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麻国庆｜走廊和通道：理解何以中国的空间视角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从具有相互关联的多元地理区域，即具有类型学性质的宏观概念如“板块”“走廊”“区系”“通道”等空间结构的叙事单位出发，来认知国家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内外关联，以此讨论多元地理区域和民族社会文化间的联系，是理解何以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传统的研究从儒家文化、华夏等中原或中心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中国历史上所倡导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以及“天下”观念的隐喻等，早已建构了“中心”和“边缘”的对应体系。很多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心和边缘的二元视角，并不利于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视角理解和认识何以中国。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中心的视角认识周边，也要从周边来看中心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看中心”的双重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和“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论[2]，同时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重要的切入点。

“何以中国”作为一个学术表达，是目前主要用于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性概念。其核心讨论的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和政治上的“大一统”，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他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并明确“中华民族”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个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3]在我看来“分”与“合”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动共生对转的关系，因而“分”与“合”更体现为“合之又合”的关系，[4]这种关系必然磨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机制。

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角来展开。将中国各个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研究，剖析不同历史、政治、地理脉络下区域文化的变迁和人群的互动过程。而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这一概念，就是从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研究何以中国的典范。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不断迁徙，形成具有历史与文化沉淀的空间场域。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和学说，将历史、区域、民族作为整体，开启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思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立论中，民族走廊是重中之重。民族走廊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区域和空间的视角，也是我们认识从区域看民族的重要维度，同时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机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途径。

1988年秋，费孝通（右三）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会后与部分学者合影

（图片来源：搜狐网）

与“走廊”相对应的空间概念就是“通道”，它更加强调不同历史文化区之间的联系性和互动性，关注区域“内”与“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讨论，“通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识性概念。我们强调的丝绸之路，不管是海上的还是陆上的，就是一个文化通道、贸易通道，是认识何以中国的全球视角。当然，通道也是理解不同走廊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通道也是全球化过程中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互鉴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空间场域。“文化中国”就是“何以中国”的又一种非政治实体中国的文化表达。广义上看，如东南亚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这是由中国与东南亚社会长期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这不仅体现在众多侨居东南亚的华侨身上，在其他族群的文化中亦能发现较多的“中国因素”。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概念，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既是由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与塑造的历史成果，又呈现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流变过程。[5]这个论断，其实暗含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思路。根据他的思路，将视野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可以发掘其与中国在文化上的有机联系。孔飞力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6]滨下武志通过梳理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倡导以“亚洲经济圈”的视角来研究发生在此区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圈”。[7]笔者曾经用“跨国文化圈”这个概念讨论包括华人在内的跨地域族群的问题。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8]而这一跨国文化圈就是通过通道连接起来，形成了跨区域社会体系。这一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民族、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而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构成区域社会研究的整体性方法论基础。因此，走廊和通道是认识多民族社会流动、经济文化交流的“活着的历史”之路，跨区域社会体系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山地东南亚、陆上丝绸之路、东北内蒙古跨区域等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整体视角，构建了理解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区域联动体系，也构成了认识中华文明延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要场域。人类学家以不同的理论为出发点，积累了关于人类整体性认识论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国的认识论仍然需要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关注对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观察，进而认识小地方和大社会、民族和区域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民族走廊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若干族群不断迁徙和活动的空间地带，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中原地区交往的重要通道，同时还是地理上的过渡地带、民族之间的交界地带。1978年9月，费孝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强调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来进行学术研究，随后又提出了“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9]这三大走廊是非常典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文化空间的通道。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首先强调了区域内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来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族流动等因素。区域内的不同个体、群体、社会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性。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民族走廊学说特别强调区域研究要在宏观研究中做好微型研究。费孝通早期对大瑶山的调查是微型研究的典型代表。以此为出发点，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以及改革开放后对不同民族区域的调查和研究，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等观点。笔者在南岭走廊的调查中，通过对不同瑶族村寨的考察，结合文献研究，深深体会到，瑶族从族源、语言、体质特征分析来看，其来源是广泛的，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内部支系众多的民族，不同的瑶族支系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瑶族内部文化上的多元，离不开其与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南岭走廊的瑶族研究一定要考虑和周边民族的往来关系。例如，作为岭南山地的开发者之一，广东连南的排瑶占有竹木、药材和山兽鸟禽等丰富的山地资源，这些山地资源是周边汉族社会所缺乏的，同时排瑶也需要从周边汉族那里获取食盐、铁器、布匹等物资。可以说，排瑶与周边汉族社会在经济上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带来社会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动，排瑶的社会结构的称谓等也受到周边汉族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中，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个性。瑶族分布相对分散，与周边族群互动构成了今天瑶族的不同支系，形成了南岭走廊以汉族为纽带的多民族共生的分布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更加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强调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彼此交往、相互依存，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生态区，这些历史文化生态区很多是通过各个民族走廊连通起来的。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谈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时，认为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其中山川是一个重要因素。[10]山川通常作为自然的屏障，影响民族分布和迁徙路径，但同时也提供了民族迁徙和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促进了地理空间上特定的共生区域的形成。从山川的功能和意义去理解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迁徙以及与汉族的关系，更能把握民族格局的地理生态结构，也是理解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论。[11]

