到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事务，再到冷战后美国甚至曾一度称霸世界，一直到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一个“去中心化”历史潮流的出现，这标志着一个长时段的全球转型过程逐渐成型，世界各国乃至全人类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除了霸权交替原有的动因仍然存在，如果说以南北关系、东西关系之变渐次拉开变局的帷幕，那么近十年正在上演第一幕：美国全面战略转向，把中国作为唯一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大国竞争博弈加剧；百年不遇的全球范围新冠疫情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地区冲突多点爆发，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以冲突，经多年酝酿发酵的地区矛盾，转化为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经济危机、通胀危机、债务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诸多危机与风险交织，与恐怖袭击、政治极化、政权交替、社会动荡等问题联动。联合国预计2024年将有近3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3亿人为难民，超240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世界银行预计，到2024年底，约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贫困。全球粮食价格在2023年下半年已呈现上涨迹象，在非洲、南亚和西亚尤为明显，2024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并使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世界发展进入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调整期，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控、不可预测因素明显增多，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与此同时，从历史横断面看，当前几个决定未来全球发展的显性或者隐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加剧，对世界格局的重塑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亚洲地区和平发展局面有可能被打破。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亚太地区经济重心在亚洲，亚洲经济重心主要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21世纪亚洲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23年亚洲拥有全球近60%的人口，49%的经济总量，45%左右的制造业产值，30%左右的国际贸易量。特别重要的是，亚洲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增量的70%以上，其中中国和印度加起来的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增量的60%以上。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带来亚洲的团结，美国和北约正在力求点燃亚洲地区的冲突之火，破坏亚洲地区目前的和平状态。美国始终把“台湾牌”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使两岸关系或者中国周边始终处在高度敏感状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把触角伸向亚洲，不断推动“北约亚太化”。北约这个打着防御“苏联入侵”旗号而建立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越界扩权，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严重威胁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局面。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亚洲寻找遏制或者钳制中国的代理人。

二是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程度前所未有。乌克兰危机已导致超过590万人流离失所，加沙地带一半以上的建筑被摧毁或损坏，85%的人口流离失所，2023年爆发的苏丹内战已导致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战争导致的1000万难民还没有从困难中脱离。近两年来，非洲国家已发生6次军事政变，难民问题层出不穷。世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确定614个引起该组织人道主义关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约有6000万～8000万人生活在这些组织控制之下。这些组织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一旦他们成为某大国的“战争代理人”，就能迅速获得大量高科技武器，制造新的人道主义危机。有研究报告显示，在中东、非洲、拉美地区，新一轮代理人战争正在兴起。

三是全球生态环境遭遇空前挑战。生态与环境继续恶化，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3月发布的《2024年全球资源展望》报告指出，过去5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增加3倍以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废物三重危机。如果不改变当前现状，到2060年地球资源消耗量将比2020年增加60%。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地球上每分钟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毁掉。近30年来，每年森林被砍伐的面积为800万公顷，全球森林正在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近年来，来自自然界的警示信号已经显现。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升、极地冰川融化，2024年7月的美国菲尼克斯，连续27天每天最高气温超43摄氏度；意大利、突尼斯和摩洛哥分别出现48.2摄氏度、49摄氏度和50.4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巴西亚马孙雨林遭遇百年罕见的干旱，大量鱼类死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过度捕捞、化肥滥用、温室气体排放、核污染水排海等，也都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处于前所未有的毁坏中。

四是全球开始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军费预算屡创新高，2024年达到了886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预算总额40%以上。美国在全球建造超过500个军事基地，不停打造大型的军舰，换装各种威力更大的武器，研发摧毁力度更强的弹药等。俄罗斯军费增加到1600亿美元，战争消耗和损失巨大。2024年日本军费预算约7.7万亿日元，折算人民币为3700亿左右，折算美元大约500亿美元。日本2024年准备从美国引进更多的战机进行部署。韩国2021年国防装备出口额72.5亿美元，2022年约173亿美元，2023年为135亿美元，2024年预计达到200亿美元，其目标是2027年成为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中国2024年军费预算为1.69万亿元，不到美国军费的1／3。根据SIPRI（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全球9585枚实际可用的核弹头中，美俄两国就占据了其中的90%，美国目前拥有3708枚核弹头，其中1770枚已经装在了洲际导弹、潜射导弹、战略轰炸机等发射平台上，处于随时可发射的状态。俄罗斯共拥有4380枚核弹头，其中1710枚已经部署。

五是世界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地球上的问题，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治理问题也日益突显。宇宙空间可以容纳10万个低轨卫星，现在美国申请了5万至6万颗，这样的宇宙空间是成为一些国家的霸权工具，抑或是造福于人类的新的空间布局？如何面对处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或将因此发生重大的调整。

凡此种种，加之上述七方面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二个十年，或将更大程度重塑世界格局，并且奠定未来几十年世界发展的方向和基础。少数大国凭借二战以后主导形成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为一己私利罔顾他国核心权益乃至全球和平繁荣稳定的霸权主义，给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灾难。即使已经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完善、不公平、不均衡，但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与变革，总体上使世界保持了长达近80年的和平发展状态，加速了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国际秩序演进出现了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殖民时代以宗主国为中心、殖民地为依附的体系已经被彻底打破，国际秩序的更替既存在走向多极、多元的趋势，同时存在着全局意义上的力量中心；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霸权，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毒瘤”，但却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核武器的出现打破了国际秩序靠“全面战争”鱼死网破的路径依赖，霸权主义国家以“主导性国家身份”制定规则标准攫取全球利益、收割世界财富，这已然成为比战争更为轻松、更为有效的方式。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再是只有所谓西方文明或者价值观的国家才可能主导世界，换句话说，单极霸权以及由此引发的霸凌霸道行为，其道德外衣正在被一件一件剥开，受到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或者说南方国家的普遍质疑。面对更加多元、多维度发展需要，要从更多国家、更多领域、更多路径、更多学科知识的反复比较和思辨中，不断探索与尝试，以构建更为合理、公正、公平、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以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兴力量逐渐觉醒的群体集结，成为当今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关键性力量，其不仅以前所未见的强劲势头推进经济增长，表现出长期发展的潜能和趋势性特征，而且在大国竞争博弈中，绝大多数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结盟、不选边、不对抗的中立主义外交路线。他们不再追随美欧等国的立场，与中国或者俄罗斯为敌或者对抗，而是主张以和平方式与政治途径解决冲突，主张中美两个大国走向合作而非对抗。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利用中立和不结盟的政治原则，处于观望状态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旧秩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成为新的紧张和冲突的根源，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与人类社会发展，呼唤全新的全球治理框架。2024年7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世界唯一历经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为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高度契合，成为1955年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的指导原则。2024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是70年前那一代人给出的“历史答案”和70年后中国给出的“时代答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与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23年初，中国促成了断交7年的沙特与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当下，中国正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以冲突的和平解决。世界已经看到了中国胸怀、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力量和中国能力。中国将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成为构建更为合理、更为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更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其要义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继续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以及载入《联合国宪章》的战后世界秩序。二是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有利于人类永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框架。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内涵，使每个国家和民族在认识自身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尊重欣赏其他文明与民族，推动不同文明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在面对人类共同挑战时搁置争议通力合作而非以邻为壑，捍卫关涉所有人的“天下大道”。三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治理机制转型。维护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标准、规则、规制与运行机制，改进、优化或扬弃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填补和创造尚未确立标准、规则、运行机制的空白领域。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的代表性，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公平正义。四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五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而不脱钩、包容而不排他，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