因此，民族走廊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与民族的空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历史与现实的空间和区域概念始终贯穿其中，而民族走廊研究则是其空间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12]民族走廊研究，需要进一步提炼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挖掘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记忆。以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为例，其最富特色的就是它们所承载和体现的山地文化。如立体型的民族分布空间，不仅承载着各民族迁徙流动的历史，而且积淀了民族之间交往的“活着的历史”。

费孝通对民族走廊的讨论，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阐释。[13]费孝通对云贵高原和广西的调查研究就是从区域看民族的视角，着重讨论区域社会中的民族关系，把民族研究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场域进行分析。走廊里民族格局和特点特色非常鲜明，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也非常多，同一区域的民族经过长期交往，形成了一个区域的共同文化。历史文化区和生态文化区之间通过各个民族走廊连通起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走廊之间其实是有机的整体，各个走廊之间是一盘棋，要让这盘棋活起来，就要超越民族走廊的线性空间，去探讨它们的内在关联性，这也是讨论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重要切入点。

二、结合部、走廊之间

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结合部是认识文化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场域，也是文化的共同性比较突出的地方。我国西部省际结合部，从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迁徙、聚居与文化交往活动的大舞台。我国几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大多穿越西部省际边界结合部。如以西北甘青为主的河西民族走廊，地处中部腹地的鄂、湘、黔、渝四省交界处的武陵民族走廊，连接岭南、西南诸省及南中国海的南岭民族走廊，还有跨越西南连接西北的藏彝走廊。

在这些不同的走廊中，结合部具有生态环境、经济区位同一性和地缘结构、文化传统相似性等整体性特征。因此，不能单纯地将结合部视为被边界割裂的、边缘的组合，必须将其置于区域整体观的视角之下，探究区域整体的形成过程、地方性传统、文化特性、族群互动以及与之相适宜的区域发展策略。[14]由于结合部多以高山或河流等自然屏障为界，因此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共生互补，彼此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性的地域文化带。

民族与文化本身的特点决定民族走廊极具流动性。如藏彝走廊既是南岭走廊苗族、瑶族、壮族、侗族等民族通过云贵高原向北流动的交通要道，也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向南迁徙的孔道。[15]对云贵高原与藏彝走廊相衔接的区域的考察，必须持整体视野的研究方法。日本学者横山广子在对大理盆地的白族、汉族和回族的关系研究中也强调，民族走廊相衔接的地带是汇集多种文化体系的区域。[16]因此，民族研究要有宏观视野，只有采取整体的方法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1991年9月，费孝通带领我们考察武陵山区。他说，此次武陵行要深入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从民族分化、融合、变迁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是如何分，如何合，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调查结束后，他在《武陵行》中写道：“这个山区在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已成为从云贵高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还保住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融合，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他们长期在一个地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间既有区别、又难分解的多民族共同体。”[17]武陵山区不仅是我国地理空间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自然带，而且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过渡地带。在《武陵行》中，费孝通两次提到“走廊”的概念，认为武陵山区既是一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又因地处江汉平原和云贵高原之间而成为“东西交流的走廊”，虽未直接使用“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充分肯定了这条民族走廊的重要性。

1991年6月，费孝通（中）考察四川凉山少数民族地区

（图片来源：搜狐网）

武陵民族走廊积淀了历史上活动过的各民族的文化特质，逐渐形成今日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特殊地理区域。同时，群山、沟壑和河流又将这个完整的地域分割成众多小型的地理单元，因此各民族间又保持着一定的文化特性和族群边界，同时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空间。潘光旦考证了历史上巴人在这片区域的散布，提到川、鄂、湘、黔这一大片山区，两三千年来一直是巴人与其后裔聚居最多与活动最频繁的地带[18]，都是从区域的视角来看待武陵山区的民族发展。他还特别强调区域内不同民族的关系，并将之扩展为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他指出：“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与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的结合起来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的搞是绝对不行的。”[19]

由武陵民族走廊向南延伸可抵南岭地区，作为我国南部诸省的交界地带，南岭民族走廊同样积淀了历史上活动过的各民族的文化特质，逐渐形成今日苗族、侗族、瑶族、畲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特殊地理区域。此外，武陵民族走廊和云贵高原也连接在一起，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云贵高原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区域空间。一方面，云贵高原成为中南半岛苗族、傣族等跨境民族的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云贵高原南面连接南岭走廊通往环南中国海的通道，这一通道的高山、河流和海洋构成一个整体关系，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区域和更为复杂的跨区域社会体系。[20]在多民族共生关系中，形成和进一步密切了多元一体关系，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今天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是中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认同。

三、农牧交错地带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费孝通是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论证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集大成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游牧民与农耕民在文化、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交融。虽然在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基础上形成了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但这两种文化是“地区性的多元统一”，即游牧和农耕交互影响的统一体。[21]费孝通用“华夏”一词来谈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因为在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华夏是核心概念。游牧和农耕统一体的形成与汇合是讨论游牧和农耕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今天的长城地带是游牧和农耕很明显的自然分界线。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也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即使处于战争时期，也有很多交流、往来，如和亲、茶马互市等，这些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交往交流的过程。北方的游牧民族时聚时散，你占我走，你走我占，其后裔在此和其他民族结合，形成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

黄河“几字弯”就是这一地区性统一的典型区域，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场域。黄河“几字弯”是一条农牧交错的重要通道，是一条农牧业的过渡带。为农、为牧都不能过分超越这条分界线，否则将影响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游牧与农耕，所依赖的生态体系亦不同。游牧经济比较脆弱，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农耕经济则以生产力的相对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能自给自足。游牧对农耕的依赖度很高。

从地理上看，黄河“几字弯”地区泛指黄河经由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内蒙古等5省区所形成的“几”字环抱地带，南起陕北白于山，西至贺兰山，北到阴山，东达吕梁山余脉管涔山，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过渡带，总面积55.7万平方公里。[22]这一区域具有能源富集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因素相对集中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主要发祥区、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八区合一”的显著特点。它北邻蒙古国，西连欧亚大陆桥，地缘优势明显，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又是多民族的结合部，同时也是帮助我们认识中原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地带。

1986年，严文明在论文《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花朵的每部分之间都紧紧相连、不能分离，具有文化上的向心力与凝聚力。[23]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在笔者看来，黄河“几字弯”地区是超越层次的花心和花瓣互为烘托的文化磁场。鄂尔多斯和河套平原的文明进程反映了这一特点。黄河“几字弯”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中，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布相对广泛。在文化内涵上，它们不但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基本特征相同，而且也具有某些地域特点。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代表两种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这就充分说明它们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原始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存。在中原文化向北传播的同时，北方文化也在向南施加影响。黄河奔腾而来，与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明长城最后一次“握手”后便结束了在内蒙古八百公里的行程，向山西而去。长城与黄河“握手”之地便在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几字弯”地区有丰富的长城遗存，包括墙体、界壕、单体建筑（敌台、马面、烽火台）和关堡等。在准格尔，明长城从今龙口镇径直插入山西河曲南部，两岸多有以“口”命名的村庄。这些“口”即为明代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口，长城以南为“口里”，以北为“口外”。“走西口”就是指内地农民为经商或谋生从“口里”向“口外”迁徙，旱路口在杀虎口，水路口就在黄河“几字弯”沿岸的古渡口。今准格尔旗龙口镇护宁寺还保存着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石碑，上面记载了互市的相关信息。黄河贯通了上下游西北、华北之间的交通，而长城则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在“几字弯”，黄河滋养，长城护佑，这片土地留下了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建家园的深刻印记。

靠近农牧结合地带即黄河边区域的蒙古族有农业的传统，清代中后期，很多山西、山东、河北地区的汉族“走西口”（以山西人为最多），逐渐向内蒙古迁徙。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明代末期，如以游牧为主的土默特蒙古族就开始出现农业，但不是很普及，后来逐渐农耕化，笔者曾撰文讨论土默特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变化过程。[24]从游牧到农耕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或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且涉及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信仰体系的变化。例如土默特蒙古族，原来信仰喇嘛教，当山西移民来了以后，带来了汉族的关公信仰和土地信仰，汉族的祖先崇拜和家族观念对当地蒙古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它从游牧到农耕的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这就是对黄河“几字弯”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的客观诠释。

对水利体系的开发利用，也是汉族移民对这一区域的重要贡献。例如，河套平原的开发，就是引进黄河水进而形成一个灌溉系统。河套地区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中原文化很早就在当地生根发芽，而大规模农业区域的汉族移民进入河套是在19世纪中后期之后。在河套的农牧交错地区，大型的水利开发形成了稳定的农区，促成了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共生与融合的局面。“走西口”的移民不断拓展农耕区，将农牧边界向北推移。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农牧结合地带相互渗透，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如清末民初河套的民间水利家王同春对于水利的开发[25]、杨氏家族对于杨家河的开发等，汉族移民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水利工程的建设促进了蒙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意识和共有家园意识。在河套我们看到了文化的流动性，流动的文化不是流而不回，而是流而又回，它形成了故乡和他乡、他乡变故乡的文化往还过程，处处彰显了文化的理解与包容。在这一农牧结合带形成了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实现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情感上的相互依存。

四、通道的跨界性与中华文化认同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特别关注区域发展中的内与外的问题，进而强调民族走廊的跨界性。笔者在《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26]一文中，强调“华南”本身已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方面，华南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华南看中心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特别是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人类学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的人类学研究可以通过通道将中华文明置于更大的区域背景下考察，进而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和互鉴，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相关区域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和深刻内涵。

通过珠江、南岭走廊往南，把环南中国海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通道跨界性的重要特点。字面上看，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是物，是经济。但是，整体上看，尤其是站在历史的维度上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文化的交流、互通与理解。只有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进行同理心的理解，才能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和平共处。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就是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7]的理念推向东南亚社会乃至全球，共同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2000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费孝通做主题发言《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特别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28]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为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和而不同”的理念也可以成为文明间对话以及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

1926年，印度尼西亚棉兰的华人（阿诺德·海姆 摄）

（图片来源：凤凰网）

开展环南中国海区域文明与社会的讨论与研究，就是希望在这一理念下推动文明间对话。环南中国海区域的人文地理分布情况十分复杂，涉及的民族和族群非常多样。不同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产生了紧密联系。如移居东南亚的大批华人历史上即与祖国故土有密切关联，现实中也对华南-东南亚经济文化圈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29]我们知道微观历史与跨大陆历史的长期交织构成了学界重新认识亚洲海域的基础。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立足东南亚本土社会，研究了洲际海上贸易和外国移民对东南亚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像一张无缝之网，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孑然独立，也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像东南亚那样与国际贸易如此紧密关联。他相信，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素有“季风吹拂的土地”之称的东南亚也能获得丰硕的成果。南中国海温暖而平和的海域把东南亚联成一体，15世纪至17世纪海洋贸易的快速增长急剧扩大了区域内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与功能，并加强了都市之间、各都市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围绕这些城市，东南亚国家开始形成并发展壮大，宗教、文化以及更多的世俗思想也在区域内繁荣兴起。[30]

环南中国海区域发生着复杂的文化和民族互动[31]，通道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环南中国海通道研究是从海域文化出发，走出中国内陆，考察华南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族群互动与文化交流，构建理解山地文明、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概念框架体系。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的族群互动、文化交融与社会交往共同构筑了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多中心文明体系，为当代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孔飞力（Philip A. Kuhn）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和互动。他认为，亲缘、乡缘等关系网络构成了华人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潜在通道。在通道两端，移民文化又与地方本土文化相结合，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圈”。[32]扩展开来，从人出发的环南中国海研究，或者说“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要重点把握空间、区域与人的三要素环节，再现和重构地区的国家利益与社会网络。[33]

特别是海外华人对祖先的认识，也和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我曾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岛巴东市的一个小镇进行调查，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该地以穆斯林为主，却有一座庙堂悬挂着“天水李”三个几米高的大字，十分显眼。海外华人保留了源自中国的家族文化和儒家传统，不惜花重金修建妈祖庙以延续信仰和习俗。他们的祖先虽已从福建迁徙至此，但对祖先的追忆高度集中于“天水李”。这种认同不仅是对祖先的缅怀，更是对文化正统性的强调。对他们而言，文化的正统性并不取决于具体的形式或内容，而在于其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谱系的关联。这种现象揭示了海外华人在文化适应与传统认同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跨境迁移中的顽强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宗族以及同姓团体出现了复兴甚至被创造的趋势。追忆祖先成为社会集团不断强化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如陈杰所描述的海南岛的南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村落，在这个村落前往泰国的华人中形成了一个扩大化的联宗组织和同姓结合团体，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同乡同业社会经济系统，这也是“祖先力量”在移居地的再现与创新。旅居泰国的南村宗族首领多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以开旅店发家致富的，而族人多数在这个行业庇护的链条上谋生。[34]

在海外华侨研究中，一方面回头看故乡的文化正统性，另一方面在居住国看他乡的文化，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沟通，把他乡变故乡，这就更需要文化的超越。费孝通曾经指出文化的超越特征：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费孝通主张建立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35]这正是丝绸之路的文化特征。

海上丝绸之路与环南中国海通道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经济活动，还要考察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族群纽带及其在时间上的变迁和空间上的流动。这应该是一个抽取和剥离各种文化和社会网络的过程，要强调“路”的多重性，结合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发展脉络和社会交往的时空过程，对华南及东南亚社会进行连续的整体性思考。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空前密切，人口和商品的流动日益活跃，跨境的族群流动和文化交流正在重构多种网络关系。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作用将越发显著，如何从我国区域板块与交错地带的民族、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层面讨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世界中的地位，也必将是人类学民族学要挑战的一个新课题。

五、结语

宅兹中国，万物生华。文献声教，讫于四海。走廊和通道这片空间，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在这一空间中，不同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融会贯通的理念。从历史上看，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你来我往、我来你去，建立了共同体的联系，密切了多元一体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统一性，形成了融会贯通的多元文化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体性文化特征。今天，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走廊和通道被赋予了全新的空间概念，其流动、交流和互动往来更加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的活态的空间。我们不仅要讨论走廊和通道区域内的文化传统以何种方式表达自身的特点，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结合形态，还要考虑近代以来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对民族、区域、国家的重塑过程，即从社会结合和国家整合的视野来分析跨区域社会体系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呈现出继中有序的文化样态。不同的走廊和通道的社会文化都体现了文化继承性和社会延续性的内在特点，同时随着流动、跨界背景下“大流动、大融居”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大流动的背景下，有形的走廊和通道不断地被越来越频繁的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所“穿越”，文化的建构和文化的再生产也成为走廊和通道空间生产的一大特点。

2017年1月21日，“欢乐春节”活动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举行，中国浙江婺剧团演员表演舞龙（张立云 摄）

（图片来源：新华社）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内发型发展理论创始人鹤见和子的“地区”概念。鹤见和子指出，地区是比国家更小的区域，它不一定是属于国家范围内的行政区域，也可以是跨越若干国家边境的小地区。[36]她用社区研究中的“地点”“共同纽带”和“相互作用”来解释地区，而走廊和通道非常符合地区的概念。走廊和通道是跨民族、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空间，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提供了重要的地区视角。

总的来讲，从民族走廊、农牧交错带到环南中国海通道的区域研究，是将民族走廊地区、民族结合部、跨区域社会体系放在一个框架体系下，这一框架体系是认识何以中国的重要研究视角。从相互关联的多元地理文化区域出发，来认识国家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内外关联，深入探讨不同民族、文化如何在区域背景下互相影响、协同发展，能够清晰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所包含的重要的空间和文化意义。以走廊和通道为中心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空间性和区域性，这是从空间区域上认识何以中国的出发点，也是何以中国的现实表达，更是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视角，进而也为我们理解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空间维度。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